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风气还正盛，阶级成份论几乎还统治着人们的大脑，农村也不错过。
    听母亲后来说，在我和哥上小学时，学习还不错，但父亲意识到，如果这样下去，将来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问题，孩子们不让参加农转非的考试，岂不伤透了他们的心。于是，父亲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让我和哥去爬榆树，落榆树叶回来喂猪，满满一大书包榆树叶，可以给两分钱作报酬。这样一来，两全齐美：既可以耽误我们的学习，又可以把作为家里的一大收入的猪喂肥。这个办法果然效果颇佳，我和哥哥在课余时间，几乎爬遍了村里所有可以上去的榆树，每天爬树、登墙、上房。
    父亲对我和哥哥的要求是，学什么像什么，干什么像什么，要以人家能干活的孩子们为榜样。麦收后，秋播前，孩子们背着筐，拿着小铁叉，都到地里去拣麦茬子。我们卖力地刨，到太阳落山时，便可以弄一大堆，然后是装筐，也需要技术，否则装不下；一层层摞上去，直顶到头，用绳子从下到上绑住，很沉，勉强可以背起来。几天下来，我和哥可以背一大堆麦茬回家来，放在家里大门过道，那是引火做饭的好燃料。
     “文革”结束了，无阶级论的春风一下子使父亲振作起来，他变了想法，开始全力管理我和哥哥，监督我们学习；只有进步，没有后退，接近第一名，然后是第一名，然后坚持住。最难过的时刻莫过于没有考一百分回家，父亲会声色俱厉地追问和盘查，为什么没有考满分，如果回答不上来，一怒之下，父亲会挥起笤帚疙瘩迎头打过来。然后，父亲耐心辅导，直到我们把出错的问题搞清楚，才可以吃饭、睡觉。
    上进心，是一个人所必要的，如同荣誉感，它是使人进步发展的动力来源，当然，不能因此而患得患失，永远心里不平衡，甚至妒恼怨恨，所有才有另一种似乎矛盾之说：“知足常乐”。
    为了不耽误我们的学习，家里的一切事情尽量不安排我们做，因此，乡亲们偶尔也发议论，说你看崔家的小子们那么大了，什么活也指望不上。事实上，我和哥哥的成绩一直很好，也争取时间，在不耽误课程的情况下尽力帮家里干些地里的各种农活，只是没有死心塌地罢了。

(崔自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