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孩子不叫生孩子

——《崔自默美学笔记》（4）

崔自默

经常看到一些奇谈怪论，基本还属于外行隔靴搔痒式的言语。只缘“不在”那山中的偏狭，远不如“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通透。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既是外行的旁观闲议，就往往站着说话不腰疼，只拈住一两点，撂下几句就走，根本不会想到要负什么责任。孔夫子曾建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是要剥夺人的言论自由，而是惧怕外行的添乱。假如是内行，除了心理变形时的“咬群”，连自己的饭碗也不顾了，否则是不会随言乱语以破坏行规的。投鼠忌器，是常理。

外行使用的语言有时莫名其妙，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你不能埋怨他完全错误，但就是说法不专业、很异类。人家会处理人事关系，他说人家势利、圆滑；人家成功了，他说人家得手了；人家好为天下先，他说人家狂妄自大；人家乐善好施，他说人家好为人师。

心里有什么，眼睛会看到什么，嘴里会说出什么。“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话丑理端。

同样一个事情，可以有不同的说法，这也是常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窃珠者贼，盗国者侯。说法的质变，要根据量级情况。拦路抢民女，可以被写成英雄救美人，不是谁都可以办到的。不过，任何说法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定性，大家都使用起来的概念，就无所谓合理不合理。“凳子”就是“凳子”，你一定要叫床（记得在广院上课时，有女生听了这话，竟低头窃笑），哈哈，那是你的事。

历史上很多东西，一旦既成事实，就掩盖了背后的很多环节，再后来的小股力量的反复探讨也等于白说，你越是谈论它，它就越经典、隆重、伟大。

思想，本来只是人类脑神经的一种普通运动而已；概念，本来只是这种运动的一张相片而已。然而，不知为什么，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作茧自缚，让自己的脑袋把自己弄晕，让自己的感觉把自己给彻底吓唬住了，不能自拔。本来吃饱了也就行了，可是额外的很多欲望，比如地位、荣誉、幸福、浪漫、是非，作为心理活动和冲突，竟不知引得多少人丢了性命。

我要讨个说法，总得给我个说法吧——到死，也不见能得到什么“说法”，明白什么叫“说法”。“说法”，一个概念、一个名词，真的有那么重要么？鲁迅说翻开历史，全是“吃人”二字，也许是鉴于传统观念对活人的绝对桎梏。

“生死”尚且也只是一个说法，何况其余？于是，先哲如老子，提出“绝圣弃智”的设想，不仅仅是一时之偏激，或许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

社会政治经济人生的现实如此，关于宗教文化艺术这些尤其概念化精神化的环节，也是如此。大而国家之间的争战，小而个人之间的斗嘴，有时起源确为涓涓细节。

兵家起事，需要个名正言顺；媒体炒作，需要个由头。只是，奇取而正守，曲终而奏雅，希望后果不是太严重。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开篇即说，“其实本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而已。”（There really is no such thing as Art. There are only artists.）话说的很实在，艺术家既然只是一种职业身份，艺术品既然只是他们的劳动产品，艺术既然只是用来让他们混饭吃的说法，那么，所有发生和存在于其间的活动都应该是正常的，何必以纯洁和理想二字视之？

针对社会的索取与付出，真正真诚的艺术家不会心安理得，无聊无赖的艺术家却变本加厉，这是另外的事情。“我也是混饭吃的”，很多人不甘也不敢这么谦虚。但愿更多的人有这样的底气，那也是知足心和感恩心的一个侧影。

我说过：天下没有一流的学问，只有一流的文字；所有的学者，都是文字搬运工——这不知会惹恼一些学究否？

要往好处看，往好处想，君子坦荡荡，君子成人之美。

近来看到有人指责说艺术就是作弊，这应该说也是对“作弊”这个概念的滥用与过度解读。其实，还可以继续扩大化，也仍然有道理，因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作真时真亦假，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不是“作弊”么？

抄袭、炒作、假拍、吹捧、拿奖、抱团、卖身、投机，为什么不换上一些好听的说法：继承传统、宣传推广、市场运营、广告策划、品牌意识、团结精神、整合资源、因势利导。

毕加索说，“没必要非要画一名带枪的男人，一只苹果也同样可以预示革命”，这是他的狡黠，也是智慧。塞尚说，“画画这种玩意儿被人庸俗地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也无非是一种工人的手艺”，这是他的真实，也是智慧。

对于艺术，也许没有优点或缺点，只有特点；也许没有正或负，只有绝对值。

应该从哪个方向去看，应该从哪个角度去说呢？哪里有那么多“应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