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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思 说
崔自默
摘 要：“意思”，是精神的和形而上的所在，是艺术的生命。有怎样的“言”，就有怎样的“意思”。艺术的精神是写“意”的，“意”是根本。“思”，使“意”的产生与实现成为可能，使“意”有所寄寓，使客观的世界在主观的心性里运动起来。在“缘情说”、“性灵说”、“风骨说”、“性情说”、“情灵说”、“辨味说”、“兴趣说”、“神韵说”、“境界说”之后，提出 “意思说”，它虽虚但实，似含混但清楚；而“有意思”与“无意思”的概括，最简捷也最直接、最有效。
关键词：言 道 意 思 性灵 意境 境界 意思
一、小引
艺术作品从发生到存在的整个过程中，要经过很多环节，包含很多细节，涉及到素材、酝酿、雏形、草稿、定型、创作、完善、欣赏、流通等等概念；其中，除了不便言说的客观的物质的因素之外，那些与艺术品本身关联密切的主观的精神的部分，则是艺术研究中最值得感兴趣的所在。
面对艺术作品，从欣赏或者说评论、批评、认识着手给以整体的观照，我认为一般要涉及这四个方面：一，作者想表现什么内容；二，作品是用什么形式来表现的；三，读者怎样来欣赏作者的作品；四，艺术市场是否能接受作者及其作品。
比起科学的研究来，艺术的研究要复杂得多。有时使用“倒叙”的方法，对于研究的条理性很有益处，它便于找到问题的症结，就宛如要修理一台不出影像和声音的电视机，先从最外面末节性的电源和喇叭开始，而不是径直从机心开始，以免除不必要的麻烦和弯路。但是这样的办法，有时会只注重了眼前的现实的客观成分，而容易把深远的理想的主观的东西忽略掉；引入市场观念有其必要，因为它是最终的艺术品的消费者，然而艺术毕竟是艺术，所以还要从最本源最本质的所在入手，才更合乎精神的形而上的特征与要求。“意思说”，就是在这样的综合的情境下提出来的。
“意思”，是精神的和形而上的所在，是艺术的生命。艺术很难说清楚，也正因为难以说清楚，才有继续想说清楚的必要和可能性。很多研究和评论、辩论，基本就发生在诸如艺术、意思、抽象、气韵、境界等一些难以理清的概念的辨析过程中。概念，作为语言的基本因子，离开它就没有了思维活动，它几乎是学问和学术的全部内容。于是，试图找到一个言简意赅的概念，来便捷地形成一个独立的评论体系，是艺术史家与论家的企图之一。
二、“意”与“思”
“意”与“思”，一如“道”和“理”，可以合一而谈，也可分而论之。在梳理与论述的中间，有两个非常大的概念是绕不过去的，即“言”与“道”。“言”——“意”——“道”，三者紧密相连，中间的环节都难能谈清楚。以不能尽“道”之“意”的“言”，来传达本来就不可“言”的“道”，是艺术哲学的一大悖论。所有复杂而难明的文化艺术的问题乃至社会政治的问题，之所以仍然复杂地产生与存在，其根由全在代表人类文明的“言”的先天性欠缺上，明乎此，就有了必要的思维准备。
“言”，即文字，是一种带有神秘意味的符号系统。符号，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以一种约定俗成的形式存在。人类提炼语言符号的过程，就是一部文明史。从亚里士多德到拉瓦锡再到爱因斯坦，他们的语言术语和符号系统的联络过程，显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串足迹。原始文字经由古典文字发展到今天的字母文字，是一个漫长的符号化过程，意味着生存形式和思维方式的经验化、规律化、稳定化、概括化、象征化、简练化、程式化与系统化。
有怎样的语言，就有怎样的“意思”。文、史、哲，儒、道、佛，等等道理，都是语言而已；没有各自流传下来的一套用文字写成的书籍，就什么也没有。语言，就是历史。中国的文化艺术史之所以难解读，与中国文字的独特性有关。汉字的使用中有“瓶颈现象”，即：有意思的概念被经常使用，越是被经常使用，就越被赋予更多的“意思”。中国文论艺论中，有很多这样包含无穷的难“言”之“意”的字，如天、一、道、空、心、气、性、命、有、无、名、实、虚、是、非、文、艺、术、学、风、形、言、意、思、知、识、行、象、境、兴、书、画、士、游、隐、狂、义，等等。中国文字是先圣格物之精所致，并且一直保留至今，其高明不仅在于“中国用目，外国贵耳”[i]，还在于形、象、音、声之外，有气有理、有事有情、有心有物、有性有命，邈乎其高明。基于这一文字本身的遗憾，文艺评论中经常发生所谓的辩驳与论争，其实只是概念的认识或定义的不同罢了。米芾指摘前贤书论“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去法愈远，无益学者”[ii]，也是出于这样的原由。实际上，因为所要表达的意思难明，不得以巧设譬喻以比类之、通感之、体会之，亦是评论家的一片苦心所在。
中国艺术的精神是写“意”的，书法、绘画、京剧等等无一例外。写意要求符号化，很多艺术只能写意，不能写实，比如京剧的表演套路和脸谱。不知当时什么原因，钱玄同竟不理解京剧的“脸谱”，说“脸而有谱，且又一定，实在觉得离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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