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应该知道，这种不“熟”，是天生的，是无意识的，是不做作的；而已经写过一段书法的人，就有了习性，“半生不熟”，反而令人生厌。教钢琴或小提琴，老师不愿收留那些曾经练过的学生，即是此理。儿童故作大人腔，或者大人故作儿童腔调，并不都是可爱。
此处推许“熟”，并不是怂恿“字匠”，我们的假设条件是，提笔者有文化、并非率尔操觚＼能辩证地理解“熟”。
4．“功”与“性”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接着说，“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严羽的话很辩证：能写好诗，不见得靠多读书、多究法；但是，要想写得无可挑剔、无以复加(“极其至”)，不下这样的工夫也休想。严羽论诗之言，衡之于书法，亦信然。书法，不是光靠“练”就能搞好的，所需条件甚多；因为，书法除了是一门艺术之外，毕竟还是一种文化行为。艺术，需要天分(“性”)；文化，需要修养。用“功”，可以修“性”；但“性”之高低，不是单凭“功”能决定的。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但理论，并不与实践同步。单靠理论而没有实践，难以济事；优秀的理论家，未必能搞出优秀的艺术。
近代杨守敬《学书迩言》开篇即言：“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练又次之。’此定论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稚，则天分限之也；又尝见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少见之蔽也；又尝见临摹古人，动合规矩，而不能自名一家，则学力之疏也。而余又增以二要：“要晶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杨守敬举“天分”为第一要，并非唯心主义；至于侣言“多见”也“多练”之二要，则更是唯物辩证法，是站在高层次的人文角度来审视书法这一物的。书法，绝非“字写的漂亮”(即便漂亮也难达)，所以杨守敬“增以二要”，“晶高”和“学富”，更是知者之言，难与常人道也。如何才算有功(工)夫?其外在表现是什么?启功《论书札记》有言：“所谓工夫，非时间久数量多之谓也。任笔为字，无理无趣，愈多愈久，谬习成痼。唯落笔总求在法度中，虽少必准。准中之熟，从心欲，是为工夫之效。”“熟”而“准”、“从心所欲”而“在法度中”，两者缺一或者缺欠，都算不上真工夫。明祝允明《论书帖》有曰：“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这话说明天分(性)与功夫的重要性，并指出学习书法时两者的不可缺一。一条腿走不了路，两条腿不均衡也走不舒服。《论语·雍也》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类乎“功”，“文”，类乎“性”。《隋书··文学传序》云：“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文”与“质”说虽是用以论文，但对于书法亦甚妥贴。唐孙过庭《书谱》所云“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此之谓。“文”与“质”的关系，正可为“性”与“功”作一注脚。
性藉功而发，功赖性而用。功与性，并非轻易可得合一。明赵宦比《寒山帚谈》云：“名家书有下笔便佳者，有用意辄好、不用意即不佳者，有不用意反好、用意即不佳者；此天工、人工之异也”r即描绘了功与性时合时离的微妙状况。
下笨工夫而泥古不化，是无才的表现之一；不过，不必担心，今人鲜能下得了“笔冢墨池”的工夫，甚至不曾下得“百日功”，所以根本不可能“泥古”，更谈不上“不化”。用功之目的，在于修性，使之更好地发挥。“功”与“性”，亦在妙悟中得：能言之有文、文质俱佳，功中见性、性功双修，用心专也。学书法，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如果纯出于兴趣，别无他求，则心态自然平和，修身养性。如果出于名利之目的，必然患得患失，身随寒暑，倘得不到名利，岂不“鸡飞蛋打”?孔夫子有“余未尝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之叹，若活到今天，可否有“余未尝见好书法如好名利者也”之叹?“世间惟名实不可欺”、·“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无名，则其实不长”(宋苏轼《策别十二》)，此言善哉。有名而不为之阻累，仍能用心书法；无名而不因此放弃，犹能乐此不疲，难矣哉。清姚孟起《字学臆参》云·“清心寡欲，字亦精神，是诚中形外之一证”；观夫今者，心中欲念既多而腕下笔软，何足怪焉?“字外功夫”的含义，今被笑解为要掌握关系学、成为社交能手，否则，名利难收。这种现象，不纯是个人主观原因，还有社会因素在，所谓风气使然欤?
(二)关于面目1．必有来路任何东西，的产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一种书体、一个书家的面目和风格，都能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地找到它的来源。马驴生骡，骡虽异于马驴，但其耳目尾腿毕竟有马驴的特征。绝对没有无源之水，绝对没有哪一种书体或书风是凭空捏造的。
从古到今，查阅各名家的书体，即便是个性十分突兀的，仍可在他以前的书法资料中发现苗头。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其号称“漆书’’的隶书，在书史上可谓别具一格。其实，“金农体”的“怪”亦不怪，主要出自隶书、北碑及造像(居延汉简中有类其体者，图199，此种书体，料金农不曾得见，然不谋而合、超时空而雷同，书体风格常有这样“隔代遗传”的现象)，只是他把方笔、侧锋、横势的使用作了极力夸张而已；其行书，亦方笔多，碑味十足，收笔上挑，隶意浓郁(图200《三体诗册》残页)。金农有学问作支撑，他好学癖古，尝储金石千卷，心摩手追，用功良苦。明杨慎《墨池琐录》尝云：“今之笑学书者日：君学羲献，羲献当年又学谁?予诘之日：为此言者非惟不知书，亦不知古今矣。羲献学钟索，钟索学章草；章草本分隶，分隶本篆籀，篆籀本科斗，递相祖述，岂谓无师耶?今不屑步钟、索、羲、献之后尘，乃甘心为项羽、史弘肇之高弟，果何见耶?”这真是戳到了“不屑”传统者的脊梁骨。不曾深入传统而踊跃骛奇者，尚不能把字写好看便大搞“现代”，“后现代”者，乃无能之表现也；譬犹跳高运动，无能争过杆之高，于是与人比钻杆之速，尚呶呶谓之别辟蹊径，不亦滑稽耶?继承传统，是创新的必由之路，割裂传统，无异于切断自己的后援物资。实际上，声称欲与传统决裂者，是自欺欺人之语，其决裂从来就不曾彻底过，笔、墨、纸，哪一样不从传统中来?“不践”古法亦“不见”古人，不知者所以狂也。
温故知新，欲习书法，先知书法。书法，是传统文化艺术之一种，它可以折射中国文化渊博之一端，其“大美”，难以说清道尽；但是，也没有必要把它说得玄而又玄，尊为核心之核心，否则，无疑将剥夺很多人从事书法的2．从正门进“扬州八怪”中另一高手郑板桥，其书法也可谓别树一帜，号称“六分半”、“如乱石铺街”。他的书法，得之在杂揉诸体，失之亦在于此，不纯，是其缺憾。或篆或隶或行或草，有时一字之中又各取若干成分，成了“杂烩菜”，终是少了自然气，有造作之嫌。“板桥体”，完全属于他自己，别人一学就俗。个性超强，就越缺少共性，·不能说它不好，只是不能算作正门。学书，应从正门人，先掌握基本招术；而后，想怪才能怪得起来。近人杨钧《草堂之灵》云：“凡面目特异者，其道必小。如文之有胡天游、龚定庵，诗之有钟谭，字之有冬心、板桥，一入藩篱，终无出路。”不错，学金冬心与郑板桥，学得再像，也不是你自己。唐孙过庭《书谱》有云：“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水到渠成，是学书之正道，行不由径，终成遗憾。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一有录：“百体中有悬针书、垂露书、秦望书、汲冢书、金鹊书、虎爪书、倒薤书、偃波书、幡信书、飞白书、籀书，缪篆书、制书、列书、日书、月书、风书、署书、虫食叶书、胡书、篷书、天竺书、楷书、横书、芝英书、钟隶、鼓隶、龙虎篆、麒麟篆、鱼篆、虫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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