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余年的三国鼎立之后，晋代始立，而作为社会文化之一种的书法艺术，又出现了一次高峰。书法至魏晋，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季节，截止至此，篆、隶、草、行、楷诸体齐备，各立门户。
此一时期的书体变化也最为复杂多端，几种书体大规模地交轨并行，而不是单线发展。同时也可以说，在书法的实用与艺术这两个主要因子中，艺术因子空前活跃，所以，在这一时期，造就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的书法大师。
三国吴出现的《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悬针篆书中蕴涵隶书气韵，这不只是地域性的书风代表，更能传达书家的个性。相传《天发神谶碑》为三国吴皇象所书，可惜不能定论。而魏《曹真残碑》，东晋《爨宝子碑》、《好大王碑》以及《谢鲲墓志》，奇纵方刚，隶书之形貌始蜕，启后来北碑书法体格。
曹魏钟繇《宣示表》、《季直表》，为楷书经典的开山之作。 吴皇象《急就章》、《文武帖》，晋杜预《岁终帖》，索靖《月仪章》、《出师颂》，陆机《平复帖》以及无名氏《孤不度德量力帖》等，为章草书之范本。
书法史上所谓的“二王”帖学派系，即出自东晋的王羲之与王献之。王羲之有章草《豹奴帖》、《十七日帖》、《寒切帖》，小楷《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王献之有章草《七月二日帖》，小楷《洛神赋》。
“二王”最有创新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是其流美飘逸的行书和行草书，如王羲之的《初月帖》、《丧乱帖》、《二谢帖》、《快雪时晴帖》、《游目帖》以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帖》（唐人模本）等，而王献之则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此外，王珣《伯远帖》，亦有“二王”法度（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合称“三希”）。
关于行书，张怀瓘《书断》云：“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翻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行书当因记载文字、传递信息需要简易而生。”“行书”如行（步），无疑是楷书的便捷体，若进一步迅捷，如慢走（跑）则为行草书体，如踱则为行楷书体。
晋人墨本《法华经残卷》，楷书而存隶书气息、得行书笔意，横笔轻起，捺笔重掷，在貌似谨严中暗含灵便，此类“经生书”，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此外，楼兰出土的大批残纸，如《李柏文书》，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书法的真面貌，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2．陆机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少有天才，文章冠世，尝著《辨亡论》两篇，所作《文赋》则为文论名篇，有《陆士衡集》。擅行、草，惜书名为文名所掩。《宣和书谱》云：“机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
《平复帖》是目前传世最早的名人墨迹（见图11），历来被视为章草书圭臬。张丑《管见》评曰“陆机《平复帖》最奇古，与索幼安（索靖）《出师颂》齐名，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人所能下手”。
3．钟繇
晋代书法，以楷书和行书成就最著，对后世的影响亦最巨。楷书，也称正书、真书，乃规范、楷模、法式之意。
楷书得隶书之方整、章草之便捷，带有隶意，故亦称楷隶，代表书家有“钟王”，即钟繇和王羲之。
钟繇(151-230年)，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曹魏时官至太傅，故史称“钟太傅”。 唐张怀瓘《书断》评钟繇书法云：“虽习曹、蔡隶法，艺过于师，青出于蓝，独探神妙”，“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他学曹喜、蔡邕、刘德升，而能博采众长，遂与王羲之并称“钟王”。擅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最有影响。《宣和书谱》评价其书法“各尽法度，为正书之祖”。其楷书承隶书体格，有隶书遗风，结体开张，波挑外拓，外方内圆，雍容古雅。其书《贺捷表》，有姿态飞举，被梁武帝萧衍评曰“群鸿戏海，舞鹤游天”。其代表作尚有《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还示帖》、《墓田丙舍帖》等。
4．“二王”
王羲之(303-361年，或作321-379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徙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为晋时最杰出书家，被后世尊为“书圣”。出身于东晋名门望族，父王旷，堂兄王恬、王洽均擅书。早年从石卫夫人（铄）习书，后转益多师。楷书得钟繇法度，草书学张芝、蔡邕等，诸体皆能，精研体势，取舍古法，一洗汉魏朴质书风，成潇洒流美一体。与钟繇并称“钟王”，与子献之并称“二王”。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清宋曹《论草书》云：“王逸少力兼众美，会成一家，号为书圣。”王羲之的最大贡献，在其行草书。羲之行草，结体圆转凝重，用笔内擫，脱略隶书笔意，开妍美流便一路。传世书作有行书《兰亭序》、《快雪时晴帖》、《奉橘帖》、《丧乱帖》、《姨母帖》、《二谢帖》、《上虞帖》等，草书有《十七帖》、《远宦帖》、《初月帖》，楷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只惜真迹已难见，今所见者均为唐人摹本。
《兰亭序帖》，被宋米芾称此书为“天下第一行书”。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绍兴兰亭修禊(一种祛祓疾病和不祥的活动)，堪称风流放旷的盛会，众人饮酒赋诗，并汇成集，羲之当即挥毫作序，此为有名的书法绝作《兰亭序帖》。此帖28行324字，记述当日雅集情景，兴来之作，寓拙健于秀美，含欹侧于规整，从容不迫，容与徘徊，其中二十三个“之”字，写法不同，各自殊态，可见其艺术意识和功力把握之精湛。据云他醒来复书数纸，终未逮意。《兰亭序帖》文书双美（见图12），为后人追慕。又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极其珍爱此帖，遂将之随葬于昭陵；现流传者为唐人摹临本，著名者有《神龙本兰亭序》（传为冯承素摹本）、《张金界奴本兰亭序》（传为虞世南临本）、《黄绢本兰亭序》（褚遂良临本）。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小名官奴，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羲之子，与乃父并称“二王”。官至中书令，故史称“王大令”。少享盛名，风流不羁。楷、行、草诸体兼擅，尤精行草。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中称之“绝众超群，无人可拟”。《书议》则评之曰：“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传世作品有《鸭头丸帖》、《送梨帖》、《洛神赋十三行》、《地黄汤帖》、《中秋帖》、《廿九日帖》等。《鸭头丸帖》为献之行草书代表作，现存于上海博物馆。2行15字，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见图13），其下笔随意，率性为之，笔墨真切，润枯分明，节奏明显。
（四）南北朝
1．综述
南北朝最突出的成绩是楷书，主要见于墓志碑刻当中。此一时期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南朝名书家有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肖子云等。北朝名书家有崔浩、郑昭道、赵文渊等。
南朝曾一度禁碑，故碑刻少见,但墓志中不乏精品，如《爨龙颜》、《刘怀民墓志》、《肖胆碑》等，均为上品，其书方圆并济，已在碑体书中露出楷书灵秀之风。梁时《瘗鹤铭》石刻，楷书而有行书、隶书笔意，开张纵逸，有摩崖气度。
北朝书法风范，同时显著于大批造像、碑刻与墓志当中，其面目之丰富，似又重复汉碑之辉煌。初期碑刻，方劲斩截，尚遗隶意，如《嵩高灵庙碑》，而龙门造像诸品，因势布局，刀笔相加，《始平公造像》为其杰作。后来之《张猛龙》、《贾思伯》、《根法师》、《敬使君》以及造像《高归彦》、《五百人》等，更见用笔之灵变，而《石门铭》、《华岳颂》与云峰山石刻，则别有一番光景。
至若北朝诸墓志，则体态多姿，各具风韵，《张玄墓志》、《元桢墓志》、《元鉴墓志》、《元演墓志》、《元慧墓志》、《元倪墓志》、《元文墓志》、《元均墓志》、《元显墓志》、《元详造像》、《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元显俊墓志》、《吊比干文》、《魏灵藏造像》、《郑长猷造像》、《广川王造像》、《杨大眼造像》、《高贞碑》、《李谋墓志》、《于景墓志》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元怿墓志》等，俨然已是唐人楷书的景象。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十一年《令狐天恩墓表砖》墨书，犹有碑书之劲健斩截，与出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皇兴二年墨迹《康那造幡发愿文》一样，颇堪玩味的是，碑书用笔方刚斩截之妙。
2．名品举例
“二爨”——《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全名《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首领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之作，刻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其书法承汉《张迁碑》遗韵，为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结体端古，用笔刚劲超拔，部分横画保留着隶书的波挑，朴拙厚重中见却飞扬之势。《爨龙颜碑》（全名《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年)，其书法结体整肃，但笔画姿态丰富，用笔浑厚大方，使转处比《爨宝子碑》要圆活得多，已经泯灭了过重的棱角，更具后来楷书的特征（见图14）。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为“神品第一”，评之曰：“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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