116）与残纸“五月二日济白……”（图41）残札作比，并阐墨刻之别，实极中肯之论。除此之外，残札“此月十四日”（图42与图41）所示“五月二日济白”残片出自一人之手），虽极皱损，然其形貌，与刻本《十七帖》比较，笔法有守之而无不及处。至如“九月十一日”（图43）字样残纸，与王羲之《孔侍中帖》之“九月十七日”（图44）字样，则如出一辙。
残纸中书体相当丰富，除了章草，尚有楷隶、行楷、行书（图45、图46）。试与图28汉简对比，同中有异，汉简虽亦杂体，但仍感严肃，晋人残纸则要解放得多。更有甚者，已是流美纯熟的行草、今草（图47）。几种书体和睦相处于一纸之内，在当时是平常事，在今天欣赏起来，却颇感趣味。有的虽是章草体段，但收笔回锋含蓄，已呈今草势态（如图48“羌也既不能”、“复画日而数”纪事残片）。
谈到反映晋人书法实况的楼兰残纸，忽想起发生在60年代的“兰亭论辩”；不光是因为楼兰残纸实物可以给论辩《兰亭》真伪提供佐证，还因为“兰亭论辩”其实围绕着一个主题——隶意。“隶意”明显，或者暗含，是章草的命脉。
4.关于“隶意”
A.晋人书风
“兰亭论辩”中，认为《兰亭序》是伪作的一方，找出种种根据证明：王羲之那一时期的书体，应该带有隶意，不可能像《兰亭序》这样的完全成熟的行书。而认为《兰亭序》系出自王羲之的一方，也找出各种理由，其中最有力的实物证据，就是楼兰晋人残纸，其中尤以《李柏文书》（图49）为著名。李柏为前凉西域长史，据王国维《流沙坠简补编》考证，他的活动年代当在东晋咸和至永和年间，正是王羲之书写《兰亭序》的年代（“永和九年”）。虽然说在出土的同期简牍中，还是隶意颇浓的东西，但《李柏文书》等的特殊面目确是事实。普遍性不能否定特殊性。在可信的实物面前，我们 需再进行过多的口“辩”，只用眼“辨”就是了。
实际上，《兰亭序》那样的字体与书风，在五羲之之前就有，他写出《兰亭序》也不是稀罕事。至于认为它圆媚近俗、从其笔迹状况以及文风等方面着眼仍有不少疑问，那则是另外一码事。清人李文田说：“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功受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太残酷了，这无疑将一下子否定掉传世的几乎所有王羲之书迹；而且，李氏此言完全忽视了包含了刻工个性的碑刻与墨迹原本之间应有差别这个事实。关于《兰亭》问题之辩，有几个问题应该区分而论：王羲之能否写出这样的书体是一个问题；此《兰亭》笔墨是真是伪是一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不可混而一谈，“胡子眉毛一把抓”。
魏晋，是一个文化艺术形态纷繁的时期。这是一个挥 清谈而又讲究大变革的时代。“俗好清谈，风流挥扇，志轻轩冕，情鹜皋壤。机务不以经心，翰墨于是假手。或品极于峰杪，或赏析于毫芒。至乃父子竞爽，殚精以赴，疲神靡辞，以此为书，宜其冠绝后古。”（马宗霍《书林藻鉴》）是的，“父子竞爽”于书法；据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曾对其父王羲之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究 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好一个“法既不定，事贵交通”，难怪王献之能脱胎换骨，潇洒独步。同时，这一时期的书法理论亦喜获丰收：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东晋卫铄《笔阵图》、北魏江式《论书表》，南齐王僧虔《笔意赞》、《论书》、梁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虞和《论书表》、梁陶弘景《论书法 启》、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等。难怪，在这个时期，在隶书式微的情势下，章草、楷书、碑书、行楷、行书、今草都各臻其妙。尤其是章草，在魏晋时期大空纷出，成一时之盛，而且，这时的章草，已在汉代章草的股体内注入了“今妍”，焕发出追求纯美之时风。
晋代，是书体发展的一个秋收季节。有些书体，汉风犹存，明显的，如《爨宝子碑》，即便钟王小楷，其横画、转折、捺脚收笔处，仍隶意盎然。但是，如果说晋人书体一定带有隶意，就失之武断。晋人的今草、行楷、行书、行草等均已别开生面，脱脑了隶意的窠臼。黄宾虹云：“晋人书，变方为圆，变隶为行。”（《黄宾虹画语录·论晋人书》）即说明了此意。“变”，虽然总是由量变开始，但也总分有质变的时候。
Ｂ.章草之隶意
“隶意”，就是隶书那特有的味道，尤以“燕尾”为最；一笔到位的“燕尾”，而隶意尽出。
作为“隶书之捷”的章草，有隶意是其份内之事；但章草的隶意，随时间而发展，也因书家而区别。刘熙载《书概》云：“章草有史游之章草，盖其《急就章》解散隶体，简略书之，此犹未离乎隶也；有杜度之章草，盖章帝爱其草书，令上表亦作草书，是用则章，实则草也。至张伯英善草书，尤善章草，故张怀瓘谓伯英‘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究，’以示别焉。”沈曾植《菌阁琐谈》亦云：“《急就》是古隶章草，《月仪》是八分章草，右军父子则今隶今草也。《急就》止右波，《月仪》左方起处收处皆有作意。”此则说明了章草取源之差异，流变也因之而不同。
“隶意”，虽发源于隶书，但它也可以出现于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当中。隶意，在不同时期、不同书体或者不同表现形式中，相应不同。晋人《三国志》残卷（图50），作楷书（有钟王风韵），但从字的结体、用笔的起迄转折尤其是末笔夸大的重顿“燕尾”，可以窥见隶意。再如晋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残卷（图51）和六朝安弘嵩《写经残卷》（图52），书体皆楷中兼行草，突出的横笔和捺脚使通篇在流畅间增添了一分稳重、质朴。
稳重、质朴的书风，与隶意“同气相求”，但是如果都一律呼之为“有隶意”，就不甚妥当，似有把“隶意”内涵扩大化之嫌疑。隶意，困体制宜，秦隶、汉隶、隶楷、楷书、章草、行草，书体不同，倘若要表现隶意的话，也就各有春秋，风貌不同。隶意，也是“因地制宜”的，简单地说，像图53所示的两种汉“长乐未央”瓦当，其捺脚的隶意，均受到瓦当圆面布置的影响；复杂地说，各种书体所表现的隶意，应该是与该书体相协调的，不能“羊群里出骆驼”。研究书体，不见隶意和满眼隶意，都是偏见。而且，有无隶意，不能通过一笔一划或者说一字两字来作判断。说章草有隶意，并不见得章草个个字都要有尺寸合适的“燕尾”，其隶意，还可以表现在转折、横、收笔、点等笔画处。
书体变形，有实用与不实用之分。实用，即简捷，是一种新书体有生命力的重要条件。篆书的对称结构与圆笔使转，被隶书方折所取代，但是，隶书那既长又大、以艺术性为主的“蚕头燕尾”，仍然是实用中的弊端。章草的“立身”，以草书为主调，又要保留隶意，倘若照般隶书那装饰味过浓的“蚕头燕尾”，硬安上去，就不但不协调，而且书写起来仍然费劲，有失便捷之旨。章草的突破，就在于把“蚕头燕尾”进行了处理，使之短暂化——由长变短，由慢变快，笔短意长，虽然一挥而就，仍保留着隶意。黄伯思《东观馀论》说：“凡草书波磔者名章草”，虽说得简单了些，但意思正确。
三、章草之发展
（一）《急就章》与章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