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情，入乎理，如此之判断，便中肯、贴切，便接近事实真相，便属于真知灼见。欲如此，只有设身处地、推心置腹，接近作者与作品的人情与事情。倘不知人情世故，没有“同情心”，却妄加指责、随意褒贬，且不说无君子之涵容雅量，也许终归就沦为隔阂肤廓之论。有时，某人之某事似乎不合理，但应知道，其中必有蒙蔽之情、委曲之由、难言之隐，因而导致于此，倘若不能考虑周全、揣摩细微，贸然得出结论，岂不荒唐？
真正的有意义的评论，所需要的绝对不是完全的冷冰冰的东西，更不是那种以道古人姓名别号为能事之举。拥有了“同情心”之理，拥有了“情”与“理”这二字以作支撑，方可望拥有天下第一等学问。
史，事也。历史，就是故事，今天的人，谁也不可能亲睹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已经过去，是“绝对”的了，所以绝对的真实的情况，也是不可知的了；我们所能知的，只能是“相对”的东西。“过去有二，一为绝对的，一为相对的”，“生而为人，不能脱离主观。如果历史有客观的意义，那个意义不是人类所能了解的”[１１]，所以没有绝对意义的“史”[１２]，辨析事实的修养和眼光是必需的了。
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在读相关的史料时，才能怀有“同情心”，——与古人同一人情，与古事同一事情。如此，也才可能以古人之舌言古人之心，在相对中寻求绝对。
历史遗存下来的史料，往往纷纭其意，其立论也各有其内在的背后的具体情况，今人所据所本的东西，未必可靠，以之为学问，当然不可靠。因果关系，环环相扣，何以解索？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而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１３]
真正的可靠的判断，是“沿波讨源”，而这“源”，即是心；这心，即包括作者之心，也包括读者之心。所谓心心相印，可称同矣。新的发现，不仅仅要依靠新材料的发掘，更需要本真之情的发觉。这“觉”，便是求诸于心，有一种“同情心”在焉，而后可期图放出敏妙的眼光。
三 知音之需
文艺评论以关注作者与作品为职责，但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也不容忽视。
在主观的特殊规律之中，发见客观的普遍规律，是认识问题的重要方法。读者问题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研究读者的规律与作用，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作品与作者。
读者的意见，一般是作为客观看待的，而实际上，主观与客观，是相对而言的；读者对于我而言是客观，但对于他自己来说，仍是主观的。所以，在认识主观与客观的问题时，从主观出发，更好地研究主观认识问题的规律，更容易深入。此亦为“同情心”之一端。
研究作者的作品，最可信也最有说服力的东西是面对它时读者的切身感受。我们要与作者同一心情，方能理解他以及他的作品，才不会因误解或偏见而产生不恰当的判断，才不会因之而错过成为作者知音的机会。
“无我”的境界，大概在文艺评论中是实现不了的；而“有我”的实际存在，则给文艺评论提出更高的要求。审美兴趣、审美知识、审美经验、审美标准、审美心理、审美心态、审美态度、审美趣味、审美意味、审美感受、审美快感、审美效果等等问题和概念，贯穿在审美过程的始终；其中，审美经验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因为内中包含着“纯粹的普遍性和先天的必然性”[１４]。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主观与客观的双重作用于审美标准，最终影响着审美判断与审美效果。充足的审美经验，催化和激发出丰富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快感来，进而影响到审美心态和审美效果。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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