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此中有真义，欲辨已忘言”[128]，到了陶渊明的田园情怀，把“神趣”落到了实处，那是一种独出己见的“新自然说”[129]，是可以获得的真的逍遥之游，是赋予了自然以无私的人文关怀。自然山水，法尔如是，其性自足，何劳分辨？有“神趣”的山水画，一定是“称性之作”，是“自性现其间”[130]的。

诗画之外，魏晋直至中唐，山水文化全方位拓展，修营别业，尽幽居之美，作为“城市山林”的庄园别墅式的“园林艺术”大兴[131]，小中见大、委曲求全、虚实相济、巧夺天工，成为士大夫隐逸精神的新追求与新符号。

“隐”，也造就一类特别的文人，不官不商不农，凭着一手文学或书画本事，求得一个旷然自在的生活；其中的画家，只要不牵连进政治斗争和社会事件，便可无所拘束地纵情欢歌、日复一日。至于晚明，其士风与艺术观相为表里，儒家的崇善、老庄的贵真以及玄禅的任性交融在一起，纷纭其变[132]。八大身处这一时代，与其他遗民逸老一样，必难脱时风，揆诸石涛、龚贤、髡残诸人，其思想无一不复杂多端而趣味盎然。

像其他文人画家一样，八大最终也以“山人”自称。现可见的八大的山水画，均是在他发颠狂之后创作的，这颇引人思索，或许是他擅长的花鸟画不足以表达他此刻的“隐逸情怀”，于是借藉一种新媒体“来表达更成熟更有深度的体会与感情”[133]。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八大安居以后，把全部的精力贯注到了画上，其“隐”的心境最为塌实；二，66-70岁间，八大曾多次离南昌在江西境内有过云游日子[134]，饱览山川，得山川之助。“年馀七十而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135]，石涛写信向八大致意，并自愧弗如；其“愧”不只在健康状况，更在超脱与隐逸的程度上。八大作山水虽较晚，但在继承与创新的同时，其兴趣并不在于视觉图式的辉煌，而是一种隐逸心境的寄托和象征，静谧、平和、简淡、寂寥，他的笔墨追求，是服从于他的理想的。

八大在诗和画中，经常检讨和反省自己。“至日章台街，点笔僵云影。人传古台上，那得风行净？”[136]我的心真的能“净”么？“侧闻双翠鸟，归飞翼已长。日日云无心，那得莲花上？”在《荷花水鸟图轴》[137]一作中，他追问自己，我真的能“无心”么？再看那鸟，目瞪口呆，木讷之极，失神而又专住，似乎是有所“待”、有所目的才暂时获得这种状态，这不仍是执着么？八大悟到了这一点，于是他通过精神的暗示，来不断警醒自己。再看《瞑鸟》一作[138]，那闭目的小鸟，在一片天籁中，块然“坐忘”，“吾丧我”[139]了么？

“春山无远近，远意一为林。未少云飞处，何来人世心。”[140]心意既“远”，泯“人世心”，何来远近之分？隐或非隐，不在其身，而在其心。“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东山”[141]，如此，无欲而刚，乃“隐”之真者也。有真隐之心，而后画有真逸之品。逸品画的一个标志，就是“意简神清”，它从“能”、“妙”与“神”三品中“脱屐而出”，能“空诸功力”，“洗空凡格，独运天倪”[142]，最堪推崇。因人立品，首先便令俗者退避三舍，无处着笔墨了。庄子之所以要阐发“和之以天倪”[143]的境界，正是看到我与天、心与物的和之难、齐之难、真之难。

八大的传统观念，以及其独特身份、际遇、天性、修为，造就其隐之真、之大成；其“隐”，非在大、非在小、非在中，惟在“天倪”、在“道枢”、在“环中”、在“天钧”、在“两行”、在“以明”[144]，惟达者能知此通，惟道通而为一、惟通用而适得，亦因之，无是无非、无彼无此、无始无不始、无成无毁、无然无不然、无可无不可。

在隐居的日子里，他没有任何希冀和依赖，只有靠自己，过最平常心下的最平常生活，寓诸无竟，以穷其年。“隐居以求其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145]。八大之“志”，其在何方？

(崔自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