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中国的古典家具也是这样，比如清代的家具，技法不可谓不成熟，但比起明式家具来，总觉得欠缺什么，其中有格调问题存在。格调，不是一个虚的概念，而是一个存在事实，它是已经包含了高明的技巧的，换言之，是另一种技巧，要拥有它，需要更多的综合的素质，包括天性、才情、创新的才能等等。提到创新，需要辨析这个概念，“新”，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好”，“好”在其中了，否则，就是虚假的创新，创新的传统，是动态的，是无数经典的积累过程。

杨：是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可以拿来学习、借鉴和吸收的，就都是“新”的。有人说，传统是裹脚布，束缚了前进，这完全是一种悖论，看似有理，其实是无稽之谈。在绘画史上，没有不同时代雷同的两个大师。传统和历史，意味着变化。学习传统的过程，就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艺术大师的价值，在于承前启后，而不是空前绝后。绝后，就是说没有传承的必要或者可能，其生命力和存在的意义也就值得怀疑。

崔：太对了，这就是传统的意义，有所变，有所不变。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他认为艺术风格的不同，原因在于艺术家本身的差别，并列举出八种风格形式，即“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很有意思，“典雅”放在最前面，而“新奇”和“轻靡”放在最后面，可见它们的档次之别。“新奇者，摒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渺附俗者也”，“趣诡”、“附俗”，可见，他是在针砭和批评某些鹜奇做怪者。

杨：为区别他人而求怪，是一种不扎实的作风。经典杰作，不是拿怪来炫耀给人的，包括音乐、建筑等等艺术门类，都是试图挖掘人性内心深处的美的东西。一个艺术家在它的作品中表现风格不难，获得技巧也不太难，难的是没有那种博大的精神境界、高尚的灵魂魅力和深邃的思想感情。个人风格和创造力不能混为一谈，个人风格假如离开了精神的内核，就没有了实质，还是一个空壳。

崔：马克思说，古希腊是人类健康的童年。而童年最健康的，正是完整无损的真、善和美的心。

杨：追求古典精神的复归，提倡经典，也是这样一个目的。历史文化留下来的，是升华了的美的根本，不是后来者所能轻易超越的。营造一个美的环境，使身处其中的人真切地感知它，也是真正的艺术家的一种社会责任。比如美术馆、博物馆，人们在星期天去参观，在欣赏经典绘画作品的同时，感受美的价值和美的永恒性，从而心态平和下来，宁静下来，那意义是多么重大。

崔：反之，倘若艺术品泛滥，垃圾也堆进去，让人观瞻，岂不伤心惨目？让人得到一种什么心态呢？亢奋？恶心？残酷？烦躁？不平？喧嚣？愤怒？压抑？发泄？古典音乐给人以美，现代噪音连植物也受不了，长不出好果子。

杨：经典的美有一个共性，就是和谐。我在创作一幅作品时，总要深思熟虑，认真对待构图、笔意、人物姿态和动作、环境色彩、整体气息等等，力求和谐。当然，在完成之后仍有感到不满意的地方，觉得与自己的最初设想有距离。在形式和技法虽然有所变化，但有一点我是坚持的，就是表现人物的青春气息和单纯的、质朴的、真诚的、自然的美。我不想让那些不美好的东西出现在画面上，而且，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创作热情来完成创作，因为我相信，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在将来感染读者。

崔：现代艺术创作的经济行为化，使很多艺术家的心态彻底失去了平衡，只剩下了经济的热情，没有了艺术本身的热情，这样的艺术，迅速膨胀，也很快衰朽。

杨：经济市场行为在现代社会不可避免，但是文化艺术不受重视确实可悲。一方面，很多豆腐渣工程建起来，另一方面，无数古建和文化遗址被拆破坏了。

崔：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审美上的大误区。在林立的现代建筑之间，点缀若干古式的建筑，这也是一种特出的美，在新与旧的反差之下，一种难得的历史空间营造出来，它给人的教益是丰富的、多方位的。

杨：一个家庭收藏着自己的老照片，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也应该保留自己的“老照片”，给后代留一些可供回忆的、回味的东西。一个民族有价值的，是它的文化传统，是它的艺术经典。

崔：不错，人家看高楼大厦，何必来找我们？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最值得尊重的。世界上一些名城，假如没有一些独特的人文景观，其魅力何在？

杨：可是，人类一边在探寻着古代文明，比如开掘古墓，发现珍宝、古董，然后收藏起来、展览，而另一边却在大批制作速朽的玩意，那么，我们这一代能给后代留下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

崔：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希望速朽的艺术家，大概也是少数，只是大多数人没有下过苦工夫，没有获取这种本事和这种机缘。能真的不朽、能创造出经典艺术品的艺术家，毕竟是少而有少。杰出的艺术家，他们的魅力来自多方面，不仅仅是艺术品本身，因为，艺术品毕竟属于精神产品。

    杨：是的，一个人华美的装束只能吸引眼睛，而他的行为举止中所透露出的修养和格调，却可以长久地牵动人心。艺术品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