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庾肩吾《书品》云：“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日曰草书。”赵壹的“趋急速耳”、江式的“一时之变通”以及染武帝和庾肩吾的“赴急之书”，都是从秦汉之际兵 连绵的情势出发，着眼于书写的时间紧急情势来分析“草书”形成的原因。其实，即使战时，也不都时刻要“赴急”，也有体闲的时候。不同意上面赵壹和卫恒的草书始于秦汉之交即“草书（产生）在篆隶之间”的说法，清钱泳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草书之名，实起于‘草稿’。《史记·屈原传》：‘屈原属草稿未定。’是古篆隶皆有草稿书，非今之草书也。“（《履园丛话》）钱泳这里所说的“草书”概念，显然要宽泛得多，不是全指的章草。之所以出现上面的说法分歧，就是把草书的书体来源与产生年代搅在了一起，而使本来不太复杂的问题复杂化了。“书，心画也”（场雄《法言》），对于草书的产生，欲明其究竟，我们还是探其根由——心源。3.“草化心态”草书之产生，除了客观原因，主要还是主观原因。“赵急速耳”、“赴急这书”，“急”，既有客观，也是主观。客观“使然”、主观除“不得不然”之外，当然可以“不必然”；客观“不使然”，主观可以“欲然”。如果不去追究草书产生于何时、何地或者何人等细节问题，而直接分析它之所以产生的主观原因，把问题归结到一个，即书写者为什么“急”，或者说他”草“的心态，也许这样会更简单而址接地说明草书之所以产生。昔日 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下笔时“草化心态”。战将前线吃紧，急率真而不等一笔一画，所以草；文人书斋闲暇，能认真规整但为求笔墨意趣，为别人赏或自赏所以草；匠工干活，忘记笔画而胡乱简省，所以草。这些情况，不管客观情况怎样，都不外乎下笔落墨瞬间的“草化”，都源于主观的“草化心态”。出土于山西春秋晚期晋国都城侯马古遗址的书写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侯马盟书》（图2），是大篆，但已不像金文线条那般刻板，而是充分体现了用笔的变化，起笔重而收笔轻，使转灵活而有弹性，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已经有了连笔意识，这则是书写时的“草化心态”使然；“盟书”尚且如此，其他用途之书可想而知。几乎同时期的简书如《河南信阳楚简》与《长沙仰天湖楚简》，字距疏朗，用笔圆劲，其圆拱形结体显示出用笔的熟练与书写速度的快捷，已透露由篆而隶的消息；这种书风，我们还可以在占国《楚王感鼎铭》（图3）中观察到，其环状用笔和收笔的潇洒，完全显示了书写者的“草化心态”。再如秦《苏解为陶盖》（图4），“苏解为”三字虽是篆书，但笔画是“草化”了的，如此新颖别致的刻画，完全依赖陶器工匠的随意心态；另外应注意，此例足可说明，篆书的草写，即篆草，不一定就是草隶（隶书的雏型）形态，它可以有行书的意味，或者说它正在直接向草书接近。南宋江著名学者张轼《南轩集》云：“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张轼这话说得很痛快，会么时候开始了写字，什么时候就有了草书（此“草书”，与现行概念不一样，其实指的就是“草化”了的当时书体）。清孙星衍《〈急就章〉考异序》云：“草书之始，盖出于篆。或以为‘解散隶体粗书之’，非也。”孙氏此方的“草书”，当然不是指成熟悉了的章草，而是指章草的萌芽，他的意思是说章草，而是指章草的萌芽，他的意思是说章草在篆书仍在流行、隶书尚未成熟之时，就已经开始了萌芽，不会等到隶书“熟悉透”之后再加以变化发生。书写的物质条件随时代而变迁，但书写活动的主观心态却是基本固定的，起码，在实用中以求便捷的“草化心态”是这样。诚如张轼所说：“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是，是否只要书写时“不谨”，就一定可以称为草书呢？不是，只能称为”草化“。书法艺术所谓的草书，是有一定规矩和法度，而不是那些杂乱无章、不合草法、完全以实用为目的的随意的草写。4.实用性和艺术性A.有意无意书体之变革，无不归结于实用性和艺术性这两大因素。上文所述“草化”，亦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分别，即既有出于实用目的的，出有出于艺术目的的。有坡的是，当“草化”被视为一种书法艺术行为时，它未必就符合书写者当时的心枋，他查哨能有意，也可能无意。实用性和艺术性，像磁铁的两极，共体于草书之中。若对草书发表谇论，就必须兼顾两者。传汉张芝（伯英）“下笔有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卫恒《四体书势在必行》），此言颇引人思，既然写草书以求便捷，怎么又不能太草；草书笔画虽少，但有严谨的楷则，情急也写不好；闲暇时可以慢慢写草，则纯属艺术活动了。张怀瓘《六体书论》说：“草书者，张芝造也……然草法贵在简易，而此公伤于太简也。”此批评则又站在了实用性角度一方。章草的产生，虽然也许主要出于实用性的目的——“趋急应速”，但它事实上已经兼顾了艺术性（美观）。常云“艺术实践”，此词当有实用性和艺术性双层含义存在，章草书体之所以能在隶书产生之后迅速占有一席之地，与积极活动于“艺术实践”不无关系。B.为体为用那么，草书的实用性和艺术性两者之中，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或者说，是实用性占第一位呢？还是艺术性占第一位呢？这个问题不能“一言以蔽之”，要看具体的时间、场合和人物等条件和相互关系。我们不能站在实用的角度来指责某种书体的“难认”，因为它的目的可能只是艺术目的。诸葛亮种书体并存而不一体独行的现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样，章草的产生过程，也不外乎这两个因素的复合作用；也正因为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相互交织而不能常相合一，给今天研究章草的发生发展过程造成了一定的因难。实用性与艺术性，两者是可以分离的：一种书体，实用性没了，实用性却仍可存在；反之亦然，艺术性没了，实用性却仍可存在。篆书为隶书取代、隶书为章草取代章草为今草取代，实用性增加，但原来书体的艺术性却丝毫没有减少；行书取代草书、宋体取代行书、印刷体取代宋江体，后来的书体实用性增加，艺术性却不见长进。今天存在的书体，则更是两极分化：在实用性阵营，只管整齐清楚，计算机代替手写；在艺术性阵营，则已完全脱离实用性（当然，它也有实用性，比如作为一种爱好或者追逐名利的手段）的要求，正向纯艺术行为迈进，什么现代、抽象、主义、后现代，不一而足。极力想推广一种东西，无疑将断送它的价值。章草书体，一直没有被推广掉，是其艺术性高强的明证。C.和而不同书体的前进，靠的是实用性与艺术性这“两足”。实用性和艺术性常常又是“齐心合力”、共同作用的。比如在隶书的形成过程中，从《云梦秦简》到《居延汉简》，其书写材料和功能基本没变，但书体面貌已然拉开距离。实用性，是简书存在的根本条件；但是，讲究艺术性，求美，又是与生俱来的，简书的大字距、重波磔、长竖画等浓厚的装饰趣味即是。书体每前进一步，都在力求兼并顾实用性和艺术性这两面；而一种新书体，只有兼并具了实用性和艺术性两面，它才是积极的、有生命力的。从书体的演变历史看，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升降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由篆而隶而楷而草而行，实用性似在增值，艺术性却也没贬值。书体发展的趋势，似乎是由客观要求型超向于主观需要型的，换言之，实用目的在降代，而艺术目的在增加，即，越来越“有意”。实用性和艺术性两因子，并不总是协调平衡的。一种书体，突出了艺术性，实用性就要相对减弱；反之，突出了艺术性，实用性就要相对减弱。狂草，被称为“草书中之美术品”（于右任语），即因为它严重倾斜向了艺术性一边。至于今天所使用的仿宋江体、楷体、黑体等印刷体，实用性绝对没问题，但艺术性则几乎谈不上。“实用性”容易辨别，书写便捷利事即是；而“艺术性”不易衡量，它因人而异，因不同的审美标准而有差别。不能说章草就比隶书艺术性高，也不能说今草就比章草艺术性高。5.稿草与章草谈及实用性与艺术性，想到一个词：简则（藁）草。“稿”通“藁”，稿草（藁草、藁书），这是在谈及章草书时常触及的词。不管此称谓源于何时，它只是把“草”与“稿”的关系拉得比较近罢了，意即起草、打稿方式的草书；因为不是正稿，所以书写起来草率、省便。张怀瓘在《书断》曾引王语：“若草非草，草行这间。”并驳之曰：“岂必草行之间谓之草耶，”由此知，称章草为“稿草”，则大不确。至于有人认为，唐以前所说的“草”指章草，唐以后则指“稿草”（藁书），以此区分章草和稿草两个概念，仍有偏颇。“稿草”和“草稿”，理应分清。“草稿”，属合成词，意思是“初稿或者非正式稿”，而不是“草写或者草率的稿”；“稿草”，则是草书的一种称谓。唐家璇人虞世南《书旨述》云：“史游制于《急就》，创立草藁。”似把“草稿”和“稿草”视为一物，并粗糙地与章草划了等号。从书写法则的严谨，而稿草则要自由随意得多。稿草，不能硬要把它与章草划等号，这是由它的本意所规定的，正如张怀瓘《论草书》所说的“草书之先，因于起草。”或者《宣和书谱》所说的“今世犹以起草为藁者”。6.“隶草”和“草隶”“隶草”与“草隶”，是论及章草时常可见到的两个名词。它们都涉及到了“隶”与“草”的关系，而“隶”和“草”的关系，正是谈章草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张怀瓘《书断》云：“章草，隶书之捷。”虽然章草的产生过程与隶书的产生过程完全是两回事，但是，研究隶书的发生和成熟过程，会从一个侧面给我们研究章草的形成过程提供旁证。像“稿草”与“草稿”有区别一样，“隶草”与“草隶”，也是两个概念，虽然意近，但不相等。“隶草”，意即隶书的草写，是从“解散隶体粗书之”和“章草，隶书之捷”之意而言，即从章草之所由产生的角度而言。但是，“隶草”，只是约等于章昔日 （像篆草等于草隶而不等于隶书一样），两者并不意同（章草比“隶草”草法更为系统化、规范化、符号化），前者内涵更宽泛些。如居延汉简（图5、图6），是隶草的例子，其中偶杂着地道的章草。再如汉朱书砖（图7），也是隶草，但其间也揉杂了章昔日 、隶楷、行、行草诸体。“草录”，则麻烦些，它有两种说法：一，草写的隶书；二，隶书的雏型，即篆书的草体（古隶）。“草隶”这两种说法的区别，关键在于对“草”字的理解上：是把“草”作“草率、不细致”解，还是作“初步的、非正式的”解。“草隶”，以第二种说法为恰在此时当，否则，依第一种说法（“草隶”为草写的隶书），则“草隶”与“隶草”（隶书的草写）两者仍然无法区分，都等于说是章草，显然不合适。“草隶”与“隶草”混用，不乏其例。林志钧序卓定谋著《章草考》说：“是知章名后起，初但名草，又曰隶草，亦称草录。张怀瓘《书断》谓‘章草即隶草之捷’”。即把“隶草”和“草隶”视为一物，可是，所引张怀瓘语“章草即隶草之捷”，“隶草”原本实作“隶书”。《魏志·卫觊传》云“觊善隶草”，晋索靖《草书势》云：“损之隶草，以崇简易。”可见，称章草为“隶草”似较合理。此下无意纠缠于名词术语，只是认为把“章草”与“隶草”，“草隶”三个概念分清而不混用，有益于解释和理解书体演化中的有关问题。有一种说法，古籍中“隶草”或“草隶”，本无其词，而是“隶书、草书”或“草书、隶书”之合称；此说有一些道理，但并不尽然，那要看具体文句而定。（三）章草之发生1.草隶之分化由草隶（或曰秦隶、篆草、古隶）发展到隶书（或曰汉隶、八分），隶书再草化，经由隶草形成章草，这是主流、大趋势；但是，中间环节却并不这么简单。篆书开始它的草化形成篆草（草隶）之后，大致朝两条道路分化开即将。其一，继续简便和草率化，并逐渐具有一定的草化法则，形成章草；其二，书写规范化，变小篆的圆转为方折（成为缪篆），并成为左右对称结构，即标准诉隶书（八分）。由草隶变为章草的路径，可用图8粗略示意。如图所示，在第一条路径上，草隶（篆草）没有“循规蹈矩”，它的变体节奏很快，以至于“好像”没有经过隶书这个中间环节，章草的一批字就产生了。其实，这批字的变化过程也并不违背“渐变”的道理，只是它们择取捷径而已；或者应该认为，即使完成了第一条路径所需要的时间比第二条路径短暂，但是中间环节却并不少，只是我们尚无足够的实物资料来细致观察这个中间环节罢了。在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中可见到草体字如“是”（是）字等，显然已慢章草体段，它们从何而来？似可认为，它们已经走完了上述所谓的“捷径”。这样的字不多，大批的字，仍然是“按部就班”、随大流的，即走第二条路径。
另需说明，在隶书仍是官方标准书体时，章草也同时在社会上流行着；也就是说，隶书与章草曾经并行过一段时间。所以，如果发现一枚汉简中章草与隶书搀杂，就不奇怪（图居延汉简）。
2.章草之发生
A.章草之“两足”
章草 的发生，包括萌芽、成长及成熟，今天看来，时间并不漫无边际长，其间有些什么细节，今天已无从更多知道，好在我们有秦末及两汉简书可作观察。
章草书体，是一种特殊的杂合体。章草之出生，主要“受孕”于隶和草，所以，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曰“草法”（此处的“草法”是广义的，是指书体寻求字形省变、书写便捷的方法）；二曰“燕尾”（隶意的主要标志）。此两特征发育完善之后，章草书体也随即成熟。章草收体的前进，靠的就是这“两足”。
章草的隶基因，“遗传”于其“父辈”（隶书），而其“父辈”呢，则是继承了其“祖辈”（古隶、秦隶、篆草）的衣钵；所以，章草除了带有隶基因和草基因之处，还残留着相当的篆基因。草法“从篆”或者“草录”的说法，道理即在于此（具体字例，在第三章“草法的形成”文中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