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面讲过很多次课，涉及各领域的问题，主要还是围绕中国的书画艺术，比如欣赏与收藏等问题。在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讲座，这还算是第一次，也正好是借着这次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举办汇报展的时机，所以我很重视。

《易经》讲“三才”，天、地、人，其实讲究的是行为的条件性、综合因素以及变数。

很多东西说不清楚，只能是主观地相对地认识，在相对中寻求绝对，是哲学的本质。唯物与唯心、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并不能决然地分开，精神也属于物质，唯心也是唯物的一部分，如此，就统一了，就和谐了，就没矛盾了。

假如一种认识、学问、道理、学说，与其他的类别的领域的流派的学说有抵触，有矛盾、对立，就说明起码它们之中的其一存在问题。大道无私、圆融、无碍，高明到一定程度，一定与其他东西兼容，或者说可以函容其他方面。

我今天从家里出发时想，假如没有人来听怎么办？那也好，这起码可以敦促我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在家里独自思考，与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思考，意思不一样。

人生如梦、如戏。在这里，我现在讲，你们听。换一个场所，你们讲，我听。学问，就是几个知己在一起闲来没事时慢慢商量的事情。“商量”，在浙江奉化雪窦寺北边有座“商量山”，人有事就去那里“商量”，讨论、切磋、砥砺、琢磨。

既然商量，就不能武断，只能我正确，别人一定要听我的，那不对。《论语》里有这样的句子：“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夫子都是圣人了，还在这样谦逊，“大概是宽恕的‘恕’吧”——他用这种方式来教诲学生的，使用的就是商量的态度和语气。

我这么讲，有同学可能嘀咕，这些东西与今天的主题“中国画的笔墨与实践”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关系总是有的。普遍联系，是哲学的基本规律。人际关系中有所谓的“地球村五人说”，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听一个人，展转周折不会超过五个人，就能找到需要的目标。当然，这是以当代交通便捷和信息交流普遍相适应的。还有所谓的“蝴蝶效应”，就是说明了事物之间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

冯友兰说中国的哲学是负的方法，很有道理。比如说“道”，不能告诉你“道是什么”，却可以告诉你“道不是什么”。减法，就是这样，知道整体和一部分，求另外的一部分。知道A+B=C，B=C-A。面对一个不规则的石头，瘦、透、漏、皱“四美”具，你怎么计算它的体积？无限分割，用微积分？把不规则体无限分割成规则体，麻烦，太麻烦就等于不可能；然后，就只能采用间接的办法，把它放置到规则的水容器中，看水位的上涨体积。当年曹丕称象，利用媒介物石头和船，就是这个道理。

什么东西我们绝对可以直接把握呢？大概没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直接把握，对于这样的道理，我们只能间接地去揣摩、仿佛、体会、参悟、印证。

什么是笔墨？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学问？这些概念，谁能说直接回答清楚呢？

学问，就是概念。商量学问，就是讨论和认同“合同条款”。天下没有一流的学问，只有一流的文章。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合同，所以总是打官司，对于学问、学术，就是争论、辩论、口诛笔伐，更有甚者，由斗嘴到动手。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起于物质之争是一部分，越到文明的后来，就越是源自于文化的宗教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概念游戏。玩“概念游戏”，是政客的专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是艺术，行为艺术，大艺术。大象无形、大方无隅，不可端倪、不可揣摩，莫名其妙、妙不可言。

一般人、平常人、普通人，也玩“概念游戏”，也被概念所玩弄，走不出来。作茧自缚，被自以为正确的认识所束缚、桎梏、羁绊。人们怕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其实，什么是死？《庄子》说“方生方死”，是玩概念游戏，是偷换概念，假如把生死的“因果关系链”放置在“时间流”中，连续地考察，“生”与“死”是同时发生同时存在的概念。我们时刻都在生，时刻都在死。我们害怕的，是“死”这个概念。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连什么是“死”这个概念都还不知道，就害怕“死”，是迷信。不知其然而相信，迷迷糊糊地相信，是迷信；知道而相信，则是科学。科学与迷信，只是一樯之隔。知道了这些，应该自觉，应该不害怕，时刻“与往事干杯”，快乐。

刚才问到什么是“艺术”？所谓的纯洁的理想的“艺术”，是个概念，是个未知数。“There really is no such a thing as Art. There are only artists.” 《The Story of Art》——“其实本没有所谓艺术，只有艺术家而已”，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的故事》一书的开篇中即有如是说，我很赞同。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具体而微，似乎才最有益处，不然空谈下去，没有任何价值，永远是“不可说”。“不可说”具体是多大？据说是10^13631488，“不可说不可说”=10^54525952。不可思=10²¹²⁹⁹²，不可议=10⁸⁵¹⁹⁶⁸，不可思议。比喻数字无法衡量之巨大的“恒河沙数”，总之是不可说。但是无论一个数字多么巨大，只要能写出来，它比起无穷大“∞”这个假想数字来，都等于0。

很多东西考虑起来太累，也没有直接的意义。人在有生之年，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之间，走出一条路来，那才是所谓的“浪漫”。所谓的理想与现实，都是令人讨厌的、失望的、遗憾的。尽善尽美、两全其美的事有么？努力吧。

回到“艺术家”这里，作为一个社会分工，一种职业，“艺术家”除了面对不能说清楚的“艺术”这一概念本身，保持着心中的理想目标、浪漫情怀，还必须同时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现实，自己的职业身份，如何生活、吃饭。如此事先考虑、操心，才能应对自如，左右逢源。

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一段落差，这不能依靠体力去努力地攀爬，而只能需要智慧来相对弥补，必须的。

对于智慧而言，有次第之差。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随着层次的上升，境界自是区分开来，考虑问题的角度和结论也有了区别。在迷宫中行走，与爬到山上去俯瞰，效果当然不一样。

有了充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准备之后，我们把飞行高度再降低一点，回到现实中，再来分析和理解艺术理论、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市场、拍卖价格、收藏行情、历史定位等等具体问题，就相对清楚多了。

间接的方法、减法，看似绕弯子，其实也是一个必须的渐进过程，忽然顿悟。禅宗的办法，要直抵本源，但很难。曲，就是直，委曲求全，是战略战术，更是艺术。“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所说的这种在不大面积内造园林的方法，就是小中见大的间接的方法。

间接，才有了中间地带，有了审美的余地，不然就索然无味。“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大脑有自动拼装、结构、组织和补偿各部件的能力，弥补了眼前的不足，品咂出余味来。

余味，是看不见的，但存在，甚至至为关键。间接，也就是要看到周围的部分，分析背后的存在，综合原因的原因。很多所谓的学问，振振有辞，却只是做表面文章，是伪学问。为什么白菜不是罗卜？是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当作问题。为什么这棵白菜跟那棵白菜不一样，讲究公平，是把现象当作本质来研究。甲有10块钱，乙有1000块钱，这只是眼前的可见的数字，貌似乙比甲有钱，但实际上，甲只带了10块钱，帐户上存储着1000块钱，而乙呢，却还借债1000块钱，等于身无分文。马桶甲不流水，马桶乙总流水，于是马桶甲堵了，马桶乙一直在浪费水，如果直接埋怨该流的不流、不该流的总流，是只看到现象。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做学问，就是这么在简单中体现复杂，不能怕麻烦。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灯光辉；一根头发可以反映身体的全部基因和信息——科学技术中的“全息论”思路，值得借鉴到我们的艺术理论研究中。知识领域也有所谓的“连通器原理”，在一个领域研究的深了，隔行不隔理，触类旁通；万法归一，在任何一条道路上山，取径不同，高度却是一致的。

要做学问，但怎么做呢？要有“问学”的精神准备。《中庸》有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问学”与“学问”，有所区别。学问是学问，“问学”是探讨如何做学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提出的这“五之”，指出“问学”一般应该经过循序渐进这一过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境界”，词语分别取自宋词人晏殊的《鹊踏枝》、柳永的《蝶恋花》、辛弃疾的《清玉案·元夕》，情致虽有所区分，但没有高低前后的差别。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人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普济《五灯会元》）吉州青原惟信禅师“山是山，水是水”、“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山只是山，水只是水”的三个说法，是认识的不断上升环节，可以说是境界修为的次第过程。此间，“我”起着关键作用；“有我”在，则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无我”在，山只是山、水只是水。——因为绝对的“有我”或“无我”是做不到的，所以山与水永远在是与不是的判断之间。

书只是书，《孟子·尽心下》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为了明理，明理之后，学以致用才是关键，所以孔夫子指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知而行、由才而德、由小而大，见出了问学的基本规律。

完成教育学习的最初阶段之后，人走向社会，开始是为稻粮谋；基本生活条件具备之后，于是有所炫耀、欲求，为名利谋；物质条件充裕之后，转而思考幸福本身，注重生存质量、生命实际，能为修身谋；最后，精神升华，开始舍弃个人一己之私，寻求道德寄托、无私境界，于是为济世谋。

“稻粮谋”、“名利谋”、“修身谋”、“济世谋”，问学的这四个境界，虽然明显沿着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思路，但与道家与释家的思想异曲同工，毕竟，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是人类共同的理想。

口头禅容易，要做到“知行合一”，很难，难能才可贵。学人努力要尽的，是“心”，是自觉。心与物，虽然都是无限的、难尽的，但相比之下，尽心更有价值，也更便捷，立竿见影。心是宝藏，可惜我们往往舍近求远、缘木求鱼。《中庸》的伟大，在于“尽精微、致广大”，要同时展开，不能堕于“我执”或“法执”。过于自信、固执己见，或者什么都不信、什么都坚信不移，都是走极端，过犹不及。

因为宇宙时间、空间，太“广大”，无法遍及，所以只能“精微”；同时，即便“精微”，也是“广大”。大与小，是相对的。

谈中国画，文化的、艺术的、审美的、技术的，方方面面，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所以，只能以点击破。集点成线，由线扫面。

笔墨，就是研究中国画艺术的一个很好的点。经过这个点，可以探讨中国人文精神与艺术灵境的诸多元素。把看似简单的点无限地放大，就是复杂无比的面。探讨有关笔墨的理论与实践，琢磨笔墨的意思，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艺术审美，就是品味“意思”。什么是“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就是没有意思”。这话听来是废话，很虚，但也很实。意思，皆发于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是一言，是关键，其他就没了。“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是法悦、禅悦、静默。容止若思，非想非非想，是一种禅定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类似于儒家的慎独、道家的坐忘，究竟是怎样的感觉呢？

相由心生，很多形容词，都与心理的判断有关，是感觉，比如快慢。这种“相对论”，指出主观认识客观现象的相对性。自然科学的领域尚且如此，至于艺术的各个门类，音乐、舞蹈、戏剧、歌曲、建筑、摄影、美术等等，更是如此。

笔墨，方圆、轻重、快慢，节奏与旋律，如音乐，发生并存在于时空中。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如何把握，在知音。“知音其难哉”，伯牙子期、高山流水，之所以千古传唱，就是因为难得、稀罕，我们基本碰不上。寻求知音，是组成整个艺术行为的一部分。司空表圣《诗品》说“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弘一法师临终偈子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道出“意”之难尽。

意，是心音。意思所在，全发自心。声色、色调，绘声绘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感应、通感，很难的。感，咸出乎心。感、觉、知、识、见、解、决、定、命、性、心，形而下而形而上，在认识的螺旋式过程中发展。

佛学尤其是禅家讲见性明心，一超直入如来地。尽心尽性，也就可以知书达理，很多疑惑便迎刃而解。多惑多得，少惑少得，不惑不得，可怕的是失去感觉。要的就是感觉。顿悟与渐悟，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矛盾，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铺陈。董其昌的对绘画也提出“南北宗说”，那不仅仅是为了分宗派、辨优劣，而是抵达人心、文心。《文心雕龙》讲“文果哉心，余心有寄”，没有寄托的辞藻，是皮囊，没有实际意思。

吾心，便是悟。悟性，“性”是心之所生。性不是简单的“sex”，而是自然本质“nature”。食和色，都是性之一种，是一种无可辩驳无可置疑的存在。存在（Being），非彼即此，无可奈何，人无能为力。

存在，与一度性的时间有关。时间，最伟大，最神秘。艺术的发生与存在，完全规定在时间的过程中。变化，主要是与时间与关联。中国画笔墨的复杂性，也与时间的瞬间性有关。高低、远近、轻重、浓淡、疾徐、长短、方圆，这些因素，虽然存在于空间里，但都与时间直接关联。注意到了时空性，才能具体而微，体会视觉艺术之美。

中国绘画的笔墨基础，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书法。书法是线条艺术，线条是时空内的存在。“比况奇巧，无益学者”，连大书法家米芾都在批评古代书法理论的不实在，只是一堆夸夸其谈的辞藻。事实上，一旦把中国的笔墨放在时空的过程当中来考察，就会感觉到其中非常的难度。

在有限的面积内，如何表达无限的时空、物象，很有难度。难度在物质方面，更在精神方面。物质的方面可以用技法来弥补，精神的方面只能靠意境来补偿。

中国古典艺术，讲究“忘言得意”。李白七言古诗《把酒问月》中有这样的句子：“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单从文字上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全是废话；“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则更是东拉西扯。要欣赏中国的古典诗词，必须品味它的言外之意，不能胶柱鼓瑟，死于章句字下。以道古人姓氏名号为能，不是做学问。

批评和欣赏讲究“言外之意”，实践和创作讲究“意在笔先”，这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又一个特色。美术创作如此，音乐、园林、舞蹈、戏剧、诗歌、摄影、建筑、装饰等等都讲究。意在笔先，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学养积累，成竹在胸，才有淋漓尽致表达出来的可能性。相关的修为、营养，目的就是要孕育“意”；“意”的多寡高低，当然又与心性密不可分。心密，才能语澄。

“密”，就是确切。力度，不全在重量级的大小，而在准确与否。禅家说“拉一车兵器，不如寸铁杀人”。笛卡儿说“知识就是确切”，他发明了坐标系，为量化铺平了道路，指明了评判的标准。

评判中国画的笔墨高级与否的尺度，妙还是不妙，在笔墨之内，然而更重要的却在笔墨之外。笔墨之内的东西，比较容易把握；笔墨之外的东西，欣赏起来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宋人郭熙《材泉高致》有云：“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 这是技巧、技法、手法，是属于中国画笔墨之内的成分，而激发这些技法的源泉，仍然在心，在细密的体会。绘画，是智慧之学。古代画论中有很多，都很高级，是实践经验与艺术智慧的总结。

中国画技法之中，有所谓“计白当黑”，无中生有、有无相生、虚实相应，是哲学的大法则。从无到有相对容易，从有到无就很难，比如生命的发生、发展与消亡，生是偶然，相对容易；死是必然，千方百计也回避不得。《金刚经》讲“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圣贤所着力针对的，是无、是空，是不可知、不可见，是形而上、精神、玄的所在。老子很讲究“无为”，自然而然。“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为道日损”，《老子》里的这四个字，我写了一本书，来解读八大山人的画语。

“无为”是表象，简、损，不是目的，“无不为”才是目的。繁华落尽见真淳，从容中道，把蒙蔽心性的东西损掉，道始放出光明。《石涛画语录》说“在混沌里放出光明”，有了这样的心志，才可望在“墨海里立定精神”。创新，艺术讲究这个，但有根本、基础、条件，因缘具足才可能。新而不好，不是真好。

所谓“好”，是相对的审美知识、传统常识、阅读习惯，尤其是针对视觉艺术的效果。雅俗共赏是基础，脱离了这个一般思路，就进了阳春白雪的阶段。有得就有失，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画面上，间架组织、章法结构、布局谋篇、经营位置，都是需要黑和白同时着眼的。像下围棋，不能光想着围死对方，那绝对不是目的。输赢在占地的大小，首先自己要有活眼，不是“假眼”，要气长，在拼杀中攻城略地。《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心法，是最高明的阶段。高明的技术出于技术，却不全在技术。力量对比的最后，落实到虚的部分。会用巧劲了，才到了炉火纯青，比如太极拳法，以柔克刚，以轻搏重，才是高明。中医也如此，找准病根，一针起沉疴，才是本事。病根，节骨眼，需要“观照般若”，虚实全看到、照顾到，才能下手。

纸面上，线条的所在是“有”，被线条分割出的没有笔墨的地方是“无”，有无是同时发生的。高明的笔墨，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是以大观小、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笔墨的创作过程如是，笔墨之美的欣赏，亦如是。

技进乎道，《庄子》讲游刃有余，熟练再熟练，无限地接近“无为”。人生有限，认识还在反复，所以绝对的“无为”，只是一个理想。四两拨千斤，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是智慧，是大善知识，出于大善根器。

文人画的笔墨讲究，比如惜墨如金、文气、士气、逸笔草草，有墨戏的成分。绝对的从心所欲的表现，要靠成熟的技法，否则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狂禅，不是正道，画牛吃草来一张白纸，牛吃完草，草没了，牛也走了，这是皇帝的新衣，是“后现代”，痴人说梦，也许很妙，但正常人难以进入。仿佛一个人自己在听自己的耳鸣，自己的脚拇指在自己的鞋子里动，自己的心跳，激动美妙无比，别人却感受不到，很遗憾。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确存在有很大一段距离。画家个人风格与符号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彷徨、徘徊、踯躅、犹豫、狐疑、踌躇、彳亍。每个艺术家都愿意寻找、拥有，但能否如愿，各自有造化。《法华经》指出“善知识者，是大因缘”，十分精湛。我们需要为水到渠成之事，作心安理得之人。

至于艺术大师，更需要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知音，找一个都难。有能力的知音，就更难了。市场，不是一个人的。惟利是图的商人，对美术史有不可磨灭的作用。事实胜于雄辩。既然艺术价值难以确切辨析，那么艺术品的市场价格，是不得已而临时采取的权宜的标准。

很多东西，因为观察角度的不同，结论不同。“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因为不能圆照，所以，只要在一个立场和角度上下结论，都只能是偏见。“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争论，是必然的。不争论，就没的玩了。

大师的生成，需要很多条件，从选择的条件上分析，我提出“三维度说”：“宽广的视野，深邃的思维，崇高的境界。”支撑大师之鼎的，则有“三足”：艺术地位、学术地位、社会地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典，这就是历史进步的规律。

中国画笔墨的理论与实践，大体属于个人的事情，是心态自由的坦然反射。中国画的笔墨，不具有表演性，也不适于强烈的自然竞争。艺术，不是杂技，不是竞技，不是比赛项目。

好的文章，是文字的构成、结构、间架、组织、关系、搭配。字典里没有所谓的好字或者坏字。字认识不少，却写不成好文章，是组织能力不行。好的笔墨，也是一种搭配关系。其实，无所谓“败笔”，“败笔”是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在这里可能是“败笔”，移动到那里，可能反而是神来之笔，妙手偶得，不可复得。

有数存焉，规律、法则、规则、秩序、道理，就是这种“数”。我们把艺术研究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有意思，也别开生面，但是前提条件需要两手都硬，否则，两张皮、夹生饭，半瓶子醋、拉郎配，很荒唐。

下面回答几个问题：

一，关于抽象画。抽象也只是一个概念，其实没有绝对的抽象，当然也没有绝对的具象，它们都是相对的。写意、写实也一样，都是相对的。

二，对现代绘画的看法，要站在全局的观念上。今天的异类，也可能成为将来的正统。所谓的传统，是变化的过程。

三，画的价格问题，是与艺术价值分离的问题。我的“艺术商品价值论”，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实现主义”：花多少钱买它，它就值多少钱。

四，关于“大师”的问题，只是一个称谓。“大师”，需要认可、认定，不经过这个过程，是无所谓大师的。真正的隐士，是没有的。时间，决定一切。消极地等待时间，是不可取的，积极地娱乐地创作，才是正确的。娱人同时娱己，是艺术的两重价值。

五，我的艺术实践，是综合的，不取小农经济、小本买卖的思路，不固定在花花草草一门，不早成所谓面目，这当然有风险，不容易被辨认，但知音是早晚的问题。宁可争取一个有影响的知音，也不沉迷无数的“粉丝”。我也有“现代派”作品，比如粘贴作品，它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比如思想性，可以表达一般绘画不能表达的内涵。在模糊中，有肯定。

六，最痛苦的事情，是分身乏术，人类的极限、大限，是“无常”，是所谓的生命忧患意识。好在“知足第一富”，心态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