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意象”三题

                                            崔自默

摘  要：意象，融合于“意”与“象”，介乎于具象与抽象之间，是难以形容之物，都是形而上的概念；它存在于脑际，是最有趣味、最想描绘的景象，但的确难以画出。观看中国画作，可以感受到它对意象的揣摩，具体又不具体的、虚又实的、明又暗的，那微妙关系的把握，堪称苦心孤诣。于是在中国画中涉及“意象”之诸般问题时，在相对中求绝对、在辨证中求统一成为权宜之方。

关键词：意象、造形、写意、抽象

“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i]——刘勰之所以在“神思”一篇中特重“意象”二字，决非偶然。“意象”，阐释了一种主观思维超越时空的高级运动，那是远胜乎舟车足力之所及，那是靠心游而抵达艺术境界的无限性。

“意象”，是中国文艺理论中最大的审美概念之一，而“意象观”也成为儒家的主要美学思想之一。“意”与“象”冥合为“意象”，而由“意”和“象”又各自引申出许多子概念，颇不简单：意思、意趣、意匠、意味、意境、写意、情意、得意，以及象征、象形、形象、想象、具象、对象、境象、抽象、幻象、卦象、景象，等等“对偶范畴”因为其为组合概念，所以都具有模糊性；因为模糊，所以有研究的趣味性，成为传统的经典概念。

画是造形艺术，因为有“大象无形”的认识前提，所以“忘形得意”成为必然的理论。中国画以“写意”为精神追求，但“意”为何物？其实就是心脑之际的一种“象”。那么“象”又如何体现呢？究竟还是靠“形”。由“形”来传“意”、传“象”，是“写实”，如此下去则永无尽头、永不完善，所以转而求“神”之传达。“神”，其实还是“意”、“象”，于是最终落实于“形”。

“象”，即“形”、“像”、“器”，只是更“虚”一些。“象”的作用是尽“意”，而“意”则是“心”之“言”。“抽象”，是从“形”中抽“象”，而“意象”是“意”中之“象”，由此可知，“抽象”当比“意象”更直观些、简单些。“抽象”与“意象”以及衍生出的“象征”、“符号”，都是“造形”的手段。一如文字，“言”的最终目的是传“意”，其最高要求是“言简意赅”；“形”的最终目的是传“神”，或曰传“意”、传“象”，其最高要求是形简而神丰。

 综之，“象”与“意”都是难以形容之物，都是形而上的概念，它们与形而下的“形”与“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复杂难明。于是在中国画中涉及“意象”之诸般问题时，在相对中求绝对、在辨证中求统一成为权宜之方。

一  无形有形中造形
老子“大象无形”的独特思想，是中国艺术审美观念之总方略，是以有限之形来制约和引领无限之形的大法则。

“象”，因其“无形”，所以要“忘形”，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中国书画赏鉴，其重在神，“唯观神采”、“神采为上”[ii]；“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iii]。这样的评判方法和逻辑范式，是中国文艺传统之神髓所在。文字语言讲究“忘言得意”，视觉语言也要“忘形得意”，中国的绘画艺术理想，把心与形联结起来，最重要的审美方法由此诞生。“意”，即心；“形”，即画。“心”与“形”结合，“意象”生焉。

形上曰道，形下曰器，欲言上下，必先知形，欲求忘形，首当了形。“形”与“器”，概念最为相近，都是客观的、物质的、可见的，是“道”的具体化，“道”因之而显。艺术的任务，在于经由形下而达乎形上，所谓“综述性灵，敷写器象”[iv]是也。

文以达意，器以显道，形以传神。“形”与“形式”，相通但不等同：“形”，与“意”或“神”作为对类的概念来研究，具有宽泛的美学意味；而“形式”，则直接与“内容”来比类，比“形”的内涵要明了而细致。

宗炳“以形媒道”之说，其物质基础是“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如何具体之，则要实现于笔墨上，所谓“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廻”[v]。——这样的空间造形理念，绝非西画的焦点透视法所可望肩，甚至超乎想象。

中国绘画艺术之“形”，是对天地自然之“象”的摹仿、临摹；但自然之象之美，又不是可以原封不动地被再现的，即便再准确的摹仿，也只是自然的一个“影子”，离“永恒理念”或“道”尚且远得很。真正意义的临摹，只能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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