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图80所示，笔锋似较长，下笔多出侧锋、有方意，但笔画圆劲灵活，特富弹性。
单简单行的简书已然可喜，单简多行的（图81、图形82），其章法之自然、结体之活泼、用笔之潇洒、点画之精到，更令人叹赏。应该知道，一枚汉简，地方不大，哪里像今人喜欢使用的四尺整张甚者丈二匹？
晋简章草，比起汉简章草则更精能娴熟。“如期送余少谷移奉”晋简（图形83），结字与笔墨，简直无可挑剔，比之陆机《平复帖》亦不稍让，若彼此对照，有似曾相识之感；只是它们谁先谁后、谁影响谁，无从考查矣。
现在，把一枚单行简书（图84右）放大、分段、剪贴并置，再看，成了一幅作品（图84左），殊堪玩味；此又练习创作之不传妙法，他人不曾道及也。
（二）砖刻章草
1.《东汉（急就）砖》
《东汉（急就）砖》（图形85），算不上什么章草佳作，之所以列它在此，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该砖从书法实践的角度，显示了书体交替的中间环节。至东汉，章草已然开始普及，《急就章》便是当时权威的“字帖”。该砖刻的内容，即是《急就章》首句。其作者，应是工匠，刻划无拘无束，完全坦露了自己的“草化心态”。该砖开头“急就奇”三字，还算规整的隶书（还有后抽的“异”字，可见该砖刻者并非“文盲”），以下，作者开始“草书”；但显然，他对章草书体还陌生得很，对章草草法更不知其然，因为在他写的14字中，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章草字（“急就奇觚（与）众异”句中脱“与”字）。由此可以推测，章草书体在一出现就因为规矩太多而“曲高和寡”，没有太强的群众基础。当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一砖何足为据？但是，一斑可窥全豹、一叶可知秋来，章草不兴，毕竟有这方面的原因。
此外，该砖充分展示了随意刻划的特点，匠人信手取物，如锥子、小木棍或其他工具，自然就区别于正规的碑刻，更区别于毛笔之书写。砖坯泥软，随意刻草，笔画一般浅、细，多呈圆笔；而碑刻，是正经事，下刀斩截刚劲，亦多方笔。
该砖刻，有意无意之中营造出一种强烈的视觉空间效果。右侧和左侧两行较规范整齐，而中间一行则草率随意，整体一看，中间一行飞施而动，如飘风过巷。
2.曹氏宗族墓砖
曹氏宗族墓砖，虽然字数不多，但比起上面《东汉<急就>砖》来，其草法则要像样得多。
东汉建宁三年（170）的曹氏宗族墓砖（1977年在安徽毫县出土）上，有“会稽曹君”四字和“为将奈何吾真愁怀”八字（图86），是成熟的章草和今草。此时的章草，已经成熟了近200后，所以在民间“习以为常”也无足称奇。《东汉<急就>砖》不如此砖草法熟练，或许不仅仅因为早了几十年，还应当有工匠个人的文字和书写水平的因素存在。实物资料的对比，要同时考虑客观和主观这两大因素。
3.晋《咸宁四年吕氏砖》
晋《咸宁四年吕氏砖》，是砖刻中的佼佼者，虽然比不上简书和残纸，但也是研究章草的重要资料。
西晋武帝曾下诏禁碑铭，砖刻遂兴。《咸宁四年吕氏砖》（图87），1981年前后出土于安徽凤台县，该砖尺寸为34.8cm*17.2cm*5.8cm，砖文为：“咸宁四年七月吕氏造是为晋即袄十四年事秦岁在丙戌”。咸宁四年为278年（戊戌），晋“即袄”则为266年（丙戌）事。该砖刻可视为西晋时期章草刻书的代表作之一，其章法、结体及用笔均娴熟，线条圆浑劲健而又不失章草收笔之斩截，可见书写人并非劣手。
晋咸宁四年，正是陆机（261-303）活动的年代。陆机《平复帖》所显示的朴茂大方、秃笔书写以及结体斜纵之势，似乎不难在《咸宁四年吕氏砖》中体会到。两物之作者，彼此或许从未谋面，但风格暗合，乃“时代性”使然；而墨迹与砖刻异制而同趣，又着实招人玩味。
从章草的成熟角度看，《咸宁四年吕氏砖》与另一名砖东汉《公羊传砖》（图88）比较，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东汉《公羊传砖》，虽然其中“正月”、“何”、“也”、“日”、“而”等字作章草，但整体基调还是隶草，没有摆脱隶意。
（三）残纸章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