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欣赏，是勉强不得的，要让人喜欢，只能投其所好，所谓“适者生存”。黄宾虹1943年《与傅怒庵书》记有这样的话：“金冬心自命不凡，讲学扬州梅花书院为山长，画粗笔佛像梅花，亦以湘竹灯求袁子才在随园寄售，而经年未出售，袁谓‘南京人只解吃鸭臊’而退回之。古人至诣不干时好，无足怪者。故爵禄可辞，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
一种书法风格，即便再好，始终关在书斋里秘不示人，那么它的存在也基本等于零。孤芳自赏的书家大师，假如说有，也是遗憾。更多的书法风格的面世、实现其价值，无疑是更为令人欣喜的事情。尤其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信息时代，一种文化产品的存在与实现，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环境之外。
（四）时代气息
艺术的土壤是社会。艺术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大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而独立存在。书法艺术风格的演进，虽然有自己的特定规律，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随时代而迁流。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是社会的反映，艺术也是社会的反映。无论文学还是艺术，虽然不可能完全反映社会的现象和问题，但是，它们既然都是人的产物，而人又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社会中，所以，必然受到社会的影响，所谓“染乎世情”；即便比文学更为自由一些的艺术行为，也不可能完全游离于社会之外，而事实上，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更能生动和形象地反映着“世情”。
政治的参与和催化，可以让一种书风平地扶摇，可以让书家一步青云。上者言不及义，下者无所用心，上行下效，是社会历史的一种情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等因素，共同组合成一个时代的大背景。活动在这个大背景中的人及文，不可能不被浸染。书史所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说法，皆是归纳一个时代的风格。米芾在《书史》中针砭时弊，认为“李宗锷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宋室南渡之后，如《书林藻鉴》所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盖一艺之微，苟倡之自上，其风靡有如此者”。“趋时贵书”，致使书家失去自我，不能正确对待传统与革新、当下与将来的辨证关系，这是时代风气造成整个艺术品位降低的一大原因。
风行、流行、世风、时风，都是世相的代名词。时代气息，可感而难言，任何人不可能完全摆脱或游离于社会环境之外。明白“微波喜摇人，稍立待其定”、自信“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陶渊明，梦想找到一块世外桃源，最终没有如愿。完全倚赖幻想活着的人，毕竟没有，人们难以摆脱世风，只好随波逐流，相对地失去自我。即便特立独行的艺术大家，也不可能卓尔超脱于时代气象之外。
石涛说过：“笔墨当随时代。”“时代”包括那些内涵？又怎么个“随”法？一幅绘画作品，在山梁上画一些电线杆子，显然画的是新时代而非古代，但是，书法作品又如何表现“新时代”呢？可见，时代特征，不只在表象，更在气象。人们都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经济时代是一个“快餐文化”时代，那么，考虑不朽或者永恒的人，无疑是有点“傻气”。唐孙过庭《书谱》云“古不乖时，今不同弊”。黄宾虹《古画微自序》云“自来文艺之升降，足觇世运之盛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和艺术，其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时代，是由当时社会的和个人的、主观的和客观的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时代气息，是宏观化、集体化了的个人风格，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气息，不过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习气而已，虽不确切，但容易理解。
二、从艺“两手”
（一）性与功
《中庸》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书法艺术，易学而难工。“学”，可以用功，然欲求“工”，非惟“学”可致，其中有“性”焉。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才”与“气”，是先天的，而“学”与“习”，是后天的。先天不足，后天可补，所谓“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其实，“定习”也是相对的，只能实现到一定的程度，因“习”终归要受到“性”的左右；不过，“因性以练才”却是道出了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顺性自然的客观规律。《体性篇·赞》有曰：“辞为肤根，志实骨髓”，“习亦凝真，功沿渐靡”。刘勰在承认其“志”难改的基础上，申明“习”与“功”的作用：学习可以凝练真正的风格，功夫也可以在逐渐的观摩训练中臻于完美。目无全牛、依乎天理、游刃有余、踌躇满志的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个性也在逐渐成熟、完善，最终有望自然而然地融入有形的技法当中。
明董其昌《画旨》有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然而，“脱去尘浊”，谈何容易；有些人走遍大江南北，游历山水无数，但下笔仍是俗气充盈纸面，何以然？才气不迨也。众病可医，惟俗不可医，就是此理。“有志者，事竟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些习语也是相对的。对于艺术，天才尤其重要，光靠刻苦是难能的，所以近代杨守敬《学书迩言》所提出的“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练又次之”之说，有其根据。
南朝庾肩吾《书品论》论王羲之云“王（羲之）工夫不如张（芝），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繇），工夫过之”，所说的“天然”，就是出自天性。明祝允明《论书帖》所云“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很真切地道出了性与功的辨证关系。清赵宧光《寒山帚谈》所云“名家书有下笔便佳者，有用意辄好、不用意即不佳者，有不用意反好、用意即不佳者，此天工、人工之异也”，则描述了功与性时合时离的微妙状态。
（二）关于“天才”
有没有这样的书家，他在“传统”上没下过工夫、甚至对传统知之甚少，就可以创新、让人服气的？大概没有。大多数人既然都是普通人，就要遵循普通人所应该使用的方法，既要深入传统、继承传统，又要学理论提高眼界，还要花力气实践。古语“短绠不可以汲深井”正是明析此理。
谈到“天才”，首先不要忌讳，虽说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畴，但它跟迷信是两码事。比如说马一浮大师读书一目十行、生而知之，说钱钟书记忆超群、学贯古今中外，是绝对超出常人的，甚至文化人中百分九十九点九的人也望尘莫及，当然是天才。反映敏捷、记忆超群，是智商高的两个最基本因素；学问深透渊博、可称得上一流学者的人，究其根源，也大都会落到这两个因素上。只要具备了这两个本事和才能的人，作学问就不成问题。那么回头问，这两个因素从何而来，还不是天生固有的吗？
从知与行的角度看，作学问或者当大书家，还有个掌握第一手资料和师承关系的实际问题。回顾过去的一批学问大家、书家巨匠，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掌握了常人无从掌握的珍贵资料，有常人难以企及的个人阅历和交游。那么，这种缘分又从何而来？大概也是命中注定的了。再拿书法艺术来说，字写得好的人有的是，而名家却是少数。你可以说，名家还会搞社会活动、懂关系学，那么，同样会拉关系的人也多了，何以不都当上书协主席呢？恐怕问题经不起这般刨根问底，又落到命运这一话题上。
任何问题，只要经过数次追问，必然是“形而上”，是“不可知”，这似乎有点触及“玄学”的味道，似乎不符合唯物主义；但是，随着科技的无限发展，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有更多的“不可知”涌现出来。认为什么都可以知道，才是无知。
“不怕成名晚，就怕寿限短。”搞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有越老越值钱的说法，不只是一笑谈。搞艺术，既是在比艺术水平的高低，又是在“拼命”——看寿命的长短。《论语·公冶长》有子贡的一句话，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不可得而闻也”。对于贫病等无奈，孔子常常叹问“命矣夫！？”在《论语》的尾声，孔夫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君子”，需要“知命”（“君子”一词，不是现在的俗解）；“知命”，就是客观、唯物、面对现实。这似乎已经离开我们的书法话题很远了，但是，人生有很多悖论（paradox），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不是吗？
近代中国绘画大师傅抱石便是一位难得的天才，他的山水画中独特的“抱石皴”，在粗犷的笔墨中营造出一片氤氲之气，其间，再点缀一两个不大的人物，但审其神情，无不精妙毕肖。极粗犷中有细腻，不是天才何以然？他还善篆刻，据说能在方寸之间镌刻上千字，此等工夫，大概不是仅靠眼力的，需要超人的敏锐的感觉力。傅抱石自己也十分肯定“天才”的重要性，在《研究中国绘画的三大要素》一文中，他总结出的三大要素是：人品；学问；天才。在论及“天才”时，傅抱石有这样一段话，照录如下：
大概有天才的人，不知不觉中会流露一切的。这流露，自己实在是莫明其所以然，或仅感觉得兴趣高一点罢了。就以写字而论，一个字的笔画程序是一定的；然而有天才的人他写一横，绝不等于其他的一横。一竖一点也俱是一样。不同的缘故在哪里呢？这是天机。岂容泄漏？不过一横一点之顷，天才者必不异样吃力，“吃力”是讨不到好。天才者也必不以为困难，“困难”可以使心手都受迟疑的束缚。这是天赋的特权，与生俱来的一种“力”。
“天才”一词，本来是包括很多内容的，只是不应有迷信的成分。承认“天才”，是唯物辨证法，是尊重客观实在。所以，谈“天才”，没有必要忌讳和保留；这样说，当然并不排除刻苦用功者的可能性，不过，与“功性俱佳者”——本有天才又能下得苦功夫者——相比较，其成就还是有所差别的。
（三）解说“工夫”
老子云“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老子》第五十九章）。
艺术需要天才，艺术成就与劳动之间关系微妙。对于书法艺术来说，人们重视工夫：一来不大相信一个年轻人会下过很深的工夫，即便他真的是一个相当大的天才；二来书法作品的价值似乎与年龄和资历有关，年龄大当然值钱。这则有点像坐堂看病的中医大夫，若是白胡子老头，就觉得可信，其实，白胡子也未必就能代表有水平、能治病。
启功《论书札记》说：“所谓工夫，非时间久数量多之谓也。任笔为字，无理无趣，愈多愈久，谬习成痼。惟落笔总在法度中，虽少必准。准中之熟，从心所欲，是为工夫之效。”“准”而“熟”、“从心所欲”而“在法度中”，短一不可，才算有工夫。工夫，是永无止境的，是永不应满足的。
人皆有虚荣心，有好逸恶劳的习惯。宝石戴在身上，显示自己的富贵与高贵，得来的轻松、不费力，倘若宝石只能是靠卖苦力来交换，而不能用金钱来购买，大概不会有人把它作为饰物佩戴在身上。对于工夫，书法学习者有两种倾向：报纸上宣传时，说很下过笨工夫，以表明他的下笔有来路而不是胡闹；朋友间私下聊天时，则不愿意说下过苦工夫，以表明他脑子聪明、另有大事业做。
功夫，是出新求奇的本钱。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有云：“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必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是的，没有功夫而想出奇求新，实在有点好高骛远、力不从心；虽然凭着才气，偶尔也能表现出一点新感觉，但是，终归不能依靠投机取巧而有大成就。当代中青年书法创作中，不少人的确有灵性，善于吸收他人长处，找到一种“味道”，但是，因为功夫欠缺，笔浮墨弱，终归不堪走近时细加端详。走近“文明以健，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高境界，工夫是通道。
三、书与人
（一）人与文
说“文如其人”，是绝对有道理的，此时，所谓“人”，是针对其“性”而言；而“性”，脱离社会的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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