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专题文案）亲历——崔自默

亲 历 者：崔自默

身    份：书画艺术家

亲历事件：从工科、理科再到文科，经过曲折的道路，他最终走向艺术，成为大画家，这是一种机缘，更是一种责任。

(黑底纹是嘉宾讲话内容，其它部分是解说和导视)

[资料片断：大钟寺国际美术馆：“走近大众——崔自默博士艺术讲座及书画艺术展]

在经济发展、出现“收藏热“的今天，如何面对纷繁的艺术市场，当代艺术应该走向何方？崔自默提出自己的主张。
（切换成两个画面）大钟寺美术馆的“走近大众”录象、图书册、照片及贺敬之部长的题字，在自然生态园主持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时的录象、照片。
崔自默：艺术要“走近大众”，艺术要为大众服务，不能搞特别玄虚的东西，甚至是背离传统、“怪力乱神”的玩意。我们要搞积极的健康的文艺作品，要讲究“有用的文化”。[黑落]
1967年，崔自默降生在河北省深泽县大直要乡南张庄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崔自默说，在“文革”的那个特殊年代，即便在农村，他也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父亲在冬天农闲季节给他和哥哥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给他文学的最初印象。父亲教他写春联，使他开始接触毛笔。墙壁上有父亲画的山水画，还有中医解剖图、针灸经络图，那些都是他最好的绘画启蒙。
崔自默：我父亲可以说多才多艺，他是中学教师、又是中医。我母亲也十分贤惠，心灵手巧，喜欢在做饭时唱京剧，还精通剪纸、绣花、描摹。我老爷、舅舅，捏泥人、画戏楼，画新房、画影壁，在农村很有用场。我小时候就是看，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画画，什么是艺术、艺术境界，就更不明白了。父亲在墙壁上画王勃的诗意、题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印象最深。文革期间，农村学校也要求家家办小字报、批判专栏，“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的，我和哥哥在自己的南墙上贴、画，记得还画孙悟空、猪八戒。在小学、中学、高中直到大学，都在班里负责画黑板报，别的同学羡慕，所以很惬意。题写报头美术字、画插画，这些应该是我绘画艺术的萌芽、“革命的初期阶段”。
崔自默说，18岁以前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他的人生、学术和艺术道路都至关重要。
崔自默：我父亲18岁当小学教师，后来受家庭背景影响回家务农。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据说我爷爷他们是地主，但我没见过我爷爷，所以在小学时，我父亲不打算让我们好好学习，因为假如学习好，将来不允许考大学，孩子们一定很受打击。于是，我父亲想出了个“妙招儿”，就是耽误我们学习。比如，背大书包上树落榆树叶，回家来喂猪，这样既可耽误学习，还可以为家里做贡献，一头猪是家里一年来的主要收入之一。那时候野地里到处跑，还养兔子、土元，这倒为观察生活、积累素材提供了条件。我把这些故事，写过一本书，《从前》，与著名油画家王沂东合作，我的文字，他的画，都是反映农村题材的。
基础知识的储备，以及正确的学习方法，对一个学者型艺术家的发展十分必要。
崔自默：在高中，那是一个农村学校，辛集中学，但它确是全国首批重点中学，诞生于解放前战火硝烟的年代。学校有自己的校歌，“战火在飞腾，大地在动荡”，“一所红色的学校，迎着初升的太阳。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培育着革命的新生力量”，“看英雄的儿女，告别母校，奔向战场”……学校在整个石家庄地区招生，每个县两三千学生也就选十来个优秀学生，我考全县第二，我哥哥考全县第一、我堂哥考第二。学校生活简朴，节奏快，吃饭时学生都跑步去，边走边吃，晚上点蜡烛，较着劲地比学习成绩。在平房，蚊子、苍蝇、臭虫、老鼠，海陆空一起袭击，我睡着觉就曾经挥掌打死过老鼠，当时我喜欢过一阵子武术。那里的老师都特别有水平，要求严，学生能吃苦，这的确锻炼了不少意志。记得在高中三年级，冬天，学习紧张，我得了感冒，没时间治疗，春天暖和了自然好的，就有了咳嗽的病根儿。当时还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即便喜欢艺术、喜欢画画，也是偶尔一为，没有时间。在三年的高中，我的成绩基本都在班里是前一二名。那年的高考，各科题目都特别简单，我不适应特别简单的题，总怀疑有问题，所以成绩不算太好。
高考的“失利”，彻底改变了崔自默成为科学家的梦想，而成就了他的艺术道路。
崔自默：按理说，我的成绩还不算错，比我分数低的，我们班上北大和清华的好几个。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一看，西北轻工业学院，地址“陕西咸阳”。我当时正走过我们村的大水塘，心理一阵困惑、失落，却忽然不知怎地想起杜牧《阿房宫赋》里的句子，“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这样，我到了咸阳。陕西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咸阳，那是秦代的都城，地下文物蔚为壮观。站在学校的楼顶，看西北方向，茂陵、阳陵、长陵，一座挨一座。“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向晚意不适，驱车到古原”，那种感受，是特别开阔胸襟。刚到学校，我特别的失意，是那年全校招生最高分。觉得这学校没有名气，所以失落，学习不用劲，尤其是英语，靠吃高中的老本，也是全班前排。学有余力，就到处溜达，到北郊原上去登高，到农民挖渠刚翻出的土里去刨陶片、瓦当，还真捡到一些秦砖汉瓦。
有了艺术的萌芽与初期，在适当的阶段，具备了适宜的条件，会迅速生长。
崔自默：一次偶然的机会，学校请校外画家讲书法，我大感兴趣。同宿舍的学生没事就临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他是课外兴趣，而我，则一下子受到吸引，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大量临摹书法，阅读美术类的图书，艺术史和美学的图书。在星期六晚上，我会坐长途车赶到西安，找在西安的同学借宿，周日大早起来看碑林博物馆，然后买字帖，然后遍访西安的书画名家。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奔走，有时一天也不吃饭，晚上再赶回咸阳，吃馒头、方便面。那时开始搞篆刻，磨石头、刻印、参加书法比赛。直到好多年后读研究生时，还有在宿舍磨石头的习惯，楼里下面一层的学生听到嚓嚓的声响，就知道我又在刻印了。在大学时，开始画画，学石鲁，长安画派的，是大气象的山水。晚上，我经常到画院韩舒柳老师的家，听他拉二胡，看他画画，他是石鲁的学生，有才气。外面下着雨，那种满足和超脱至今难忘。
大学四年很快就过去了，但崔自默的艺术之根却越扎越牢。
崔自默：课余时间我会找附中的美术老师们在一起玩，画油画，一画就是一晚上，也不困。还在大三那年与设计系的同学一起办过一个书画展。西安和咸阳当时最有名的书画家都给我题了字，校长也来了，受到鼓舞。记得当时展览的前言，是陈丹写的，他当时在学校是设计系新分来的年轻老师。陈丹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我们在一起玩，他穿衣服很特别。后来大概十年后在北京，在王府井中央美术学院的画廊，我又遇到了陈丹。多年不见，他已经是国内出色的设计大师，他设计了“中国电讯”、“中国网通”、“清华同方”等著名的品牌标志。陈丹看到我的字画，继续鼓励我，说你已经很厉害，不要太谦虚。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有很多大师鼓励我，那是我前进的动力之一。
从咸阳到北京，是崔自默艺术道路的大转折，但求艺的路途并不平坦。
崔自默：大学分配我分到廊坊，是轻工业部安装公司北京分公司。在北京，我走过很多工地，北京吉普车厂、北京啤酒厂、北郊乳品厂。安装工人是一个独特的职业，居无定所。工地转移，人也跟着转移，通讯地址跟着变化，心给人感觉是浮着的。白天在工地上，我看电气安装图纸，也爱摸各种器械，好奇、兴趣。在晚上，工人们打牌、喝酒，我看书、写字、刻印，别人觉得我不合群、“有病”，还有一个人有意挑衅，把我的印盒给摔碎了。星期天我会到中国美术馆、琉璃厂荣宝斋、中国书店、三联书店等地去学习，晚上骑自行车很远到清河外西三旗工地驻处，平房到秋冬之季觉得很冷。看着南去的大雁、北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我感到分外的失落。艺术与现实，距离那么远。
艺术需要知音，幸运的是，在崔自默发展的道路上，遇到过很多知音，他也主动创造着机会。
崔自默：在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咸阳中国画院的韩舒柳院长在西三环的中国画研究院（现在叫中国国家画院）举办“咸阳风物画展”，约我前去。我在那里看到很多好画，遇到很多名家，开阔了视野。晚上，骑自行车回工地，“回到现实”，仍然是失落之感。不久，我随所在的安装公司到江苏镇江造纸厂，那年江南发大水。下雨登北固山，望茫茫的大江，想北方的家，心情激荡。闲暇时，我去扬州，去金山，去焦山看《瘗鹤铭》，那是传世的书法名作，访郑板桥故居，做有“修竹一竿一板桥”的句子。偶尔去文物商店，去文玩市场，看书画和瓷器。不久，也就是在我工作了两年之后，借着休息的机会，我先回老家看父母，然后回到北京。与我大学的一个同学见面，我们一起开公司，到深圳学习，在饭店工作，后来又到中国中医研究院，搞医疗器械。这样，展转了一年多之后，因为户口关系在廊坊、不在北京，我觉得找新工作很困难，没有属于自己的“根据地”，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很难受。
在工作了四年之后，崔自默开始读硕士研究生，可是，他所学的专业仍然不是艺术，而是计算机。
崔自默：为了考研究生，我孤注一掷，准备了半年多。原本想去北大或者人大，考艺术学或者文学，但人家听说我的本科是工科，自动化，说不行，我只好再度忍住自己的艺术欲望，考了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我英语好，所以没费多大力气就考上了，1993年，我入中国工商大学读硕士学位。我仍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读的是美学文学哲学史学的书，搞的是字画、篆刻。我的毕业论文是计算机自动处理火箭火工品测试数据，我搞的计算机程序，用的是统计学和模糊数学方面的内容。虽然离我喜欢的艺术差距很大，不过，我觉得，计算机和数理逻辑的知识，对我面对文艺学、哲学研究，很有好处。可以使研究更科学化，可以使艺术与科学融合，不是两张皮，而是真正的妥帖、剀切。研究生期间，我开始大量接触社会，参加艺术活动。对艺术可谓痴迷，有时，我一天骑七八个小时的自行车，拜访前辈大家，像王朝闻、周汝昌、张中行、启功、刘炳森等大家。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成为朋友，但是，参加他们的活动，总被认为是外行，很尴尬。
更让崔自默终生难忘并痛苦的是，在他准备毕业和找工作、结婚的关键时刻，他的父亲病倒了。
崔自默：那天，我正在中国美术馆参加书法展，有我的篆刻作品。忽然，传呼机响了，我赶紧出美术馆，给哥哥回电话，他沉重地告诉我，父亲得的是肺癌。我一下子觉得脑袋要炸，不知怎么骑车来到友谊医院，哥哥和嫂子都是医生。我们在楼道里商议对策，不能让父亲知道实际病情。可是，父亲是中医，不动手术，开始化疗，他很快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哥哥找遍了京城所有的专家，可是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我一边做论文、毕业答辩，一边找工作，还一边与女朋友商议，提前结婚，让父亲看到我的结婚证书。父亲没有能参加我的婚礼，也没有能到我的小屋子看看。我告诉父亲，我的小屋子旁边是池塘，后面是花园，前面窗下有竹子，等春天来了，桃花盛开时，我领你转一转。父亲坚持了四个月零二十天，他忍着入骨钻心的疼，也不打杜冷丁，他说别上瘾。他说自己要死在星期天，免得耽误孩子们的工作。那天夜里，父亲去了，我和哥哥、堂哥三个人推着父亲的遗体，穿过福州馆前街，到太平间。瞬间，我似乎明白了很多道理。
人生痛苦的经历，都是品尝幸福的宝贵财富。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曲折，都是可以欣赏的风景。生活，教给崔自默选择坚强，接近目标。
崔自默：研究生毕业后，1996年，我找工作，到劳动出版社做编辑。编辑，又是一个独特的职业，可以转换角色，从理工科转向文科。妙在有意无意之间，这也许就是造化的安排。开始，我做教材编辑，大多也是理工科的，是技工培训教材。在劳动出版社呆了一年，此间我完成了《章草》一书，是中国第一本关于章草的专著。第二年，我又“不安分”，调动到了离我家很近的中国工人出版社。开始在总编辑室，后来到文学编辑室、美术编辑室。这个期间，我完成了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编辑出版22卷本860万字的《王朝闻集》，历时一年半。
王朝闻是新中国第一代美学大师，著名雕塑家，《毛泽东选集》封面上的毛主席像、国家博物馆的《刘胡兰像》等均出自他的手。
崔自默：我与王朝闻先生接触多年，他的很多生活习惯我都熟悉。我结婚他还送给我一个条幅，祝愿我“艺术与家庭双丰收”。他的美学特色是独特的心理体验，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每次去看他，我都能听到他的心声。他也愿意听我说一些新鲜事，从中挖掘新材料。我给他看砖雕、看碑拓、瓦当拓片，他都很感兴趣。有时，我领着我的儿子去看他，他会抱着我儿子，看石头，还拿着筷子在板凳上敲打节奏，与我儿子一起伴奏鼓点。他的童心，使他健康长寿，也使他不断领略艺术与生活之美。
在短期内集中、全面、细致而系统阅读王朝闻的美学著作，使崔自默获益良多，并对美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兴趣。
崔自默：编辑王朝闻先生的全集，有缘分得到当时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亚民社长（现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以及张子康（现为今日美术馆馆长）的支持。我儿子一岁多，我把他放在桌子上，他睡觉，我校对稿子。发现问题，及时与王老沟通，与出版社沟通，有的一篇东西要反复多次。记得那年的正月十五，我还在石家庄，在出版社校稿。晚上，我把好友李凌叫过来，月光之下，到了毗卢寺门前，因为这个寺里独特的壁画，就是在王老的关注下得以保护和开发的，他在书中多处提到。庙里的壁画，我在白天看过，晚上再来，就是想再度揣摩那种意境，独特的意境。周围很安静。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崔自默担任全集总特约编辑的《王朝闻集》获年度“国家图书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发式和新闻发布会，也正是在因为这个会的契机，他的艺术道路又往前大踏一步。
崔自默：在新闻发布会上，很热闹。因为王朝闻先生曾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院长，所以院里有很多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当时，我有意要考博士，只是犹豫不定考哪个学校的、考谁的？我曾经问过王老，他当时已经91岁，已经中断多年不带博士了，说再重新申请不合适。我说考你的学生们的博士如何？因为他的很多博士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他摇头，说“你不怕丢人你就考”，我当时也很诧异。王老有时很个性，比如，我出版我的篆刻集，想请他写序言，他说，你给我编辑全集，我给你写序言，不成了互相吹捧、互相利用了？我看他为难，就没强求，而是到楼下，到第二个门洞，找周汝昌先生。周先生是红学大家，更是文化大学者、大书法家，不几天，他就给我写好了，还给以极高评价，说我胸中烟云、宛如大涤子石涛，当然那是鼓励我。
为了考博士，崔自默曾遍寻导师，因为他知道，在研究生毕业工作了四年之后，走出这一步很关键。
我曾经还去过北京大学，文学系和哲学系统，还去过社科院，找导师，可惜，我愿意理论联系实际，不愿意空对空地搞所谓的学术，所以，没有找到合适的导师，就暂时搁置着。在大会堂，由张子康介绍，我认识了当时在《深圳商报》的侯军先生。我们一见如故，聊得投机，没有与大家一起吃饭，就来到我的家。两居室，显得局促，我给他刻印，他给我写字。晚上，他去了范曾先生家，他们是老友。第二天，侯军打来电话，问我，你愿意不愿意考范曾教授的博士生，他今年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招第一个博士生。
成为范曾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是崔自默艺术生涯的一大转折，从此，崔自默走上了绘画艺术专业化的道路。
崔自默：我跟着侯军，拿着我的篆刻集，还有为于右任、康有为、谢无量、胡小石、郑孝胥书法集做的年表和序言、论文，到范曾教授家，给他看，聊天，他很高兴，很性情，一拍大腿说招一个博士生一定就是你，我说，如果我考试成绩不行，我不会去的。结果出来，我的成绩最好，争取到了国家计划内公费的惟一名额。
2000年5月，就在崔自默将要走进南开大学读博士生的前夕，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母亲忽然病逝，崔自默再次经受生活的一大创伤。
崔自默：父亲去世后，哥哥去了美国。母亲在老家我不放心，在城市她又不适应，觉得孤独，她还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怕打扰我，我当时也没有跟母亲住在一起的条件。她自己在哥哥的平房住，我星期天或者去看她，或者她自己过来。母亲有先天性心脏病，农村田间的劳累又使她过早地消耗了健康。用车送她，她会头晕，每次我看她走下地铁，心理都十分担心，怕她出事。哥哥有了第二个儿子，请母亲到美国探亲，我开始为母亲准备护照。星期五晚上我还去看她，当天晚上，她洗衣服受累，那夜，风雨如晦，母亲自己，撒手人寰。第二天清早，邻居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晴天霹雳。母亲去世的消息，我没有敢告诉哥哥，因为那些天，他正准备博士毕业考试，他也很辛苦，在这接骨眼上，告诉他，无济于事，反而耽误了他的前程。在哥哥毕业后的第二天，他发来邮件，欣喜地问我母亲的出国手续办的如何了，我没有多答，只把准备好的噩耗和父母一起合葬的照片发给了他。我可以想象，哥哥收到这个不幸消息时的情景。
两次突然失去双亲的沉痛打击，使得崔自默少年老成，可以淡然面对生活，欣然面对艺术。

[空镜]
崔自默：在博士生三年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周有四五天的时间与导师范曾教授在一起，可以系统观摩和学习绘画技巧。此间，我还为范先生编辑出版了《范曾散文三十三篇》、《范曾画传》、《范曾临八大山人》等书，反响很好。其中《范曾散文三十三篇》我做的跋，被作家贾平凹看到选在他主编的《美文》里。在绘画技能之外，尤其是诗学、文学，闲暇之余，范先生会和我做对联、做诗钟。对联和诗钟，是做律诗的基础，有了这种本事，做诗就好办了。有时，题材很怪异，把任意两个不沾边的东西放在一起，做诗钟对联，很锻炼思维。记得一次在飞机上，是从景德镇回北京，范曾先生看报纸，看到山东“即墨”这个地名，让我做对子。大概过了20秒钟，我对出“离朱”，先生一拍大腿，叫好。“即墨”是古代地名，“离朱”是古代人名，地名对人名，立意巧妙，平仄很工整。范先生还说，“即墨离朱”，可以作为一个新成语用。
在崔自默的笔记本上，留有很多范曾教授当时的笔迹，那既是难得的学习资料，更是珍贵的记忆。

[导视]
崔自默：在与范曾教授朝夕接触的几年中，还陪他走了梁山、崂山、蒙山等地方。他好客，举办活动时会请来很多名人名家，我最难忘记的是在南开大学，一起去数学大师陈省身寓所，听陈先生谈数学。那天，我刚考完英语六级，拿着证书，上面请陈先生签名留念。还有一次，是杨振宁先生演讲，完毕后，一起去陈省身先生处。外面所有记者都被拒之门外，屋里除了陈先生和杨先生外，还有陈洪和葛墨林先生。我给他们照相，可惜，照相机没法自动，所以合影里没有我。《天津青年报》请杨振宁题字，题完字从门里递出去，题字时的照片只有我拍摄了。还有就是见叶嘉莹教授，她是著名女诗人、专家，她的《迦陵文集》也是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她与周汝昌，还有鉴定专家史树青等读是顾随的弟子。
与大师们的亲密接触，耳濡目染，崔自默得到多方面的教益。
崔自默：陈省身先生作为数学大师，思维很特别，跟他聊天是享受。他的纤维丛理论、拓扑学理论，里面都蕴涵着哲学。用在艺术上，就是对美的规律的探寻。他说数学公式是美的风景，简练的公式，真是美。还有杨振宁先生，对中国的诗学文学都有造诣，理解是独到的。杨先生说，假如没有对中国哲学的深入认识，也许他不会在物理学上有建树，不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不会有绝对的对称，统一场论，这些，都是美的，都是艺术的。我反思自己的艺术创作、美学理论、艺术哲学，也应该往深透、全面里挖掘。《中庸》讲“尽精微，致广大”，就是要使艺术与科学的研究实在化、辨证化、透彻化。
艺术与科学的对比研究，是崔自默的兴趣点之一，这与他综合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有关。
崔自默：现在流行讲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实际上，很多人是“两层皮”、“夹生饭”，因为对艺术也吧、科学也吧，必须对两方面都有所深入地学习，才可以谈“融合”；假如对其中任何一方面隔膜，都会隔靴搔痒、人云亦云。好玩可以，真正的有所获得，登堂、入室、窥奥、探秘，就难了。那年中国美术馆搞艺术与科学的大展，我在工人日报写了一篇《艺术与科学：岂是那么简单》的文章，针对的就是浮华的研究。用客隆羊做成鼎的三条腿，就是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就是现代与古典的融合？初一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是概念混淆。科学不等于科学产品，艺术也不等于艺术品。形而下的“器”，应该与形而上的“道“，区分开来对待。这样，不是为了摆弄辞藻、搞文字游戏，而是为了使人类的研究，真正地推向前进。文明，不是科技的进步所能代替的，知道了这些，就会明确我们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中国的文化先进，未必能代替科技先进；西方的科技先进，并不能打消我们的民族自信力。这些，都与科学与艺术的本质的东西有关。
把科学的思想、数理逻辑，应用于美学研究、艺术哲学研究，是崔自默的主要目标之一。
崔自默：“Who wrongs where?”谁错在哪儿了？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容易，涉及到文化、学术、学问的本性。科学也不科学，全世界的科学家在一起商量，什么是“科学”，连科学这个概念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何况是“艺术”？我欣赏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艺术史》开篇说的话：“其实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而已。”这话很本质、实在，说明了我们很多人类劳动分工的职业化本性。艺术家这样，科学家也一样，他们在干什么，外行不明白。一次，在范曾先生家，杨振宁和陈省身先生都来了，看范先生刚完成的他们两人的大画像。画陈先生拿着一本线装书，当时范先生在创作时，我当模特，坐着，手里拿本书。中午范先生休息，陈省身和杨振宁两先生没睡，我跟他们聊天，谈到我的学术经历与研究兴趣，从工科、理科到文科，我希望借机在科学与艺术融合方面做点研究，他们都鼓励我，说我真是跨学科人才。我还谈到我对国学研究的一些看法，一写案例。
崔自默说，文化艺术也不是个人的事情，文艺研究更要遵循科学发展观。
崔自默：我们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没错，但不能再度进行无限制的衍生，要有所“收敛”。现在讲究科学发展观，讲究节约型经济，那不仅仅适合于自然资源的发掘、开发，更符合于文化和艺术传统资源的发展、利用。计算机检索，可以瞬间完成，一个人皓首穷经，也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科学可以瞬间完成。那么，思考过去，如何接受、继承；思考现在，如何发展、面对。不能无限制地谈发展，那就是浪费。
“著作等身，不是好事”，崔自默真诚地说。
崔自默：我们过去的很多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很不实事求是。攀比、浮夸、竞争，浪费的不仅仅是大好的人力资源，还是自然资源。读了传统，就有感受，你写一书，他可以写十本，“著作等身”，先不说说的有没有道理，这种做法，很有问题。感觉似乎很光荣，其实，是变相地等于糟践森林。可是，没有办法，传统理论主张，文人要立德、立身、立言，要写；现实生活里，单位评职称，要学术著作、论文，还有文字量要求，你不完成，既是无能，也没法混。
“我们要讲究‘有用的文化’”，崔自默真诚地说。
崔自默：我们的文化传统博大精深，这是事实，也没有错误，可是，有什么用么？这么问，不是功利主义，而是要实事求是。“博大精深”，用不上，甚至起反作用，互相嫉妒，心态失衡，不利于和谐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没用。“Excuse me”、“Sorry”、“Thank you”这话很简单，却实用，调节群体的关系，健康幸福，就是有用的文化。否则，为一个概念争执不下，由学术矛盾转化为人际斗争，就可悲了。前一段时间针对刘心武个性化的《红楼梦》研究，引起一段争论。《艺术评论》杂志约我写段文字，我写了一篇“和稀泥”的文章，叫《只缘不在那山中》。苏东坡“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离得太近之故，我说的“只缘不在那山中”，是离得太远之故。对于客观道理的探讨，即使我们觉得已经很近，实际上还是远得很。
崔自默的这篇文字，得到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的大加赞誉。
崔自默：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写东西，周汝昌先生来电，谈到我针对“红学之争”写的这篇文章。因为我提到，很多学术之争，其实仅仅是“概念之争”，说偏激一点，是文字游戏，离活生生的历史与现实，远得很。周老夸赞我，说这等通透的文笔，“不做第二人观”，我知道这是周老偏爱我、鼓励我。不过有一点我是要坚持的，就是学术研究要厚道、实在，解决问题，不重复浪费。
针对“国学热”，崔自默首先提出置疑，不要盲目，不要“沉溺于旧学”。
崔自默：在《艺术评论》上，我写了一篇《毋溺于旧学》，针对的就是“国学热”。人微言轻，这篇小文不会引起什么关注，但是，这种科学化的理念，值得坚持。国家还不算富裕，我们不能搞那些没有太大用处的东西。就像一个家庭，堆很多东西，觉得有用，其实永远也用不上，在搬家时才会体会到。我们占有物质，却被物质占有。
崔自默的著作《为道日损》，学术内容涉及广泛，但陈述的却是一个“求简单”的理念，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后，影响很大。
崔自默：我们要不断淘汰没有用处的东西，才能进步，才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是老子的思想，它不仅仅可以用于艺术理论与创作，更可以用以现实生活的认识与问题的处理。东西多了，用不上，就是累赘。起初，人都是“健康的童年”，慢慢地社会尘垢蒙住心灵，发不出光来，“为道日损”，就是要洗涤尘垢，在混沌里放出光明。
“一朵不染之莲”，范曾教授在为《为道日损》一书写的序言中，如此赞誉崔自默。
崔自默：搞学问，搞艺术，就要实在、落到实处，但求放心，朱熹说“乐其日用之常”，就是要利于改变生存的现状。心态要好，要平和，既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文怀沙翁可谓当代哲人，我们是忘年交，他总说我们是车轱辘转的关系。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很早了，第一次见面，是在范曾先生家，他是范先生的老师，邵盈午写的《大匠之路：范曾画传》有专门一节。文老的豁达、睿智，是他健康快乐长寿的依据之一。“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老子》这么，十分科学。只记忆别人的好处，忘记不好处，多么大度啊。还有我常接触的张岱年先生，我们是河北同乡，冯友兰说他“刚毅木讷，近仁”，那的确不易做到。每次去，他都与夫人坚持送到门口，很谦和，值得我们晚辈效法。
北京大学教授张帆先生在《一默如雷》一文中，给崔自默的《为道日损》一著给以极高的评价和定位，认为崔自默以“学术的深厚与美的灵动”，“完成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心理史学”，“为艺术史人物研究创造了一个学科模型”，并预言了“崔自默和崔式之学的价值”。
崔自默：“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八大山人在沉默了三百年后，遇到了很多知音。知音，才能真正地解读八大山人，中国文化的极致，是依靠互相的筑成和观照，来完成。我在书中说：“靠被同情是成就不出大师来的。”在三个半月内，正赶上那年“非典”，没有下楼，认真，用了心，完成了这部自己也满意的作品。
[黑落]
“大师眼里的奇才”——《河北青年报》、《北京电视报·人物周刊》、《环球工商》等报刊这么记述崔自默，但他却处之泰然。
崔自默：文怀沙先生偏爱我，他为我起名号“无言”、斋号“祝语堂”，都是鼓励我。我的老师范曾教授的名号“十翼”也是文老起的。“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文老有这个胸襟。向年轻人学习，以未来为师，这是多么智慧啊！他还给我起个雅号，叫“崔三士”，意思是学士、硕士和博士，学科交叉型。文怀沙先生给我一本画集的序言中，跟说我是“五百年来一奇才”，实在令我汗颜。
崔自默之“奇”，不仅仅在学术研究各方面的理论贯通上，更在于艺术创作的实践上。
崔自默：传统认识上，觉得画画要专一，选一个主题创作，比如梅花啊、竹子啊，我觉得，那是小本买卖、小农意识。视觉，上宽泛的，无论中西绘画，都是视觉的，只是工具材料不同，审美体系不同，到底，还是要反映一个内容。内容才是关键的，没有内容，不管采用什么样式、画法，都是浅层次的。篆刻、书法、绘画、摄影、油画、瓷器、雕塑等等，都是美术，是视觉艺术，我愿意普遍涉猎、尝试，那既是一种乐趣，也是挖掘艺术本质的不二法门。
号称“天下第二快刀”，崔自默篆刻速度惊人，不假思索，一两分钟可以完成一方印章。他还可以做微书，不借助放大镜，字体在米粒大小。
崔自默：刻印无外乎单刀和双刀、细分析是冲刀和切刀，我使用单刀、冲中带刀，瞬间完成。既要有单刀的爽利，又要有双刀的厚重；既要有刀味，还要有笔意。我喜欢做白文，见刀法，不做作。周汝昌先生就喜欢我的白文，他在给我的《崔自默篆刻集》中特别提到过，我给他刻印，他看不见，就挨着桌子，听刀刻在石头上的喀喀声。做微书么，是偶尔为之，因为不用放大镜，用小毛笔写，靠的是眼力，更靠的是心力、定力，手几乎不动，所以特别耗神，觉得心血在滴沥，写完头晕、心累。
崔自默喜欢摄影，不断发现周围物象的独特，用镜头记录下来，并作为绘画素材和美学研究资料。
崔自默：摄影的艺术空间很大。我认为的摄影，不是简单的技巧的、视觉的，更是内容的。在镜头里面，必须有形而上的思考，更要有对“未知领域”的思考。似曾相识，很多东西看起来熟悉，实际上很陌生，不是么？这些东西，我觉得最有意味。
由于将近十年的编辑工作，崔自默养成了搜集资料的好习惯。
崔自默：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后，2003年6月，我从中国工人出版社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支持我主编《中华文化画报》。我首先改变了开本、设计，LOGO编制的“文化”是我刻制的。我当时请很多人印在手掌，作为支持文化的象征。包括文怀沙、刘梦溪、范曾、梁晓声、月照上人、杨飞云、张晓凌、翟墨、陈丹、刘墨等等，蔚为壮观，也算是一次“行为艺术”吧。从编辑、实际、印刷到发行，我都亲自处理，很累，也的确学到很多东西，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一年多以后，我调到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图书是我的本行，这期间，得以有时间写东西，搞创作。
开始专业绘画创作之后，崔自默的艺术才能得以全面开发和展现。
崔自默：2005年5月，在全国政协礼堂的华宝斋书院，我和刘墨举办“逸笔余兴书画展”，那算是专业绘画的发端。在大学展览过，在1997年我到山东展览过，当时刘炳森先生还给当时曹州画院院长李荣海（现为中国美协副秘书长）写过一封推荐信。展览的确能促进创作。刘墨是北京大学的博士后。作为学者型画家，也许在一般人眼里只能“墨戏”，缺乏专业画家的“技巧”，其实，那是很偏见的。“技巧”虽然也不易把握，但相对而言，画面内容、学术涵养、气象品格，才是最重要的。
文怀沙先生为这次展览做前言，给文人绘画风格以充分肯定。
崔自默：展览虽然画不多，面积也不大，崔如琢、庄则栋、王刚、梁晓声、董浩、张金凌等朋友都来助兴。通过展览，我觉得应该大力加强创作实践，熟练、再熟练，“技进乎道”。
“废画三千”，岂止是三千，在一年之内，崔自默挥洒宣纸数千张，夜以继日。
崔自默：没有大量的笔墨实践，光想是想不出来的。我喜欢画画，画起来不吃不喝，也不累，也不饿，一天也顾不上去厕所。有时也烦恼，是因为画不出来而烦恼，是因为不满意而烦恼，是因为没有自己的风格而烦恼。
2006年6月6日，“荷·和——崔自默艺术展”在四分之三画廊开展。
崔自默：李文子工作特别认真、细致。她与刘翔等被评选为“全球青年领袖”，开办女性画廊，关注女性主义。她为我举办展览，我不是女性，可谓破例。她为《荷·和》画册写前言，还一下子写了5篇文章，其中一篇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赞扬我的画，包括荷花和达摩、山水系列。文怀沙翁、梁晓声、陈丹等先生等都来了，给我捧场。梁晓声先生还专为我写了一篇文章，《论崔自默和他的画》。
荷花是纯洁的象征，崔自默更把它作为精神的符号。
崔自默：中央电视台社教频道的记者、播音员王建川兄，给我写过《自默画荷》、《自默精神》等文章，那不仅仅是谈荷花，还谈到人格追求和精神寄托。
“行走的金刚”，作家老村这么评价崔自默，因为他的勤奋是少有的。
崔自默：作家老村很有才气，我喜欢他的文笔。我的一本画集，老村兄给我写了序言，《自默之行，金刚行在》，也是鼓励我。我在工人出版社做编辑时，我们就开始认识。国家画院的著名画家、理论部主任梅墨生兄，也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们看着我进步。梅兄给我的一本书法集《余心有寄》写序，也是鼓励我。没有鼓励，没有在鼓励之下的自省、自觉、自策，是成就不了人才的。
为了内省，在2005年一年之内，崔自默记录了自己每时每刻的行踪与思考，完成了近50万字的《乙酉日记》。
崔自默：人都是懒惰的，今天不开始准备完成的事情，也许一生也完成不了。干不成大事，是因为把时间全用在了小事上。我在2005年一年之内记录自己的痕迹，就是客观地分析时间，记录。美国有个行为艺术家连续一年每一小时打一次卡，是纯行为的，我也有点“行为艺术”的意思，不过我是为了思考，养成思考的习惯，水滴石穿。走到哪里，几点几分，记录下来，不容易坚持。我坚持了，觉得很好。
“自默文化网”，是崔自默自己的网站，那里面有丰富的内容。
崔自默：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个人文化网很大，有学术文章，有随笔杂文，有评论、时事，有绘画和摄影，有我的资料照片等等。我的文章都公开全部内容，供大家阅读。有的读者买不到我的书，就全文下载打印，装订成册，我很感动。
为了画好佛像，崔自默几下敦煌，钻进洞窟，考察临摹壁画。
崔自默：戈壁滩、沙丘、雅丹地貌、洞窟、雕塑、壁画，无一是震撼人心的。敦煌那样的大艺术，人类文化经典，就存在于我们身边。可见，伟大的艺术，虽然出于普通的手，但最终来源于心灵，发自精神的力量。
儒、释、道三学，崔自默都感兴趣，都有涉猎，他说对学术和艺术重要，对人生更重要。
崔自默：儒、释、道三方面，必须融会贯通，其实是物的三面，本来不区分的。它们都是优秀的哲学思想，都有助于今天思想的推陈出新。中国优秀的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为世界所推广、推崇、有用，需要有心人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一提到“佛”字，有人立即想到“迷信”二字，这种想法实在太片面、浅陋、荒唐。佛学、佛教、佛家，应该区别对待，宗教的意义和学术的行为，不是一回事。我研究各家的思想，都是作为文化来理解的。
不管是什么文化，崔自默说，都必须向善，必须有益于当代，有益于个人的身心和谐、社会的平安幸福。
崔自默：一个艺术家的价值，不是个人决定的。艺术品创作的过程，如果说还有主观个人性，但走向社会，流入市场，就是客观的了、集体的了。所以，一个艺术家的影响，也必须与社会接触中才能更好地体现。现在是信息时代，早已脱离纸媒体时代的单一性，艺术家也不能沉溺“一个人吃了全家不饿”的想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士人的社会责任感。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慈善活动，崔自默说，这是快乐的，也是个人价值的一个体现。
崔自默：现在大家都喜欢谈“艺术大师”，大师之“大”，就是他的价值。我给大师定了“三维度”：宽广的视野、深邃的思维、崇高的境界。艺术地位、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是铸造大师之鼎的“三足”。“崇高的境界”和“社会地位”，就是影响力，包括他对社会的贡献。他必须关注社会，对时代有所贡献，才是大师，否则是名家、大家。至于要做巨匠，更要有产业化和国际化的眼光。
人们怀疑崔自默每天哪里来的那么多精力，要写文章、画画，还参加各种活动，他道出了个中甘苦。
崔自默：成绩需要代价。成绩需要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时间就是生命。我研究生毕业时父亲病逝，开始读博士生时母亲去世，我是没有了牵挂，是有了时间来全身心地搞研究、创作。但是，我相信，没有人愿意以此沉重的代价，来换取时间、换取所谓的成绩。我怀念我的恩父，我的慈母。同时，我感激我的妻子和儿子，我没有时间更多地陪他们。对于艺术，我乐此不疲，有时明明知道那是一个无意义的陷阱，但我无能为力。文化深深吸引着我。我时时都在思考、在记录，那几乎是我的全部，“我思故我在”。在艺术家身份主外，我愿意做一个教育家、一个思想家，当然，这需要很多条件来实现、完成。
产业化和国际化，是崔自默在艺术化之外，着力发展的方向。
崔自默：我给首都企业家俱乐部讲座，以《艺术收藏与快乐人生》为主题，阐述和灌输的，就是产业化思路。在中国传媒大学，我讲《当代艺术思潮》，也在传统知识基础上，注重现实性。文化产业，是国家的文化战略，就要遵从文化的规律，又要研究产业的方法。
国外的考察经验，促发崔自默的文化思考和艺术思维，力求使视觉艺术语言获得更大的通融。
崔自默：在哈佛、耶鲁，在波士顿科学馆、美术馆，我感触很多。中国如何才能出现自己的国际大师？不会空穴来风，需要走出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大师会被打造、认定。“认定”，我喜欢用这个词。设计大师陈丹给我写了系列文字，是用品牌的意识来解释和批评我的艺术的，对我很有意义。
默艺空间，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文化沙龙，崔自默在这里与朋友喝茶、畅谈。
崔自默：集思广益，众擎易举。我有一个“一口井理论”，就是大家一起挖一口井，才能很快有水喝。要整和资源，资源共享、互补。这里常来一些企业家，还有知名人士，我有时“苦口婆心”，倒也不是好为人师，或者有想讲话的“瘾”，只是想不断沟通、交流，促进发展。既是针对文化产业，又是针对民族传统、艺术市场。
坦博默艺空间西山新馆，正在紧张地施工，里面将是一个全新的展示空间。
崔自默：这里是一个从江西移来的祠堂，是木结构的，全部移过来，放在我们的大框架里面，是保护，也是观赏、利用。这里空间更大，既可创作、展览，也可文化交流，艺术需要平台。
国际化道路，是今天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必然选择，崔自默如是说。
崔自默：我们的民族有着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它属于我们，我们要继承、保护；同时，它也需要我们去发展、弘扬，我们责无旁贷。站在国际舞台，再来审视我们的文化和艺术，就能领略到很多东西，优点和差距，方向和方法。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好在物质经济发展，人民有文化和意识的需求。“走近大众”是普及的道路，“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则是提高的途径。

(mk/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