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 朱熹集注《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157]《八大山人书画集》下册第266页、上册第147页。

[158] “科学家实验自然之时，必离我于自然，即以我为实验者之谓也；文学家描写自然之时，必融我入自然，即我与自然为一之谓也。”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159] 如论“冲淡”曰“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论“洗练”曰“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流水今日，明月前身”，论“疏野”曰“惟性所宅，真取弗羁”、“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论“实境”曰“取语甚直，计思匪深”、“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论“超诣”曰“远引若至，临之已非”、“诵之思之，其声愈希”，论“飘逸”曰 “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识者期之，欲得愈分”，论“流动”曰“夫岂可道，假体如愚”、“来往千载，是之谓乎”。见：《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14、28、33、37、39、43页。

[160] “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诗家所以异于方外者，渠辈谈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见：元好问《陶然集诗序》，《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册第45页。

[16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上卷第13页。

[162] “在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里，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不是诗中高品或正宗，而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却是画中高品或正宗”，钱钟书在研究中国诗与画关系时有此结论，这结论建立在“旧诗或旧画的标准分歧是批评史里的事实”。见：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163] “在表现言辞上，诗胜画；在表现事实上，画胜诗。”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曾论述过诗与画，他把画与诗的关系比作“事实与言辞之间的关系”，前者靠耳，后者靠眼；“绘画与诗的关系正如物体与物体的影子”，影子可以肉眼得见，而想象的形象不能看见，“想象的所见及不上肉眼所见的美妙”。至于说“画是哑巴画，诗是盲人画”，即与画是无声诗、诗是无形画之说异曲同工。见：《达芬奇论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20、23页。另：“诗人有自己的调色板，如同画家之有不同的辞藻、段落和语调。”见：《狄德罗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7页。古罗马帝国时希腊作家普卢塔克（Plutarch，约46-119）则把诗与画绝然分来，其立言有偏激，但也不是无端的，他说“绘画绝对与诗歌无涉，诗歌亦与绘画无关，两者之间绝对不相得益彰。”见：《美术译丛》，1982年第1期，第31页。

[164] 张岱《与包严介》，《琅嬛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52页。

[165] “莱辛承认诗歌和绘画各有独到，而诗歌的表现面比绘画‘愈广阔’”。见：钱钟书《读〈拉奥孔〉》，《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166]“造型艺术应该是一种无声的诗的艺术。”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1775-1854年）语，他与费希特、黑格尔为康德之后德国唯心主义运动的三大巨人。见：《美术译丛》，1987年第1期，第69页。

[167] 苏东坡论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见：《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卷5第261页。

[168] 《宣和画谱》，《中国画论》，安徽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卷1第538页。

[169] 八大《题画奉答樵谷太守二首》：“禅分南北宗，画者东西影。说禅我弗解，学画耶得省。至哉石尊者，笔力一以骋。密室宗少文，天都卢十景。传闻大小李，破壁走燕郢。愿得诗无声，颇觉山为静。尊者既括目，嘉陵出俄顷。”见：《八大山人诗与画》第103页。

[170] 假如耐心揣摩八大那莫名其妙的句子，其实也并非完全无踪迹可巡。若《题双孔雀图》那首怪诗，联系当时时局与他的处境，当有暗合，而那呆头呆脑的、站在危石上的孔雀，也的确不像一般的形象。“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孔雀”以花翎指代清朝官员；“名花”指牡丹富贵；“雨竹屏”引与他曾交往过的府官宋荦《竹屏》诗并暗连他家的泪竹（或名雨竹、湘妃竹、斑竹）屏；“竹梢”即竹头暗指官员顶戴；“三耳”则有两典可稽，《孔丛子》载奴才“臧三耳”特别机灵，《搜神记》“三耳秀才”狡诈凶狠；“逢春坐二更”则喻虽春风得意，日子终不可长。见：《八大山人诗与画》第66页。另可参见：李叶霜《八大山人〈孔雀图〉的秘辛》，《八大山人全集》第5卷第1248页；图见同书第1卷第206页。

[171] 八大计有“三月十九日”、“个相如吃”、“忝鸥兹”、“拾得”、“何园”五种，“均寓较深含义”。见：杨仁恺主编《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29页。69岁（1694年）时画上出现花押印，时值明亡五十年整，故普遍认为此画押为“三月十九日”五字的连写；另有“十月三日”之画押，见：白谦慎文，《八大山人全集》第5卷第1046页。在八大山人的用印中，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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