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原因，避用熟体、删增部件、迁替偏旁、假借互代，这在战国简帛书中已开滥觞，而汉魏碑版中始得流行，晋唐以降的翰墨文札中则已司空见惯。尤其是艺术化的书写式样，文字的造型更为自由，变体、异体、多体迭出，因之遗患良多。一个字有多种写法，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所讲究的“‘回’字有四种写法”，便是这种风气的馀续。
从事文字考释与校勘，博通经史训诂之学是当行本事，若复能熟稔文字书写之规律——书法之法，则于校、考、即物、韵读诸手段之外，别辟出一蹊径。以书法之法，反用于文字考校之学，看似迂曲，实际上正是溯本而讨源，可拈出病根而施治之。回想发生在70年代的“兰亭论辨” [14]，《兰亭序帖》是否为王羲之笔迹问题，当然为出土的楼兰残纸等墨迹资料所逐层冰释，随之，《兰亭序》文章的真伪问题，也露出考辨问题的辨证性和复杂性来。“辨”而不“辩”，见胜于说，书法对于文字考校之实际功效，正是如此。
校勘经验表明，因字形的相似而误读误刊误校的现象特多，遇到此种情况，若单从典籍知识出发，往往辗转反侧，犹豫难决，倘假借书法之法，审查其笔画造型特征，揣摩其书写轨迹来历，会提高校勘的功效。其实，依据字形和句意而断定原文字，乃是古已有之的良方。如周子夏辨“三豕”为“己亥” [15]；汉高诱辨“鬼夜哭”为“兔夜哭” [16]；晋杜预辨 “闰月”为“门五日” [17]；北齐颜之推辨“狄杕”为“杕杜” [18]，悉遵字形相近之法而考订校勘。唐有颜师古、陆德明，宋有岳珂、袁文，明有胡应麟等，踵事而增华，至清季，推崇小学蔚成风气，顾炎武、惠栋、戴震、王鸣盛、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孙星衍、阮元、俞樾、孙贻让等群贤云起，文字考校之事亦臻其巅。其中戴震学派，尤把字学作为治学根柢，尝言“后儒语言文字未知，而轻凭臆解，以诬圣乱经，吾惧焉”[19]；王念孙则云“嗟乎！学者读古人书，而不能正其传写之误，又取不误之文而妄改之，岂非古书之大不幸乎？” [20]这般出语，可谓激烈矣，但可以领悟前辈学者对做学问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形似之病，于古文、篆籀、隶、楷、行几种书体中皆有其例，但最多者出现于草书，包括章草、今草与大草。草书最易被误读，因之而誊写椠刻，讹误流衍，遂为后世校勘之大雠。“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 [21]；古人之著述，原稿必为墨迹，在书写时，又大多照顾其便捷与流美，所以一般多用行书、行草或草书，其后，问题发生，在持这些墨迹稿本付梓时，刻工多因不熟草法，误读误刻，而不同坊间、不同刊本，更错讹不同，五花八门。
在草法规则中，由于简、省、变、连等书写法则[22]，偏旁部首可以假借、替代，故衍生出“混写”之字体，如“女”与“如”、“曹”与“甚”、“残”与“线”、“於”与“抡”、“无”与“共”、“既”与“无”、“已”与“己”等，皆属此例。是故，“辨似”和“辨异”之学问，对于草书，在书写和识读时尤显重要，否则，“不明其流变，通其体例，徒见模糊影响，驴马皆非，识者哂之”[23]。《淮南子·齐俗》有“柱可以摘齿，筳不可以持屋”句，汉高诱注云“筳，小簪也”，而各本多有误解为“筐”者，一字之差，意味皆无，正是“筳”与“筐”二字章草书形近而被混淆。《论语·为政》有句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窃以为“已”当为“己”，因二字草书混写而生误：《论语》全书 “也已” 共计十六处，均作句末语气助词之用；倘易“已”为“己”，则更合儒家思想和客观逻辑。
“一字多形”，尤为草书之特点，即便曾作汉代楷范之体的章草书，虽本有一定笔画之数，但由于不同书写者个人习惯问题，同样一字也会面目全非。如“与”一字，即有五种常见写法： 、 、 、 、 ，倘不知全，则发生错误就在所难免。曾得周汝昌先生来函，说：“清乾嘉时名诗人李眉（锴）有《随园雅集图》诗（写慎郡王之园也，与袁枚无涉），其中叙及座客有‘唐子’、‘祖（姓）丈’，皆姓氏下接‘辈份’字，如‘子’如‘丈’是也；而下文忽又出一‘曹江’，于文例甚罕。盖若谓‘江’是地名，则不伦不类——亦无此地；若云是姓曹名江，则古无直呼人名之理（那极不礼貌，等于骂街了）。因疑诗草底本本是‘曹郎’，而誊写刊刻时不识草书致误者也。”先生命我查资料，是否在汉简、章草等诸帖中“郎”和“江”两字形近。我查过后覆函，说明在古草中虽然“郎”与“江”两字区别尚大，但后代草书愈加简略和省变，迨至清人把“郎”字写得貌似“江”字，则完全可能。数日后又得先生函，同意愚见，并又提供出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字例：“以书法为校勘之助，有一例极有趣。曹子雪芹于红楼梦开卷即书绝句，人人诵之。‘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首句第四字与末句第四字雷同，绝无此荒疏陋例，况才人雪芹乎？愚因断首句原是‘无材可与补苍天’，‘与’，预也，‘参加’之谓也，只因雪芹原稿草书‘与’字写作‘ ’，俗人不识，以为是‘去’耳。……于抄本中另处得一佳例，某句中有‘与’字，而实难读通，一检他书，则皆作‘去’也！于是‘与’‘去’之奥秘乃得揭橥。”由此益钦周汝昌先生才学之贯通，治学之严谨，亦领悟书法研究之裨济于文字考校，诚哉其信！惜乎今人惰性，新版本之《红楼梦》并不更正。
“与”字确为一个好案例。清人沈曾植亦有其校勘心得：“《月仪》‘二月’章，‘ 时赞宜’，旧释作‘及时’；窃疑当释作‘与时’，《急就》‘与’字两见，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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