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这是王国维多年在兴奋之馀，坦呈出自己的一种治学方法论。确实，“地下新材料”在“纸上材料”之外，大益于经史、史实、地名、官制、文字、训诂、校勘等等问题的互参、考据、校雠、订正、辨伪与勘误。“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2]，王国维这“老生常谈”之论，今日重读，犹不失其真理性。当代的书法研究，如何认真照顾“新发见”而不盲目逐鹜“新学问”，值得考虑。
“新发见”、“新学问”，就隐藏在这些地下文字证据中，等待着我们去追问、去破解。其中，实用的标志、原始的档案文书、散佚书籍，都在诉说当年的生活环境、社会状况、政治背景、文化渊源、思想观念，无不是我们咀嚼回味当时风景的窗口。“新”，就在其中。整个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艺术史、学术史，都在改变、重写，这着实令人兴奋。
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帛书、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简帛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简、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简、1993年湖北郭店荆门战国战国墓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藏战国简……丰厚的资料就摆在面前，可探寻空间是那般大，“简帛学”成为一门学问，非徒托空言；而自郭店楚简面世以来，“郭店热”又成一时之国际显学，为世所重。
我们似乎已经能触摸到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农、名、阴阳、纵横等诸子百家的脉搏，一片片，具体而微，这多么令人惊喜。然而，时代毕竟暌隔悬远，简帛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披着朦胧的纱巾，其真实面目，朦胧依稀。如何辨认和释读，干系重大，颇耗心神。
今本《老子》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句，郭店简本《老子》（甲组）作“绝伪弃虑，民复季子”（裘锡圭先生修正“虑”为“诈”）[3]；郭店楚简《君奭》篇中“唯冒丕单称德，害言疾也” [4]，因“害”字之疑即有“唯冒丕单称德，盖言疾也”与“唯冒丕单称德曷（何）？言疾也”之异解；上博藏楚简《孔子诗论》一号简的释读，饶宗颐、裘锡圭、李学勤等先生见解不一，最后一个漫损字亦有“言”与“音”之歧义[5]上博藏楚简《孔子论诗》二号简“其乐安而迟”下一句，则有“其歌埙而篪”、“其歌申而荡” [6]、 “其歌绅而易” [7]等理解；另如郭店楚简中“牵”[8]、“文” [9]、“忧” [10]，一个字的释读与考校，恰恰是整段文字和思想争端的关捩所在，孰是孰非，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矣。“为父绝君”还是“为父继君” [11]歧路之中，又有歧路，焉能不迷？
客观情况就是如此，该当如何决断，确切地给出答案是谈何容易。这需要探赜索隐的精神，有待前后左右地细细关照、慢慢商量。
从现有释读的郭店简本《老子》来看，显然与传本《老子》和帛书《老子》有异，然到底孰先孰后、孰劣孰优，只能从可靠的最初文本中寻觅答案；而郭店简本《老子》，也存在甲、乙、丙三种版本，后者“无”字作“无”而前两者均写作“亡”，甲本中错别字、假借字、古怪字尤多，内中道理，究竟是抄手书写习惯问题，还是各自所依底本另有缘由，细研始明。
古代沿袭已久的书写习惯，大抵出于实用性考虑者多，但也不排除艺术观赏性因素。现存的先秦古代文献，均书写在竹帛之上，帛书仅见《楚帛书》，而竹简书则甚夥，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书写样式，即竖直格式。竖直式书写，如果字距较近，则必然带来“上下牵连”的后遗症，佳例如《战国策·赵策四》有“左史触龙言，愿见太后”句，后据《史记·赵世家》及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战国策》互参考校，乃知为“左史触詟” [12]之误。另外，书写时不使用标点符号，也势必造成句读上的障碍，如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或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13]，何者为夫子原意？
时事更替，年世久远，不同朝代有不同现象、规矩和特征，除了诸如避讳和政治意图外，书写者出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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