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隶书的产生和繁荣
关于隶书的产生，有传说为程邈所创。程邈是秦朝的一个徒隶，因得罪秦始皇，被关监狱，他觉得狱官的腰牌用篆书书写很麻烦，就化圆为方，创出一种新书体。秦始皇看后很欣赏，不仅赦免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规定这种字体以后在官狱中使用。因为这种新书体起初专供隶役使用，而程邈又是徒隶，所以被称之为隶书，或谓佐书、佐隶。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任何一种代表性书体的产生，不可能凭空出现，不可能是朝夕间可以完成的事情，只能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的渐变，逐步成型；至于某个人的贡献，一般只是综合整理、集其大成。隶书如此，楷书、行书、草书等的产生过程，亦是如此。
考古实物资料证明，战国至秦代的简牍墨迹，简化的和草化的篆书已然司空见惯，笔画减少，字形有长圆变为扁方，除上述“纯隶”之外，很多字的收笔开始出现捺脚波磔，称为“秦隶”（见图7）（有“秦隶”之名，以区别于成熟期的汉隶，汉隶又有所谓古隶及八分等称谓，不必细分）。长沙马王堆帛书（如《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银雀山汉简以及居延汉简（见图8）等大批墨迹书法，已有明显隶意，此则不但展露了由尚带篆意的浑朴的古隶如何演化到劲秀洒脱的标准汉隶的这一过程，也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了汉人隶书的风采。战国末期至秦间，隶书虽已露端倪，在民间也已使用，但隶书独立地占据统治地位，却在两汉，尤其在东汉，汉桓帝(147—167年)至汉灵帝(168—189年)间，当为隶书的全盛期。
隶书的产生，同后来的楷书、草书的产生一样，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大变革。倘若从文字史的角度看，隶书的出现，结束了以前古文字的象形特征，跨进了书写符号化的疆域。从书体史上观看，隶书则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书体演化的一大关捩。隶书的用笔，突破了篆书用笔单调的束缚，点划分明，方圆相济，轻重有致，尤具代表性的主笔捺脚——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此外，汉隶的雄强朴茂之风格，正从一个侧面反射出大汉帝国的壮阔景象。可惜，如此精彩纷呈的艺术，它们的创造者们，那些当时书丹的书家们，没有留下姓名，连相关的史料记载也少得可怜。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树碑，当然是正经事，所以其书法风格庄重肃穆，当在情理之中。而汉简墨迹书法，则殊有不同之处，虽然也不失其谨严大度，但是毕竟随意些、自然些，于是，我们便可以真切地看到了汉人隶书的真面目，揣摩书家当时落笔时章法、结体以及用笔、用墨的诸般奥妙。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在这些汉简墨迹中，已经有了成熟的章草书和类似楷书、行书的东西，这则透露了魏晋楷书和晋人行草的消息。
除了这些珍贵的墨迹实物之外，汉隶中最具价值的，莫过于大批的东汉碑刻。
西汉碑刻如《五凤刻石》，与当时简书面目相仿佛，逮及东汉，隶书炉火纯青。彼时树碑之风甚烈，加之写手之层次多端，遂使各地碑刻隶书面目丰富无比。《张迁碑》、《张寿碑》、《曹全碑》、《鲜于璜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庙碑》、《朝侯小子残石》、《杨叔恭残碑》、《熹平残碑》、《乙瑛碑》、《衡方碑》、《夏承碑》、《张景碑》、《石门颂》、《西狭颂》、《孔庙碑》、《华山碑》、《封龙山颂》、《韩仁铭》……等等，各臻妙绝。
这些隶书虽然都是以称作“蚕头燕尾”的波笔捺脚为主要造型标志，但能各具特征特色，拉开距离，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于汉人的艺术创造力。隶书仅就一种书体而言，在东汉获得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期。汉代实在是中国书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黄金季节，尤其是隶书。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除了作为主宰的隶书，在秦篆的基础上，汉代篆书也有所发扬，如《开母庙石阙铭》、《袁安碑》、《太室石阙碑》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汉碑碑额，亦篆亦隶，开装饰风一路。至于《祀三公山碑》则尤独特，篆而参隶，峭拔奇耸。
另有一些刻石和砖刻，如《公羊传碑》（见图9）、《“急就”砖》等，亦引人注目，它们在为研究书体演化提供旁证的同时，还给我们以启示，出自民间书家的书法，其质朴不雕、天真率直，于法度谨严的传统之外别开生面。砖刻之外，汉代瓦当亦是中国书法史的珍宝，诚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云“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3．汉碑咀英
《石门颂》 全名《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造，为大型摩崖石刻。其结体因地制宜，笔法雄浑舒展，气象开张宽博。
《乙瑛碑》 全名《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造于汉永兴元年(153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此碑书法结体工整齐匀，笔法稳重合度，其燕尾姿态优美非常，乃汉隶规范与成熟的代表作。翁方纲称之“骨肉匀适，情交流畅”，何绍基赞云“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礼器碑》 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名《鲁相韩勅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该碑形制独特，碑身四面镌文：碑阳16行，每行36字；碑阴3列，各17行；碑左3列，各4行；碑右4列，各4行。该碑书法章法轻松活变，结字左右逢源，用笔顿挫劲拔，而波磔厚重，堪称汉隶极则，清书法家王澍赞之云“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均未署书者姓名，似出不同手笔。
《鲜于璜碑》 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延熹八年(165 年)立。该碑气势浑穆茂伟，结字宽扁丰厚，规整匀齐，用笔方刚瘦硬，斩钉截铁。
《史晨碑》 镌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该碑为两面刻，故又称《史晨前后碑》：前碑全名《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17行，每行36字；后碑全名《鲁相史晨飨孔庙碑》，14行，每行36字。该碑书法工整，刻工精细，未署书者姓名，其书法结体典雅端庄，用笔清秀爽朗，波挑神采飞动。杨守敬《评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该碑被视为“八分正宗”，为后世临习之范本。
《西狭颂》 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又名《李翕碑》、《惠安西表》，俗称《黄龙碑》，镌于东汉建宁四年（171年），与《石门颂》、《郙阁颂》并称“汉三颂”，在今甘肃省成县城西抛沙镇东营庄子村。该书为西狭中段青龙头的摩崖刻石，高280厘米，宽200厘米，20行，每行20字，出于民间书家仇靖手笔，不平整的空间平增几分自然意趣，结体多有篆法，或者沿用篆书偏旁，用笔方圆并施。梁启超《碑帖跋》中称《西狭颂》“雄强静穆，汉隶正则”；杨守敬《评碑记》则赞云“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贵也”。
《曹全碑》 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汉中平二年(185年)刻，1956 年藏入西安碑林博物馆。该碑书法清秀娟雅、风度翩翩，结体扁平匀齐，用笔舒展超逸，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雅一路。其神采生动，媚态飞扬，为汉隶奇葩。
《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造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出土于明代，碑高317厘米，宽107厘米。碑额为 “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为汉“缪篆”体，碑文为隶书15行，每行42字，未署书者姓名。碑原在山东东平，现藏山东泰安岱庙内。此碑书法颇具个性，结体灵便，兼篆意楷法，用笔方刚朴拙（见图10）。
4．章草的产生和发展
篆隶之外，作为隶书之捷、今草之源的章草书，成熟于东汉。
章草，其名称的由来有若干种说法，各有其根据和道理，兹列之：一，史游作草书《急就章》（本名《急就篇》），后来省略“急就”二字，但呼作“章”；二，因汉章帝喜好这种书体，并命杜度等奏事用之，故得名，正如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云“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藁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三，此种书体，专用以上事章奏，因以得名；四，取“章程书”词意，指此书体草法规范化、法则化、程式化。唐张怀瓘《书断》：“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张怀瓘的话，勾勒了章草的来龙去脉，并给章草书的书写特性给了定义。
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代表作有史游《急就章》和张芝《八月帖》、《秋凉平善帖》等。
皇象（生卒年不详），三国吴广陵江都（江苏扬州）人，字休明。擅章草、隶书、篆书，尤以章草最为著。所书《急就章》结字茂密，下笔凝重。其《文武帖》则点画精能，气息平和。唐张怀瓘《书断》云：“象草书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
索靖（239-303年），字幼安，甘肃敦煌人，官至太守。博通经史，擅章草书。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云：“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其为沉着痛快极矣。”传世书作有《月仪帖》、《出师颂》等。著有《草书状》
后世草书，即今草（小草），源于章草。《书断》言：“草书者，后汉张伯英所创。学崔（瑗）、杜（度）之法，变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章草字字独立，长于横向行间的呼应，今草则字间连属，上下一气，更注有了后世狂草书意的胚胎。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后世的所有书体，如今草、楷书、行书等，几乎全部孕育于这一时期，这可从出土的大批简书和砖刻中得以见证。
（三） 魏晋
1．综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