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8]之列。“辩”是一种“对话关系”，没有语言、没有关系，就没有“辩”，所辩的“理”更不存在。

“道为智者设，辩为达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269]。

5.2.3  困惑与新图

所有的语言，最后都要落实到“语言分析”、“术语学”、“措辞学”上，其实就是“概念”的认同上。“认同”，就需要传统的、习惯的、大多数人的“经验主义”或“常识”[270]；而这些，又往往难免其主观性、模糊性与歧义性，被采纳或被拒绝是偶然的，完全统一与一致是不可能的。于是，有“真正的知识”，也有“含混不清的知识”[271]。

要言的，是“道”、是“意”，但那恰恰又是难言的。语言障碍，尤其存在于哲学研究之中，概念模棱两可，言之不通，靠“暗示”，捉襟见肘，这的确使人烦恼和绝望，哲学家们想尽办法[272]也无济于事。人的一切，毕竟都依靠语言来传达与留传，而语言本来却不是思维的本身，它属于“二级系统”[273]，是“二手”的、间接的。

于是，“语言”被广义化、扩大化，诉诸视觉及其他；值得庆幸的是，视觉语言成为一种选择，从此可以摆脱“唯一语言”的苦恼。从人类的生存来看，“观看先于语言”[274]，它虽然没有文字语言的直接教化，但诸如绘画、雕塑、舞蹈、建筑、电影、音乐等艺术形式，喜闻乐见，较之诗歌、话剧、文学等更便于直接打动观者。

佛教传入中国，起初也是依靠图像来“先入为主”的。汉明帝派使者向西方求佛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彼时佛教也被称为“像教”[275]，可见设像兴教的普遍性；画家若曹不兴等也因为有了大量艺术实践的机会而知名天下[276]。虽然此“像”非真身真相，但这种通俗的视觉形式也的确有效，寺庙中高大威严的金身佛像的确有威慑力与感染力，从而起到教化作用。“降情诱接，岂穷妄相”；“自假相以庄严，且托真而教导”[277]，正因为承担着这种社会功用，艺术开始了真的实践，不再停留于理论上的思考。

一纸佛像之庄严，竟堪与千万字经籍同功效，奇了！绘画与宗教的联姻，产生出如敦煌壁画那样的绝世之作。创作心态的严肃性与崇高性，便可远离俗尘。由于年代的玄远，当初绚烂的色彩敷陈早已消褪不少，但那墨亮的线描勾画，依然精神焕然。色彩地位的淡化，凸显出墨色勾线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因着这种契缘，文人的审美情趣得以胜利，写意与求简的期望得以发挥和实践。

艺术实践之外，有了艺术理论。艺术理论是靠文字语言陈述的，而文字语言具有不可靠性。艺术本身有不确定性，艺术理论也有模糊性，再用不可靠的文字语言来讨论，简直不可想象。文字，总要阅读才能领会；画，睁眼欣赏便是。相对于文字语言来，视觉语言要省力得多。

不管怎样，走过文字之旅、逃出语言的“迷宫”后，疲累的脑子虽然还会继续运转，但却总是可以尽情享受一下视觉活动的快乐了。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不缺少什么、我们缺少什么。

5.3  语言的启示

为了说清楚不见得能说清楚的东西，我们讨论；讨论就要说话，说话就要费力，费力未必讨好，除非我们不说。有些话看来不沾边，却是问题的根源；有些话看来直奔主题，其实是浅薄。

“画”意本可以不靠“话”来传达，但艺术理论恰恰靠“话”来解决。高明的“画语”方式，要遵从“话语”实践失败与成功的经验，就是“简”而再“简”，“言简意赅”；做到很难，正因其难，才有努力实现的必要。

八大没有留下画论，他的话全在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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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子·尽心上》。

[2] “……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见：《庄子集解·外篇·知北游》，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6页。

[3]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见：沈括《梦溪笔谈·续笔谈》，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434页。

[4] “对柏拉图来说，神的功能是巩固和解释宇宙的秩序与合理性。”见：[美]戴维·林德伯格著《西方科学的起源》，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47页。关于“在”这一概念，海德格尔归之于形而上学的最高层次，并对“在”的本质及其与“形成”、“表象”、“思”、“应当”诸方面给以关照。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另：“范畴之形而上的推证”（metaphysical deduction of category），“范畴之超越的推证”（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of category），依此来认识“存在”（existence）、“存有”（being）等概念的属性，有落实的意义。见：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161页。另：“真理的寻求者希望最终弄清奥秘，确立说明事物存在方式的那些事实、原理和理论。道的寻求者力图发现促进社会和谐地存在的种种行为方式”。见：[美]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外国学者以为找到了一个词“truth”，可以与“道”、“真”或“理”相对应，其实很浅薄。中国哲学思维中的“道”与“真”，均不是单纯的物质的客观的意义，都同时包含精神的主观的因素，是比“truth”即真理、真实意义复杂而模糊、通透得多的一个概念，“道不可言”，“言而非道”，这样的语境方法，只能意会。

[5] 《庄子集解·外篇·知北游》，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2页。另：“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无问，问无应”。另：《老子》第56章。另：《庄子·内篇·齐物论》：“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庄子·外篇·天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外篇·知北游》：“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杂篇·寓言》：“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又：《列子·说符》：“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

[6] “强为之容”、“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见：《老子》第15章、25章。

[7]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见：《论语·阳货》。另：“凡可以说的都可以清楚地说，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见：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名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另：“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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