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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返迁南京。
为逃出古人窠臼，成自家面目，傅抱石早年即立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夙愿。居住四川八年期间，傅抱石的创作突飞猛进。他又曾三次远行写生，创作随之三变。“真境逼而神境生”，傅抱石极欣赏笪重光《画筌》里的这句话，这也是他长期深入大山大水并在画面上真切体会的结果。在潜心研究中国画传统理论与技法的同时，傅抱石开始有意借鉴与吸收世界各国绘画艺术之长，增强视觉冲击力，并用中国特有的水墨画形式抒发出来。他的“抱石皴”可谓独绝，那是属于他自己的笔墨符号，那只属于激情澎湃的傅抱石，信手挥洒，大气淋漓。
傅抱石的艺术道路大体可分出三个阶段：一，30岁以前广泛师法古人，尤其推崇石涛，在日本期间又研究横山大观、竹内栖凤、小杉放庵等人的绘画，于是在民族传统基础上融合了中外画法之长；二，在蜀中八年创作发生飞跃，自然造化之奇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三，新中国成立后三次远行，推动了创作的三变。1957年傅抱石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时，他曾用中国画表现欧洲风光，甚为别致。
傅抱石的绘画艺术开启了现代金陵山水画派的一代新风，豪放雄奇，有强烈的时代感。从三四十年代在巴山蜀水间创作的山水画《潇潇暮雨》、《大涤草堂图》到忧国忧民的人物画《屈原》、《二湘图》、《九歌》、《琵琶行》、《丽人行》等，再到五六十年代率江苏省国画家游六省时创作的《山河新貌》系列比如《待细把江山图画》、《西陵峡》、《虎锯龙盘今胜昔》，再到游东三省时创作的《镜泊飞泉》、《白山林海》、《满身苍翠惊高飞》，以及与关山月合作为国庆十周年而作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骄》，无不体现出独特的创造性、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民族性。
傅抱石在山水画上成就巨大，艺术上崇尚革新。可惜，他只活了61岁，在国画家中属于英年早逝者，倘若天假以年，他的艺术风格将不知如何转化，艺术造诣也不知将到何等地步。与傅抱石相比，李可染相对长寿。李可染(1907—1989)为江苏徐州人，属于地道的北方人，而傅抱石虽属于南方人，但相貌与画风都有北方的性格。地域性格和文化对艺术的直接影响值得关注，但后天教育、交游、阅历的濡染之功，更是值得重视。
李可染10岁入新学堂，老师王琴舫见他聪慧好学，认为“孺子可教，素质可染”，为他取名“可染”。他的父母虽目不识丁，却正直善良、倔强勤劳，这陶铸了李可染纯朴忠厚、勤奋耐劳的禀性。13岁时李可染在徐州快哉亭内“集益书画社”拜画家钱食芝为师，研习王石谷一派的山水画，为日后笔墨修炼打下了坚实的根基。22岁李可染赴杭州报考国立艺术院，主考林风眠见他用笔大胆，个性强烈，便不拘学历破格录取了他。人学后可染从师林风眠和法籍教授克罗多，专攻素描与油画，同时自修国画。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可染开始绘制抗日宣传画到各地巡回展览，唤起民众抗日热潮，曾画出《是谁破坏了你快乐的家园》等一批宣传画。1940年李可染先后创作多幅反妥协、反投降宣传画，并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画，精心创作了《风雨归牧》、《屈原》等作品参加联展，沈钧儒、郭沫若、田汉等曾为之题诗。
李可染曾先后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艺术创新主张，是为折肱之语。他早期所画山水与人物，均散淡轻松，而成熟时期厚重的山水创作，则一扫所谓逸笔草草的文人画积习，以悲沉的黑色为基本色调，山势迎面雄立，很有震撼力。这个画风转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化性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性功俱佳，否则“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i]。性与才气是先天的，而学习、技法、熟练等环节是后天的，因性以练才，李可染大量辛苦的创作实践，弥补了自己理想追求与实际性格上的差距。至于他后来常作的题材《牧牛图》，算是小品，但画风定型，有了符号化的特征，也足以显示他的笔墨功力与精神追求。
1943年李可染应聘重庆国立艺专任中国画讲师，教学之余，潜心于中国画研究与创作，1945年与林风眠、丁衍庸、倪贻德、赵无极举办五人画展，获得一片赞誉之声，此时的李可染已经是画坛上一位很具影响力的画家。1946年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徐悲鸿聘请李可染赴京任该校中国画系副教授，这个契机不仅影响到李可染的绘画风格，更奠定了他作为美术教育家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践“笔墨当随时代”的思想，他“十出十归”，1954前后同画家张仃、罗铭从江南到黄山长途写生，把对景写生发展成对景创作，在美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自1954年起至1964年，李可染到桂林、岭南等地作长途写生八次，直接为创作搜集了第一手资料。1961年李可染主持中央美院国画系山水科，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体系，重视师造化，深人生活，追求严谨、凝重、雄浑的气势与阳刚之美的画风，形成“李家山水派”。
李可染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有开拓性的贡献，他势欲“为祖国河山立传”，画作中凝聚了对祖国山河的深情，渗透着他的人生体验和审美理想。“峰高无坦途”，李可染自称苦学派，画室称“师牛堂”，他反复强调写生训练的意义以及艺术的创新精神。李可染的艺术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1920至1945 年，开始接触中国绘画传统，学习中西绘画，受进步思想启蒙，并投身爱国运动实践；二，1946至1953年，拜师齐白石、黄宾虹，深刻认识中国画的传统笔墨的真谛与文化精髓；三，1954至1989年，长途写生，体察自然，并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与开拓性的山水画，这是他艺术的成熟与高峰期。李可染曾师从齐白石、黄宾虹，得齐白石的墨块、墨线，下笔有“金石味”，又得黄宾虹的积墨、渍墨、破墨之诀，下笔浑厚华滋，这种合力势必丰富了李可染传统技法的表现力，尤其是与西画方法的结合，使他最终开一代新风。
傅抱石与李可染，各自以卓荦不群的气格和质纯拔俗的笔墨，铸就了中国美术史上不朽的艺术符号。画者，智慧之学。个性风格与笔墨语言，是属于画家自己的符号，惟能者得之。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于当画家。个性风格与艺术符号，也不是每个画家都可以找得的，那需要智慧，更需要主观与客观的默契。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鲜明而完善的艺术符号；艺术家是否有天才，也在其中得以表现。艺术的符号是属于自己的一种习惯的表述形式；大到风格、构图，小到造形、笔墨，无不是符号。奇正相生、方圆互成，点、线、面结合，共同营造出一个不动声色却又有声有色的高深境界。性格，即风格。体之于性，表里必符。没有强烈个性的人，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用自己的笔墨抒发自己的肺腑，对于艺术家而言，关乎命脉。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艺术意欲，当不成艺术家。个性，如习气，只属于他本人，别人是不可学的，一学便俗，所以师心不师迹，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化为师，我爱我师，我更爱风格，是皆问师求法之道。前人之法，源于自心，但是又无非取法自然，也就是禅宗所提倡的“见自本性”。
虽然取径有所不同，但傅抱石与李可染都依靠各自非凡的才情与、创新意识和笔墨技巧，走了出来。熟悉古法，至少产生有两方面的力量：一，是阻力，致远恐泥、积重难返，一贯守法、为法所缚；二，是动力，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无法而法、从心所欲。风格正如地上的路，本来没有，是走出来的。风格，是水到而渠成，非设渠而引水，是自然而然的，是存心制造不得的。知之而不能行之，是人之遗憾，对于个性风格的认识与追求，也是这样一个往往令大多数艺术家遗憾之事情。有我而无法不行，有法而无我也不行，风格的形成与获得，是一个困而得之的过程。绘画的传统，各种要素已经具备，后来的画家，都在于这些要素的基础上提炼出自己的符号。这正如科学家，其创造力表现在对旧知识体系的“打破”“游离”并“凝聚”出新知识单元的能力，“一是打破原来知识结构的能力，把知识单元从原来的知识晶格中游离出来；二是把游离的知识单元，按照一定的思路，把它们凝聚起来，变成自己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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