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无可无不可”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46]《论语》中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八大山人之宗教观、处世观以及美学观,有重大意义。
3.1 惟学惟一
中国的人文基础,向来是问学之道,而不是宗教。筑基于儒,成就于佛,浑化于道,八大山人打通三教,其脉络是浑沦的,不能确分;有理无宗,有学无教,是八大的宗教实践,他越来越脱略形式,越来越落到实处、平易处、简便处。
宗教对于八大艺术的影响,虽然不像元时赵孟頫那样直接地在绘画题材上体现出来[147],但却全面地影响了他。儒家的信条,根深蒂固地左右着八大的生存观念,道家的方法随时随地启发着八大的处世方法,而佛家的思想则具体而微地影响着八大的艺术模式。八大的艺术,是其贯道之器,是其对理的问求、对学的体验。
“学”与“教”是不可便分的。即便儒家,其“中庸”理论“差不多是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148];而“伦理”,亦有“宗教之用”,“中国以道德代宗教”[149]。只是人们更愿意更习惯地接受“儒家”或“儒学”的说法,而不称“儒教”。说“三教”,是以宗教信仰观区分之,而说“三学”或“三家”,则以思想派别来分类。中国的学问,大体可以文、史、哲三类概之,代表并融合了美、真和善三元素。儒、道、佛三学,互融互合,对中国的学问影响至巨至细。
儒、道、佛三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各有相当势力,北周时出现“三教”之称,至唐则普遍认同于朝野上下。“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更为不易之论”[150]。将三家之学融合起来,的确产生了中国优秀的哲学思想与文艺理论。如著《文心雕龙》的刘勰,既为儒生,又曾到定林寺“吃教”,“博通经纶”[151],故其立论,能在“宗经”理路上[152],既赞《老子》为“百氏之冠”,又务求折衷,除融合三学之外,还兼收法、墨、名等家,故“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153],通渠而贯用。
东汉学者的“游谈之风”,至于魏晋而变为中国文化史上很有趣味的“清谈”[154],此既是一时之学术风气,又是一个集体性的社会心理现象。思想家乃至艺术家们握麈清谈、挥斥方遒,视名位财利如粪土[155],陶醉在幻境中。玄学的兴趣不是神异,而是痴情于奇思玄想,于是为新儒学与禅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156],俗人听骗不听劝,对奇怪的东西容易接受。佛教的初期借助了巫术咒语等怪异趣味来惊世骇俗,渲染不可思议的事情[157]。印度文学借助志怪之风,“谬远荒忽、怪诞离奇”[158];这也的确容易被民众接受并迅速流布。佛教能最后征服人心,则是抓住了人类内心潜在的一种困惑和信念,如寄托来生、脱离苦海、达到彼岸[159]。中国志怪文学早在先秦已臻其盛,故接受这种外来的“志怪”也不费力气。最初以道术面目流布的佛教,至于魏晋,正好与当时的“玄风”同气相求。文化的渗透力最大,文人士大夫接受了,整个社会民众中便扎稳了根。“斯文之作,有补于宗教”[160],其实士林的加入是一种必然,因为译经和解义等环节都需要士人阶层的参与,深谙儒学与道学传统文化的学者们,在研习佛学体系的同时,批判地接受,汉语佛教化词汇日益增多,同时也把佛学中国文化化了。此时的佛学,“是另一种形式的佛学,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161]。“此固可见东晋佛道门户之见不深,无大抵触,实因当时名士好玄学,重清谈,认佛法玄妙之极,而名僧风度又常领袖群伦也”[162]。其间,名士与名僧交往,又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法师、休上人,所游者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流,于是,佛法与儒典、道学雕理入神,“自得为和”[163]。
佛教以“学”的面目出现,遂与儒和道之外另立门户。隋唐之季,佛教兴盛,于皇室与官僚阶层势力之外,多出一个强大的僧侣集团,在经济和思想上对社会形成了威胁,于是开始受到批判和贬抑。“这种矛盾把出世的高僧与世俗的贵族都号召到卑鄙的经济战场上来”[164],此说虽激厉,但从侧面显示彼时佛教的发展势头。宗教的存在,除社会的实际价值之外,便是纯粹的精神理论意义;文人之崇佛,大抵从后者考虑。韩愈从社会功利角度出发,斥佛“伤风败俗,传笑四方”[165];韩愈此举,亦为后人非议,若包世臣[166]等,大抵指责韩愈疏于佛理;但从韩愈有关禅宗的信札中,可知其斥佛决非纯然的意气用事[167]。在对待佛的观点上,柳宗元似更客观,亦对韩愈做出了合理的评价与支持[168]。至于宋代,苏东坡对为僧之道提出具体要求,即“笃志守节”,也就是敬业,否则“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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