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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内容，应该不应该变、怎么变，都要慎重考虑。推陈出新，不是轻易的事情。
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对于国学的研究，应该防止这两种倾向。
有意义，还要有意思，喜闻乐见、通俗移动的教育方法，值得使用。点、线、面的策略，值得思考。
值不值得做，需要多少时间、精力、费用，效果有多大，都要考虑进去。
很多研究浮在表面，但炒得很厉害，而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却未必受到重视。
人才是关键，要有才干，学风要正，有实干精神。
发现人才，改变风气，是国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开风气不为师。要推举有成就的人，让青年人知道他们的经历，鼓舞奋斗精神，也为学术研究提供有利的线索，知道学术成果所以然。
“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心不必狐裘”，说这话的先贤，也有些阿Q的精神胜利法。
人只知道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时，就总觉得自己受委屈、别人对不起自己，就会失去很多本来拥有的幸福。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自己思想上一定会蒙蔽一层不愉快的灰尘。譬如别人失约，你只知道自私地在暗地里生气、抱怨，却不想弄清楚别人之所以失约的原故和理由，也许，别人正在承受很大的伤痛；即便别人不失约，你知道他将继续承受更大的委屈与痛苦么？
我不喜欢思想家。一般人思想复杂伴随行为复杂，而我只愿意行为简单化。
人总忘记欣赏和正确处理眼前存在的事物，而向着更远处张望。忽略，是对珍贵时间的赎渎。
古文字学有什么实际意义？古文字学没有绝对意义的正确与错误，都是猜测。当我们盯住一个字看时，会发现不认识它了。
国学研究和讲座要吸引人，否则容易打消年轻学者的积极性。
国学对于今天而言，的确属于旧学，已经没有它的生存的绝对合适的水土，于是转换观念势在必行。
没有大的水土环境，长出来的东西一定变味，比如冬天的西红柿一定不如夏天。
得什么，失什么，应该合算。
有些资源，只能浪费；因为要想利用它，会牵扯到方方面面，也许浪费会更多。
搜集和处理垃圾，又再制造新垃圾。要终结垃圾，是不可能的。
今人多不懂风水，而食客更不懂风水，于是协调矣，是亦不变之变也。
看《无极》，“天下的东西要拿都拿得到，只要你够坏。”“你毁了我一个当好人的机会。”——生活中到处是正在播放的电影，都有这样精彩的台词。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中语，皆言志也，“志”者为现实存在之物。
疑神则神，疑鬼则鬼。
势欲作强者，是要付出代价的。
夜间又梦考试，心急疾也。
梦间有物，是“柳”字与“喜”字叠加而成之象。
凡人物之内质殊异者，必有光华发越于外。
大师偶尔胡来，流氓经常胡来。
吃小亏，沾大便宜，是“让”一字之学问也。
“若谓儒者自有切身之学，而经济非所务，彼将以治国平天下之业，非圣贤学问中事哉”；“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石园文集》）；“毋溺于旧学，幸甚”。——万斯同（1643-1730年）是语，为真知大儒者之言论也。
于国学之讲究“毋溺”，诚实忤逆，是为实事求是也。
邵盈午讲前些日子他制造的一个笑话。他拿出两页诗稿，说前一页是钱钟书作的，后一页是自己作的，结果前一页大受褒扬，而后一页遭批评。等邵兄改口说自己弄混了，前一页自己作的，后一页才是钱钟书作的，众人尴尬不堪。其实，这两页诗都是邵盈午自己做的，只不过是有意戏弄一下这些无知而势利眼的所谓诗学专家。
有北京大学“学术宪章”，说“本科生抄袭论文可开除”，也好；只不过本科生以上包括教授、博导的抄袭现象也严重，这除了主观的眼光狭窄的原因，还有客观的原因就是，世界上太阳底下本来就没有多少新鲜事、新鲜道理。
够格不够格，标准是什么？长短度量，需要尺子，但尺子又由谁来规定？
有了标准，就有了区别，就不能圆通、不能齐一，故知标准云云亦是主观之评论。
长得好看，是命好；照片也好看，是运好。总能踩对点，找对空挡，如行路之不堵车而随处通畅，是为运气。
俗常之人不需要谦虚进步，亦自然而合高处不胜寒之理。
读不懂钱钟书，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读者的修养水平实在不高；二，钱氏的表达能力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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