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故事

昨晚参加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的首都大学生“我们这一代”主题活动的征文颁奖仪式，我作为此次活动的支持者和评委，最后一个发言。前面有梁晓声、曹文轩、张冠夫等先生的发言，我就很难出奇了。“谈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文学的东西，只用文学来说，一定不行。

出奇，一定是在知己知彼前提下的有一定高度基础上的东西。梁晓声先生赞赏描述农民死了骡子情景的那篇小说，认为因为超越了一般大学生的角度，有个性、独特。曹文轩先生则指出大学生作品在文学性上有所欠缺，并借机说明了“相对主义”的毛病。我私下与晓声先生嘀咕说，对于农民与骡子的情景，我虽然感动，但并不觉得稀奇，因为我从小生在农村。至于说“文学性”与“相对主义”等问题的思考，我还是认为从我自己的习惯了的方法出发来理解，才有意思。我是搞工科和理科的出身，认定逻辑方法最重要，单纯的文科学生，就缺乏这方面的东西。我搞美学和艺术史，与科技常识相印证，每每有得。

我的发言大致意思是，讨论问题要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深度，就需要综合的修养。方法要客观、有逻辑、有条理，才有意义而不至于耽误时间。大学生的文学创作，必然有只能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他们的东西不可能完全感动大学者，同样，大学者的东西，也不可能完全感动大学生。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动他自己。审美效果，受到审美经验的影响。没有相应的审美经验，不会产生相应的共鸣。

能共鸣，就是知音。得到知音很难，就是因为各自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不同，各自的生存状态和审美经验有差异；于是，主观与客观不能融合，作者与读者的认识不能妥帖。绝对的融合与妥帖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追求相对。我提出过文艺批评应该具有“同情心”，不是那种怜悯之意，而是要使读者与作者同一心情，要设身处地，不能想当然，更不能妄加责怪，勉为其难，强奸人意。

要“同一心情”，就要采取相同的立场、视角，否则即便针对同样的一个文本，也只能制造出无数的偏见。几个盲人摸象的结论，一定不准确，但是无穷多个盲人的结论的总和，便接近真实，可惜，地球上不存在“无穷多个”。只要不是“无穷”这个极限状态下的结论，那么参与其间的大家，就很难统一意见，于是，只有辩论甚至争斗。要想不辩论、不争斗，就得让大家相互认可。大家都在使用文字和概念来说话、做文章，要相互认可的，也正在这些文字和概念上。

譬如说，地球上流动着一种液体物，人可以喝，中国人把它叫“水”，没有问题。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水”叫成“油”，那就是有问题，严重的情况就是指鹿为马，那已远远超出学术问题的范畴。对着外国人说“水”，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的语言里没有“水”这个文字。假如你学过英语，说“water”，那他如果懂英语，就明白了；如果他不是说英语的外国人，也还是不明白。

总之，事情就宛如以下这样的状况。一堆这样的人文学者在一起，说着话，讨论着也许有意思也许没意思的问题，实在是费劲，因为语言不通。于是，为了便于交流，大家开始转而讨论使用一种共通的语言；可是，仍然莫衷一是，谁也不愿意放弃谁已经习惯了的语言。最后，大家讨论是否可以再创造一种语言，来进行不同语种之间的交流。是啊，实在太必要了！因为语言的交流，就是政治、宗教和思想的交流，就是学问的全部，就是几乎人类活动和文明史的内容。然而，创造一种大家都能使用的语言，谈何容易啊！

这堆人文学者正在集体困顿着、努力着，忽然有一个外行路过，他是搞自然科学的，是一个普通的化学教师。他听到大家在热闹地嘀咕什么，觉得好奇，就听了一耳朵，很快就明白了，他拿过一张纸来，在上面写了三个符号：H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