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成分，尤其发生在文艺作品的审美判断中，比如评论，因为终归那是属于本能的、主观的事情，最终往往还是归结为“喜欢”或“不喜欢”的简单区分[５]，而没有“好”或“坏”的根本差别；这种似乎怪异的现象，解释起来的确困难，要牵扯到艺术与审美的本质问题，而“本质”，则是需要循环往复以认识之的。
“喜欢”或“不喜欢”，这样的审美标准，有个性化特征，但也表现出相对的共通性，如对美的本能的喜悦和对丑的本能的拒绝；所以，在评判时必须采取辨证的态度，比如“和而不同”[６]这一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的精华之论，——它指出：正确对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辨证问题，当“和”与“同”两方面矛盾冲突时，无适无莫，以“义”绝之，以“道”得之：“进退周旋，惟道是务”、“不在憎爱，以道为贵”[７]。也因此，在确定衡量标准时，忌讳之处是固执己见，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以己之好讦人之恶，“东向而望，不见西墙”[８]；正确的态度是，要脱出“一隅之解”的偏见之囿。
“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９]。
人之“情”，随时间、地点、人物等条件而变化的，故标准也随之变化，判断的结论也因之前后变化不同。一人之论，当然不愿意自相矛盾、前后抵牾，其所以发生前后矛盾的现象，便是在自觉不自觉之中，陷入了“情”的纠纷。此理须明，乃知文艺评论之不易。
二 “同情心”之提出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之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馀片段，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１０]
“真了解”、“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这是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揭橥的一种独到的史料阐释观，颇有道理，也颇有意味。
“同情心”——受到前辈大师的启发，我得出这样的一种具体的文艺评论方法，并以为，它不仅仅适用于史学史料的研究，更对于文艺评论有多方面的益处，对于作者及作品的认知与欣赏，有其实际价值和借鉴意义。
不变中之变，情也；变中之不变，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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