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艺术，更不是画，其视觉上的通俗性和可观性，远逊色于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门类。
3．书写内容
中国的书法艺术，虽然其书写工具毛笔在现代社会风光不再，由上而下、自右而左的书写格式也为从左到右的现代格式所替代，但这反而促进了其艺术性一足的超速进展。
一幅书法，写什么内容，完全是作者的自由。书法，是一种雅文化行为，形式雅，内容也要雅，才可谓秀外惠中，大概没人喜欢悬挂文字内容恶心粗俗的东西。
在书展评选中，有文字把握一关，即检查书写的文字中有无错误，有错字，就是硬伤。“硬伤”，是相对的，手指头划破了，对手的皮肤当然是局部的硬伤，但对于整体生命而言，算不得什么。
书法，是艺术作品，不是作为文章字句来品评的，所以，光就书法水平而言，文字错误不算硬伤；但是，站在更高的水准上观察，书法既然是文化行为，就要注重修养，书写者连字都写不对，遑论其余。
京剧艺术中关于服装道具有一句戏诀，叫“宁穿破，不穿错”，那么，挪用于书法艺术，说“宁写破，不写错”，如何？
或问，有些现代书法，满纸符号，又怎么讲？中国书法，能不能脱离汉字？要立刻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不过，中国书法有其传统的特征和规定，大众的欣赏也有其相对稳定的习惯和定势。
（三）几种书法史
谈及中国书法史，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即：最早的书法是什么样子？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不过，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应该涉及到：一，可以查考的中国历史最早起于何时；二，文字是怎么产生的；三，文字史是否与书法史同步；四，现有的实物资料能否满足我们的研究要求。第一个问题纯归史学家们考虑，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留给理论家们去讨论，第四个问题，则属于我们的书法家以及书法艺术爱好者们；其实，实物资料的审美价值，更容易让人发生兴趣。
中国书法的历史虽然只有一个，但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以关照，比如时间为序、书体为序、书家为序等等，于是可以得到文字发展史、书体演化史、书家风格史等等。
单从文字史或者书体史、书家史的角度来勾勒书法史，却又显然都不谨慎和准确。中国书法史，是一个整体，其中除了以上的文字、书体、书家等内容外，还有很多方面的内容，于是又可以有书法社会学、书法心理学、书法风格学等等。
二、书法史撮要
中国书法，艺苑菁华，历数千年，史迹流衍，面目多端，难以尽举。兹仅依时序，分作十段：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略撮其意而已。
（一）商周
1．甲骨文
甲骨文，或称卜辞、殷墟文字，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熟书法。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在一种称为“龙骨”的中药材上面，偶然发现一些神秘的刻划符号，他发生浓厚兴趣，旋即到当地收集这些“龙骨”，并带回去研究。其后，又有刘鄂等人继续搜罗。
“龙骨”，就是龟壳，而上面的刻画符号，后来经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证明，就是“甲骨文”（见图1）。它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距今约三千四百年前的商代遗物。那里曾是殷商盘庚的故都，由于洹水决堤，在地下沉睡了数千年的甲骨文，被冲刷出来，人们以为是龙骨，并用来做药材治病。当时人们敬畏鬼神，遇事先占卜，然后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其他兽骨上，涂红色表示吉利，黑色表示凶险，在心理上试图与神灵沟通。这些字，大字约一寸见方，小字则如谷粒，极其精致。
经过不断挖掘，出土甲骨片达十万枚之多；而上面的刻画符号，也总计达4500个，其中1700个被逐一破译和解释出来。甲骨文内容大多为“卜辞”，乃记载占卜吉凶之事件。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形声字，可见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
甲骨文，主要是刻划而成的，从书法角度欣赏，已经完全具备了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如现藏历史博物馆的一片商武丁时期（公元前13—12世纪）的牛胛骨，上面刻字多达128个，记述丁酉日商边之事。另如祖庚祖甲时期甲骨、廪辛康丁时期甲骨、武乙文丁时期甲骨等，亦各具气象。
甲骨书法，其刀法灵秀，变幻莫测而奇趣丛生，其章法或整齐或错落，结体或规则或随意，线条或纤弱或刚劲，这除了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的客观限定之外，不能否认在作者的主观审美趣味上，已经具有强烈和完善“书法意识”（见图2）。而且有意思的是，少数甲骨不是刀刻，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这证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自序》中盛赞甲骨书法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足知存世契文，实为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2．金文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亦称钟鼎文、籀篆、籀书、古籀、史书、大篆等。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作为礼器的鼎为其代表，乐器则以钟为代表，所以“钟鼎”即作青铜器的代名词，而金文则钟鼎等器物上铸刻的款识文字，或阴或阳（见图3）。金文的内容为记录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事件，既可祭祀神灵，显示威仪，又可记录事件，传诸子孙。和甲骨文相比，金文字体古朴厚重，更为丰富多姿。金文在汉武帝时已有发掘，有人将在汾阳出土的鼎送进宫中，汉武帝于是以元鼎(前116)为年号。
周代，金文为主要的书体存在形式与书法表现形式。金文在商殷晚期（公元前14—11世纪）业已成熟，如《戍嗣子鼎》、《宰甫鼎》。其后西周武王时期的《天王簋》、《利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康王时期的《庚赢卣》、《大盂鼎》，昭王时期的《召尊》、《令簋》、《令方彝》，风格渐分，甲骨文的尖刻感彻底泯灭，但也并不拘泥于典型的肥厚笔画。西周中期，长篇金文更为普遍，如共王时期的《永盂》、《墙盘》，懿王时期的《师虎簋》，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其大篆书也更显圆匀挺秀。至西周晚期，如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金文抵其颠峰，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容与徘徊。《大盂鼎》（见图4）铭文近300字，横平竖直，行距字距均匀分布，而每字结构活脱，局部线画肥厚而有装饰意味，充分展示了方块汉文字的艺术魅力。《毛公鼎》铭文32行497字，为出土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者，是金文作品中的极品。而作于宣王十二年正月丁亥日的《虢季子白盘》，通篇为韵文，与《诗经》“出车”、“六月”、“采薇”等篇相类，其书法线条婉转而不失于凝重，气韵整肃而又有节奏感，布局则疏朗整饬，为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所承袭，也为后来《石鼓文》谋篇之先导。《散氏盘》铭文书法结体取横势而重心偏低，颇显朴古，线条圆润凝练，颇显“浇铸”感。
至春秋战国，在周代金文基础上，诸侯各自独创自己地方色彩的书法，如《越王勾践剑》、《蔡侯尊》、《曾侯乙编钟》、《中山王方壶》（见图5），字体修长，颇具装饰和夸张意趣。
（二）秦汉
1．小篆的产生
篆书有古文、奇字、大篆、小篆、缪篆、叠篆等很多种，大致归类为大篆和小篆两种。其中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等。关于小篆，许慎《说文解字》云：“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区分裂，诸侯各自为政，致使书体也各具体格，面目多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不久命宰相李斯将当时流行各地的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及隶书等八种书体统一起来，实施“书同文”，制订了一套规范统一的书体，是为“秦篆”，亦称小篆。
秦代墨迹，今可见者有青川木牍、侯马盟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竹木简牍和帛书，告别了钟鼎器物的依托，使书法以墨迹的形式系统地出现了；而且，这些墨迹书体，已经由长而扁，由圆而方，开始了隶变之先声，在同时期的器物如《楚王鼎》上，亦有此消息。这种尚未脱离篆书体格的隶书，李健《书通》称之为“纯隶”——“无波笔，下笔直而不曲，独来独往者也”。
秦《石鼓文》（亦称《陈仓十碣》、《猎碣》、《雍邑刻石》）（见图6），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书法，其书体介乎古籀与秦篆之间，结体方整而宛通，风格浑穆而圆活，是由大篆到小篆的转型期代表作。石鼓文在唐朝初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韩愈曾作《石鼓歌》记之，因出土早，所以对后世影响极大。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秦诏版》、《秦铜量铭》，为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其书法通篇气息规整，而单字欹正多姿、大小随意，笔画之间则多呈平行态势。秦始皇率众出巡，观览山河，所到之处，立碑刻石，以颂扬其“横扫六合，威震四海”伟业。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等。
《峄山刻石》为秦始皇登临峄山时命李斯记颂其德所立，唐时已毁，现存者为宋人转刻（称《长安本》），该篆书圆转遒正，与《碣石颂》、《会稽刻石》一样，为标准秦篆（小篆）。小篆书体章法行列整齐，规矩和谐；结体匀称，上紧下松、亭亭玉立，线条则圆润中不失劲健，被评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 因小篆笔画线条直匀圆润，故又有“玉箸书”之称。
《峄山刻石》原石早在曹操登山时已毁，只留下了碑文，现今所见藏西安碑林里的，是宋代人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所刻。篆书大家，秦李斯之后，有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齐白石等。
秦代刻石在实现其精神目的的同时，创造了一种使书法得以长久留存的方式，开拓了一个书法艺术的新形式。中国书法艺术有两大派系，一为碑派，一为帖派，而秦代刻石则无疑开碑派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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