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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戌随笔》6月（下）
文/崔自默
我的治学观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人治学之初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世界观有问题，是方向性错误，其他不用谈。世界观解决之后，方法论直接影响到人的治学结果，有时甚至差距霄壤。
什么是学问？难以一言以蔽之。知识，不是学问。学问，不是人可以完全用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所谓“行不言之教”、“天何言哉”的“道”，是真正的学问。一般的用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学问，只是文字的一种组合与衍生，决不是学问本身。同样的一个文字文本，因为个性化的释读，会产生出所谓的不同的学问。天底下只有一流的文字，没有一流的学问。
学问有“死的”和“活的”之分，有“真的”和“假的”之分。对人有用处，对人的生命有价值，对人的生存现状有益处的东西，才是真学问。比如中国的中医，是学问，其他国粹比如京剧、书画等等，更多的是艺术，而学问的成分则小。连自己个人的生存状态都不能改变的所谓学者，做的是假学问、伪道学。做学问也是一种职业，不能期望每个学者都能通透、达观，他们的著作等身，只是如同玩万花筒，旋转出自己以为美妙的图案罢了；甚至是自己习惯了自己的耳鸣，别人却根本听不到。
做学问，从公共利益而言，最好选择那些对群体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医学。对个体自私而言，可以选择那些更容易直接娱乐自己也同时可以娱乐别人的领域，比如艺术。“学以致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做学问，也应有修齐治平的观念。
学问，虽然有时不清晰，但它如“道”一样的，的确存在，虽然混沌但蕴涵无限的生命力。真正的学问，是无止境的，所以学问只是相对的正确，谁也不能代表学问，更不能穷尽真理。真理是一种假设的存在，是一种无穷接近的状态。无穷多个个体的认识，加在一起才约等于真理。个人的世界观、方法论不同，才情悟性、知识结构、思维模式、语言表述等等都有差异，于是对同样的东西结论不同，学问成规模并定型之后，彼此之间很难说服对方，于是，“商量”的方法成为切磋砥砺之必需。朱熹曾作诗追忆与陆象山兄弟的鹅湖论学，诗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此间，不仅有对知音的推崇与思念，也细密地道出了治学的应有态度。
小说小说
小说虽小，意思却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谈到《红楼梦》时评价说：“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这八个字，不仅仅可以用于《红楼梦》的欣赏，其实可以用于衡量几乎所有的文学以及艺术作品。
“实”无尽藏，法尔如是，实际生活是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文学作品，谁也做不到纯属虚构，完全巧合的事情随处可见。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游走于社会中的人，存在于人群之间的行为现象，极其复杂，无比鲜活，蕴涵着丰富的艺术性，却又是难以用文学的语言来刻画的。完全的写实，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写实是相对的，写意是绝对的。
写意，就需要艺术性。作品的艺术性，就是在生活的真实性基础上，来实现、再现、升华，就是“转成新鲜”。“转”，需要本事，不能假上加假、空对空、忸怩做作，要做到如土委地，自然而然。回归纯粹，大朴不雕，“像说话一样”，其实是包含了娴熟技巧之后的笔墨，并不是味如嚼蜡，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稚嫩、生疏甚至糊涂。
艺术的真实，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最后超越生活的真实，并具有了集中性、代表性、夸张性、象征性、典型性、符号性等等特点。要具备这些特点，就需要在个案材料的基础上，实现联类通感，把个性与共性完美地结合起来，以使其真实成为有意义的真实，使之具有审美的普遍价值，然后才能期望小说“大”起来。
文学作品应该有思想、有意义，要传达真善美，要启示人积极向上，要有劝善惩恶之功，不然就没有在群体之间传播的必要。不能为了说故事而说故事，认为只要能吸引人就够了，就像一些只以情节和悬念取胜、无视艺术性和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一样，那是经不起第二次阅读的。事实上，能经得住反复品味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才能作为经典。
“尽精微，致广大”，是中庸追求的高明境界。既要能有宏阔的理想与视角，又要能依赖具体的写作手法来实现，才算两全齐美，不过很难做到。正因为难能，所以才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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