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以他的名字，称为“托勒密地心体系”，即“地心说”。

崔：我觉得托勒密“地心说”的意义，在于提出宇宙天体按照自己固有规律在运动，否认了上帝的自由意志，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的。由于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地心说”后来被教会所利用，成为神学的理论支柱。

李：《天文学大成》是当时天文学的百科全书，直到开普勒的时代，都是天文学家的必读书籍。此外，托勒密著《地理学指南》八卷，绘制了有科学根据的、较精确的世界地图。谈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有关的问题。科学追求的是绝对真理，但在每个阶段科学家发现的只是相对真理。试问，那些过时的理论、成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观、托勒密的宇宙观，还能算得上是科学吗？

崔：你的问题很复杂。我不作直接回答，只作一反问：什么是“科学”？

李：我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无止境的追求。

崔：你这么定义我觉得有意思，你把它看作一个追求过程。那也就可以说，对科学的认识与认同，是必须要分阶段性的。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彼时正确，此时不见得正确。

李：任何科学成就，都会有时代的局限性。正如我们今天的科学成就，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过时。过时的旧理论、旧成果，只要基于该历史阶段的严格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便符合科学探索的精神，便代表着该时代人类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历史上伟人们的杰出之处，就在于在可能的方面接近他们能够达到的顶点。”

崔：太好了！我们使用了运动的观点来追问科学本身。科学它自己，就不是绝对科学的。那么，即便今天认为是错误的理论、以及提出该理论的科学家，仍然应该在人类的科学殿堂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是重要的位置。他们不仅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遗产，而且也竖起了供后人否定、批判的靶子。亚里士多德是如此，托勒密也是如此。

李：说得好！再往后的一千多年，欧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纪（约395-1500）。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神学理论占据、控制着人们的思想，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欧洲文明史，进入一个贫乏、停滞的阶段。直至14-16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才揭开了欧洲乃至世界的科学与文艺发展的崭新的一页。

崔：文艺复兴的伟大意义，是在多方面的，在科学，在艺术，更在社会性上，所以，它可视为中古与近代的分水岭。

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巨人，我尊重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的选择：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霍金还遴选了这五位物理学和天文学巨人的代表著作，汇编成了一本书，冠以《站在巨人的肩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的书名。从“日心说”到“相对论”，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奠定起了近现代天文学、物理学的大厦。

崔：一个都不能少。

李：哈哈。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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