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为道日损”思想对艺术研究科学化的意义 

    崔自默 
 

老子道学揭示出自然存在的秩序性，那是和谐的大美。老子“为道日损”的思想，具体而微，指出事物发展的文明方向，应该是远离纷杂、浮躁、紊乱，趣近简易、平静、秩序，即科学、和谐、健康。

把美与艺术相混淆，使艺术行为走向极端与复杂，甚至审美成为审丑。艺术是直指人心的存在，艺术研究有着精神导向的作用；所以艺术研究不应该只围绕所谓个性表达与风格创造等枝节问题，而应该尽力符合审美共性与普遍利益。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也大步发展，于是注重艺术研究的科学化成为当务之急，如此不仅可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还会促进艺术创作的积极与健康，进而使整体简便化、有效化、秩序化、和谐化。

正如鼓励需求不是怂恿浪费，艺术研究的繁荣也不应该是使问题不断复杂化，重复地浪费。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应该辩证对待、综合考虑。感性往往使我们疲累并付出代价，而理性的光辉则照耀我们前进。

一、大道无言

关于“道”，《庄子》中有孔子问老子一段，老子说“窅然难言哉”，并描述了一番。虽说“恍兮惚兮”，但“真”而“信”，若有若无，但的确存在、只是不好明确表示。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1]。“大美”、“明法”与“成理”等等，都是指出宇宙自然中有一种秩序，是规律、规则、法则，总之曰一种道理在。“秩序”的意义，不仅仅指出研究美的物质构成与形式机理，更在于启发艺术行为与审美标准、人生心态。

为了叙述的方便，对于“道”这一概念的理解，老子“强为之容”、“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2]，乃是不得已。“道无问，问无应。”[3] ——“道”是什么？不能这样问，问也无法回答；因为回答就要用语言，而我们现有的语言不是为不可说的东西准备的，于是才有了“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的结论以及“知者不言”、“不言之辩”、“言无言”、“不以言言”、“大辩若讷”等看似悖论的论述。

在追逐学问文章的时候，忘了“微言大义”之旨[4]，的确是文人的一大缺憾。孟子有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种“不得已”辩论的理由，是感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对此李贽并不以为然，他说：“把自家‘好辩’直说得这样大，也只是以自家一片苦心呈出与人看耳，不作诳语。杨、墨之乱，在言语上，故老孟治之亦以言。”[5]庄子察觉到“辩论”的弊病，即“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其愚蠢之处正如“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6]。可见，不管怎样的辩论，都非别无选择。“道为智者设，辩为达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7]。

二、修道谓教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开篇的这三句话，把关于人的所有学问都涵盖了进去。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8]“道”已难言，把它与“性”联系在一起，就更难言了。难言，才有言的必要。“性”，最难移，所以言“性”也是天下最不移最不易的大道理。佛家的“明心”“见性”，与儒家的“穷理”、“尽性”以及“尽心”、“知性”、“知天”[9]，在认识论上如出一辙。俗言“有悟性”，“悟”什么？“性”。修“道”之目的，在于循顺与修缮[10]在后天染失之“性”，进而最终知“命”。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真、善与美的心性。天——命——心——性——道——理——气，这些形而上的概念连为一线、相互纽结，中国古代所有优秀的独绝的哲学思想出焉[11]。中国艺术美学中气韵、生动、味道、简淡、灵性、气象、格调、情致等等审美概念，均衍生于这些形而上的大概念。中国的诗与画，之所以话题丰富、意思无穷，也与这些说不清楚的概念有渊缘。

“道心惟微，神理设教。”[12]最后，所有的问题都落在“教”上。儒、道与佛，都可用“教”字贯其“学”。“教”、“学”，即“修道”之途；“道”，导也。教导人，当然是大事情，于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所以为孟子所谓“三乐”[13]之一。

 “知道者必达于理”；“道，理也”[14]。“理”：“《说文》：治玉也。”[15]初为剖析之义，有治理、条理、肌理、文理、调理、理由等义。《孟子·万章下》阐述得很清楚：“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所谓“金声玉振”，就是条理分明、秩序井然，有美在焉。

三、道心惟微

美作为概念，作为艺术研究的内容之一，虽然是难言的，但有数存焉。

古希腊人认为“数”象征着神性和秩序，是宇宙万物和谐一致的神秘因素。“数”，就是和谐、就是美，“和谐的数量关系造就美”，包括完满、比例、均衡、对称、中和、调和、对立、层次等等因素。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约前570-前475年）学派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美学，提出“美是数的和谐”之说，他们认为数的存在（reality）是宇宙万物的本原[16]，万物的本质皆可归结为数的规律。

美，就是秩序。“道心惟微，惟精惟一。”[17]“不管是诗歌、音乐、舞蹈、建筑、书法还是任何一种工艺，都证明了人类喜欢节奏、秩序和事物的复杂性。”[18]秩序感，尤其在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中被充分肯定，因为其秩序感更明显地左右着视觉效果的美丑好坏。完美艺术需要这样精密的秩序，所以西哲一直就将美学与数理关系联合研究，认为艺术美可以由数学形式来表示，譬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美的主要形式，秩序、匀称和明确，这些惟有数理诸学优于为之作证。”[19]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0]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不是概念上的游戏。由艺悟道，由我一己之身而关照整个自然，而后众妙攸归，知者从之。“万物得一以生”；“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21]。孔夫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22]，既是在说他求道的方法，即持之以恒，专心如一；同时，也是在论“道”，即恒久不变、至简至大，一道可通万道，需贯彻始终，以不变应万变。“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23]，惟精惟一，惟一惟精，此理高明。知有笔墨而不能锤炼之、简约之、熔裁之，是拥金矿而不得冶炼之法。“约其文辞而指博”；“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24]。博而返“约”，乃是问学而求道的必由之径。“所守不约，泛滥无功”[25]，为艺之事，一如立言，亦须“守约”，涵蓄其意思，本乎中庸之法；如此深造于道而自得之，可以“居之安”、“资之深”、“取之左右逢源”[26]。

四、为道日损

秩序，是最简洁的表达。老子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27] “损”，减也[28]，简也。“损”什么？“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29]道之所“损”，从主观到客观、从理想到现实、从物质到精神，把由心通向道中途的阻隔障碍一一“损”掉，以期求我与自然的便捷沟通，与道会合，实现艺术与人生的最佳状态。

道，乃本性具足，至纯至善，无所谓“损”亦无所谓“益”；天地自然之所以称为“大美”，乃是它为亘古永存的自在之物，它没有什么需要“损”或可以“损”的东西。求艺道的过程，却是一个“损”的过程，首先应该“损”的是“心”，其次才是表达形式；因为处于社会中的人，心中横亘一个“我”字，泯灭本性、失去良知、离开真我，只有荡涤尘垢、化掉渣滓，修缮整治、使复如初，而后才能“统体光明”、“充实光辉”[30]，才能“无我”而“自得”，灵窍自呈，秀色自现。

“损”的意义便在于：损之又损、减之又减、简而再简、约而再约，“道”便显露出来；在这个求“道”的过程中，就已经开辟出一块广阔的空间来。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华去而朴存的过程，虽为而非为、不为而为。

大道平易、至道至简。求“道”，便是追求一个最简洁漂亮的东西。最简洁最漂亮的笔墨，入素复朴[31]，芙蓉出水而具错彩镂金之妙，它不再需要任何雕饰与润色了。“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32]，勉强饰之反成累赘与芜秽。使外在形式趋于简化，是道之所存、所需；有形式的累赘与屏障，道是不能朗见的。繁华落尽，一切无碍，直望天涯，万物澄明。损而又损，要言不烦而余味无穷，以少映多、虚实相生，最简洁最漂亮最确切的形式就产生了。

 “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夫唯不争，故无尤”，“治人事天，莫若啬”——老子这些智慧的劝告，基本成了耳旁风。废话太多的信息时代，人类的疲累变本加厉，大家的节奏都在不得已地加快，于是彼此拖累。谁愿意自觉地甘心落后呢？谁又能来做使整体慢下来的协调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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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见：《庄子集解·外篇·知北游》，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6页。

[2]《老子》第15章、25章。

[3] 《庄子集解·外篇·知北游》，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2页。

[4] 茅冥家《微言不绝——中国文化精蕴中一个深层次的东西》，《中国文化》，1996年第13期，第63-73页。

[5] 李贽《四书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2页。

[6] 《庄子集解·杂篇·天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8页。

[7] 《牟子》（《理惑论》）第26章。牟子名不详，初为儒，博通经传，又精《老子》及神仙书，后致力佛学，著《牟子》一书意在贯通儒、道、佛三家。

[8] 《周易·系辞上》。

[9]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而至于命。”见：《周易·说卦》。另：“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见：《孟子·尽心上》。

[10] 庄子提出“缮性”说：“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见：《庄子集解·外篇·缮性》，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6页。

[11]  如罗大经将道学与心性相互参照，以心脉论学理，渗透“天人合一”思想，甚是独到，亦深堪玩味。“敖器之善察脉，尝言心脉要细、紧、洪，备此三者，大贵大贤也。赵季仁举似谓余曰：‘此非论脉，乃是论学。’余曰：‘小心翼翼，细也；务时敏求，紧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见：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6页。另：“天一而已，四时之寒暑温凉，总一气升降为之，其主宰是气者，即昊天上帝也。”见：黄宗羲《破邪论》，《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黄宗羲认为“天”、“昊天上帝”等均主宰于“气”，而“气”与理以及流行与主宰、阴阳与太极、象与太极、变者与不变者，都是一个意思。参见：李明友《一本万殊——黄宗羲的哲学与哲学史观》，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12]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第一》。

[13]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见：《孟子·尽心上》。

[14] 《庄子集解·外篇·秋水》，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4页。另：“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见：《庄子集解·外篇·缮性》，同书第135-136页。

[15]《订正六书通》，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174页。

[16] 袁鼎生《西方古代美学主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5页。

[17]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见：《尚书·大禹谟》。

[18] 贡布里希《秩序感》，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6页。

[20] 《老子》第42章。

[21]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见：《老子》第39章。另：“载营魄抱一”（第10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22章）。另：《庄子集解·外篇·知北游》，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6页。另：“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见：《淮南子》卷一《原道训》。

[22] 《论语·里仁》。

[23] 王阳明《传习录》，《阳明全书》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4页。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见：《中庸》第20。

[24] 《史记·孔子世家》，见：《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另有：“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见：《论语·雍也》。另见：《孟子·离娄上》。

[25]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亦不远矣。所守不约，泛滥无功。”见：程颢、程颐《二程遗书》（《河南程氏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26] 《孟子·离娄上》。

[27] 《老子》第48章。另：“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见：《庄子集解·外篇·知北游》，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6页。

[28]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54页。

[29] 《老子》第77章。

[30] “譬之此竹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更好？”见：《朱熹年谱卷之二》，《朱熹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7页。又：“晓得良知是头脑，方无执著”，“功夫不是透得这个真机，如何得他充实光辉？若能透得时，不由你聪明知解得来，须胸中渣滓俱化，不使有毫发沾滞始得”。见：王阳明《传习录》下，《阳明全书》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7页。

[31] “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识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见：《庄子集解·外篇·天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6页。

[32] 《韩非子·解老》，北京燕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