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张怀瓘《书断》中列出章草神品八人：张芝、杜度、崔瑗、索靖、卫瓘、王羲之、王献之、皇象；妙品八人：张昶、钟会、韦诞、卫恒、郄谙、张华、魏武帝、释智永；能品十五人：罗晖、赵袭、徐斡、庚翼、张超、王濛、卫觊、崔寔、杜预、萧子云、陆柬之、欧阳询、王承烈、王知敬、裴行俭。近人卓定谋《章草考》名列了自汉至清能章草书者计153人，网罗虽大，亦仅意思而已。这些人中，大多数人无有章草传本供今人欣赏体会；即便是留下作品的，也多是传世拓本，难窥全豹。

下面，以年代先后为序，例举章草书名家名作；有传记、名气亦大、然不见作品传世者，此处只好暂付阙如。

 

史游（？-？年），汉元帝时（前48-前33）黄门令，传其用韵语作小学字书《急就篇》，并“解散隶体粗书之”（南朝王谙《文字志》）。对史游所用的草体，唐张怀瓘《书断》有记：“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后世谓之章草”。“章草”始自史游，并因之命名，是一说也。

传史游书《急就章》[1]，帖本以“玉烟堂本”[2]为最佳。史游所作的《急就章》，似乎应该视作最早的章草书范本。有云其“最存章草法度”，却未必然。稍后的三国吴皇象书《急就章》，亦据此临本，实际上两本之间无甚大出入。因章草书体始自史游之说不能成立，近有人怀疑此帖为伪托之作，则是情理中事。

 

    汉章帝刘炟（58-88年），东汉肃宗孝章皇帝，显宗第五子。少宽容，好儒术。

旧传章草为汉章帝书，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亦云“章草本汉章帝书也。今《淳化阁帖》有‘海咸河淡’，其书为后世章草宗”。其实，章草书体并非章帝所“创”，只因章草书体名称由来的一种说法与章帝有关面已。至于说“其书为后世章草宗”则未确，只是其“海咸河淡”《千字文断简》可作为后人临写《千字文》的参考资料之一种罢了。

古曾有萧子范、钟繇撰《千字文》，今俱不传，惟周兴嗣本《千字文》因便于书写，历来书家多书之，于是广为流传。书家中较为著名的有：集王羲之字本、智永、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张旭、怀素、米芾、赵孟頫、鲜于枢等临写本。《千字文》可算得上书家“第一文”。

    章草《千字文断简》[3]拓本，即《法书要录》所谓“海咸河淡”帖，传为章帝所书。该帖行间疏朗，字形隽秀，用笔亦清雅脱俗。

该残卷是否为汉章帝所书，向来存有疑问。顾炎武《日知录》云：“《淳化帖》有汉章帝书百馀字，皆周兴嗣《千字文》中语。《东观馀论》曰：‘此书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录书者，集成千字中语耳’。欧阳公疑为汉时学书者，因时人多为此语。”

   

    张芝（？-约192年），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徒属弘农华阴（今陕西境内）。幼有高操，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时称“张有道”。

    张芝善章草，并创今草，始作一笔书，时有“草圣”之誉。“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4]。“章草入神”，“伯英好书，凡家之衣帛书而后练。尤善章草书，出诸杜度、崔瑗云。龙骧豹变，青出于蓝。又创为今草，天纵颖异，率意超旷，无惜是非”，“其章草《金人铭》，可谓精熟至极；其草书《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合于自然，可谓变化至极”[5]。张芝的突出成就在于今草，“昔张芝学崔、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6]，惜其迹不存。

   《秋凉平善帖》[7]，因行首有“八月”二字，亦称《八月帖》。该帖是张芝传世的章草范本。该帖章草书收笔含蓄，大多作点或捺点，或者回钩下连，很少有夸张形式的“燕尾”，具有今草气息。清人王澍《跋临伯英章草》曾有云：“《淳化》所载伯英狂草，皆俗手伪书。惟《秋凉》一帖，笔法淳古，为伯英手耳。余以右军《豹奴帖》笔意临之，亦略同其趣。”[8]

不同的刻本，虽说字形会一模一样，但由于单字大小、字距、行距的不同，会使得两帖判若两物；可见，不同刻本所反映的原作风貌也自是差别。学书者选本很重要，能否透过刻本来尽力追摹原作的真容，也需要眼力。

 

    今可知的三国时章草代表作是吴皇象的《急就章》、《文武帖》和《顽闇帖》。

皇象（？-？年），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三国吴人，官至侍中。皇象“幼工书，时有张子并、陈梁甫并称能书。陈恨瘦、张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与严武棋、曹不兴画等，谓之八绝云”（《吴志·赵达传注》）。“吴之善书者，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东晋葛洪《抱朴子》）。“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工章草，师于杜度”，“《抱朴》云书圣者皇象，怀瓘以为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则实而不朴，文而不华，其写《春秋》最为绝妙”，“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张怀瓘《书断》）[9]。

此帖本为真书和章草二体并刻，横竖皆成行，法度严整不苟，历来被视为临习章草的模范。关于此帖的版本，历代有不少记述。正是这些雅好古本的有心人，感触之馀即便留下只言片语，也是聊胜于无，足以解今人之渴。

皇象书《急就章》，传世者明拓“松江本”（1439年）翻南宋刻本为最佳古本。叶梦得在宣和二年（1120年）原题有名云：“此书规模简古，气象沉远，犹有蔡邕、钟繇用笔意。虽不可定为象书，决非近世所能伪为者。自李斯作《仓颉》，其后《爰历》、《博学》、《凡将》、《元尚》与《急就》五家继作，皆为小学所宗，故字书略备。今《仓颉》而下皆亡，独此书有颜师古注本尚在，乃相与参校，以正书并列中间，临拓转写，多不无失实。好事者能因其遗法，以意自求于刻画之外，庶几绝学可复续也。”清钮树玉《急就章考证自叙》有云：“曩者王伯厚补注《急就篇》，所引皇象碑本，远出颜本上，求之多年而不可得。嘉庆辛未，薄游广陵，见汪氏家藏赵文敏手书小楷《急就章》，余为之审定出皇象本，亟假录一通，藏诸行箧。后又获前明正统间吉水杨君摹宋仲温合刻石本，以之参校，无不吻合，盖其本并出休明也。”[10]清人王澍《竹云题跋》亦云：“文而不华，质而不野，沉着痛快，世以‘书圣’称”，“章草自唐以后，无能工者，而皇象书迹尤少，故悉心临写，以示后昆。”[11]

“沉着痛快”，是章草书之美。皇象的“沉着痛快”，书论中多有涉及，而王澍的“文而不华，质而不野”赞誉，实属不易。关于皇象，还有《天发神谶碑》，是三国东吴孙皓的《天玺纪功碑》，后断为三段，所以俗称《三段碑》，现存两段。原碑树于南京城南天喜门外，明嘉靖年移至江宁府尊经阁。清嘉庆十年（1805年）毁于火，嘉庆二十年摹刻于江宁县学内。清宣统元年（1909）年两江总督端方又请名手摹刻。关于此碑，王澍却有论述，“此书如龙蠖蛰起，盘屈腾踔，一一纵横自然。比之江瑶蝤蛑，信为味中珍品，然不可多食，恐发风动气。此碑亦然，学之不成，便堕恶道，此不可不知也”，可见，对该篆书异体，在赞扬其独特性的同时，对其怪谲体貌仍持保留态度。个性强烈的东西，有好之者必有恶之者。清张廷济论此碑云：“吴《天玺纪功碑》雄伟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语出甚妙。

   《文武帖》[12]为皇象书另一传世范本，流传刻本不同，有的带楷书释文。有些刻本刻画规整，却失去了当初章法自然的魅力。刻本以生动为佳，以尽显“笔意”，也因此似能更可传达原作之神。

   《顽闇帖》[13]，是皇象的又一传世刻本，与《文武帖》书体类似，虽基调为章草，但使转圆活，收笔也并不是一律的“燕尾”，或点或回钩，有今草的端倪。

 

晋人善草书者甚多，如卫瓘（220-291年）、杜预（222-284年）、索靖（239-303年）、陆机（261-303年）、王廙（267-322年）、谢安（320-385年）、王羲之（321-379年）、王徽之（338?-386年）、王献之（344-386年）、王珣（350-401年）等。

卫瓘，字伯玉，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卫觊之子，卫恒之父。官魏尚书郎、镇东将军、晋尚书令、司空，谥曰成。

“学问深博，明习文艺，与索靖俱善章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晋书本传》）。“尝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靖得其肉”，“采张芝法，取父书参之，遂至神妙。天资特秀，若鸿雁六翮，飘飖乎清风之上，率情运用，不能为难”，“章草入神，小篆、隶、行、草入妙”[14]。

《顿州帖》6行58字，曾刻入宋《淳化阁帖》[15]、《大观帖》[16]和明《宝贤堂集古法帖》、《玉烟堂帖》等。此贴书体虽是章草，但时出匠心之笔，收笔波势特弱，整体节奏轻重有致，行气疏朗，流美自如。此等气象，正如上面张怀瓘所形容的“天资特秀”、“飘飖乎清风之上”。

 

    杜预，字元凯，京兆（今西安）人。拜镇南大将军，进爵当阳县侯，谥成。汉杜度六世孙，杜甫远祖，三世善草书。张怀瓘《书断》章草能品十五人中，列有杜预。

杜预《岁终帖》[17]，与上述卫瓘《顿州帖》有所类似，接近今草的格局，基本已脱尽章草体势。杜预书法下笔参差，形短而意长，章草那夸张式的“燕尾”已然敛迹；字距自由，注重行内行气，字形亦大小参差。

 

    索靖，字幼安，敦煌（今甘肃敦煌）人。张芝之姊孙。少有逸群之量，博通经史，为当时名士傅玄、张华所赏。官尚书郎、雁门太守，拜左卫将军，人称征西将军，谥庄。著有《无行三统正验论》、《索子》、《晋诗》及书论《草书势》一文。

    索靖擅章草，“传（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势曰‘银钩虿尾’”（《南史·王僧虔传》）。与卫瓘齐名，有“一台二妙，天下为希”之称。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誉其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18]。张怀瓘《书断》谓：“幼安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馀姿，张不及索”[19]。据《国史异纂》云：“王廙得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帖》一纸，每宝玩之。永嘉中，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今叠迹犹在。”又据《宣和书谱》云：“欧阳询以翰墨自名，未尝妄许可，路见索碑，初过而不问，徐视乃得之，至卧碑下，不忍去”；“以章草名动一时，学者宗之”。刘熙载《艺概·书概》亦云：“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其为沉着痛快极矣。”[20]这些评述，足可见索靖章草书的魅力及其影响。

     索靖的传世章草书刻有《月仪帖》、《出师颂》、《载妖帖》、《七月帖》等。宋黄伯思《东观馀论》评曰：“索将军章草，下笔妙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月仪帖》、《急就篇》，此著名书也。春兰秋菊各不同，而花花自有佳趣。”

《月仪章（帖）》，为索靖传世法帖，但历来又有异议。清王梦楼跋此帖云：“此《月仪帖》高古奇宕，具云鹤游翔之势，结字用笔，迥异常蹊。而字迹完好，拓手亦精，其为耸宋拓本无疑，殆墨林之宝乎？”[21]清姚鼐则有异议：“观此章草，诚以精熟，然用笔圆媚，恐只是唐人六朝人写，先集遇名辄避作‘君’字，今效之曰‘君白’，晋时殆无此体。梦楼跋此誉之太过，鄙意正谓其简古之韵不足耳。梦楼往矣，安得见而论之哉？”[22]清人王澍《竹云题跋》则论述颇详：“李嗣真曰：‘靖有《月仪》三章，观其趣尚，大为遒竦。’米元章谓：‘《月仪》不能佳，只唐人耳，无晋人气格’。董广川所得十一章，称其‘笔画劲密，他人不能端倪；殆唐人临写近似’。黄长睿亦以《月仪》为赝物。余窃以《月仪》为幼安真迹者固非，以为唐人书者亦过。观其文字卑靡，殆齐、梁间人所为；即其书，虽乏晋人澹古风韵，亦无唐人方幅气习，亦应出齐、梁间人手。余曾见齐、梁碑刻数十种，笔法峭劲，形貌虽不同，精神正与此合。以其近似靖书，故目以为靖耳。”[23]此帖被认为出自唐人而非晋书，盖其下笔轻松随意，圆熟自得，别于晋人风范；但审其笔势峻爽，法度谨严，亦非唐人轻易可为，这大概是王澍以为“应出齐、梁间人手”的理由。

   《出师颂》[24]传后汉史（岑）孝山作文，索靖作书，是索靖传世章草刻本之一；另有传系隋人所书同名帖本一种。王世贞《艺苑卮言》有云：“索靖《出师颂》，上有宣和记识，考书谱良合。然宋时诸公极艳称萧子云出师颂，而秘殿不收，盖是唐人临得萧子云颂，因见阁贴内靖数行相类，逐鉴定以为靖《出师颂》耳。自永嘉南渡，靖真迹已鲜。梁武萧东鸠集之繁，贞观、开元购求之笃，何于兹时寥寥也。”[25]明文彭《跋索靖书〈出师颂〉》云：“《出师颂》，相传萧子云书，索靖更出萧子云上。世所传《月仪帖》，刻在秘阁续帖，今亦不可得矣，况真迹乎？”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曾评此帖云：“若欲复古，当写章草。史孝山《出师颂》至足学也。”此帖章法、结字与运笔节奏似颇异于《月仪帖》，《月仪帖》斩截方劲，而《出师颂》更古雅苍郁，其中当然还有刻工优劣与刀法趣味的原因在。清人秦文锦曾集《出师颂》字联，四言至八言凡五种，可供学书者参考临习。

《七月帖》[26]（又名《七月二十六日帖》），4行37字。该帖虽作章草，字间独立而不连带，但收笔有今草意。通篇首行起笔浓重，使得整体章法奇崛，空间气息盎然。

《载妖帖》，曾刻入宋《淳化阁帖》、《大观帖》和明《宝贤堂集古法帖》等。从帖本看，字体以章草为基调，个别字的结体、点画、捺笔清丽端庄，有楷书的笔意，也可作今草书的典型。

 

    陆机，字士衡，西晋吴郡（今江苏苏州）或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陆逊之孙，陆抗之子。少负才名，工文章，与弟陆云并称“二陆”。太康末与弟俱如洛，官至太子洗马、著作郎。后事成都王司马颖，表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惠帝太安二年（303年），颖伐长沙王，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为颖所杀。南齐王僧虔《论书》谓：“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27]“机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宣和书谱》）。

   《平复帖》9行84字，无款，宋人定为陆机所书，著录于《书史》、《宣和书谱》、《墨缘汇观录》、《平生壮观》、《大观录》等。此帖是目前传世最早的名人法书墨迹，曾经明清多人鉴藏，著录亦多，辗转易主。至1956年，始由张伯驹先生捐献给国家，化私为公。

   该帖草法独特，似用秃笔书写，结体峻拔，势如飘举，凛凛有风神；收笔“燕尾”含而不露，介乎章草与今草之间。与传世章草法帖与王羲之今草比较，该帖别有情趣。近代西陲出土汉晋简牍及墨迹残片中，颇有与之类似者，从中可以窥见晋人章草的整体风貌。

《大观录》评《平复帖》云“草书，若篆若隶，笔法奇崛”。元陈绎曾《翰林要诀》评之曰“章草奇古”。明时董其昌曾跋此帖，云：“盖右军以前，元常之后，惟此数行，为希代宝”（《墨缘汇观》）。张丑《清河书画舫》评曰：“《平复帖》最奇古，与索幼安（靖）《出师颂》齐名。惜剥蚀太甚，不入俗子眼。然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人所能下手。昔贤称羲献为变体书，良是。或云《平复帖》乃张芝书，岂此纸出蔡伦手耶？”

现代沙孟海云：“（卫瓘）《顿州帖》与（陆机）《平复帖》体势相近，证明《顿州帖》是可信的”（《沙孟海论书丛稿》之《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一文），则更以《平复帖》为晋人书风的模范；只是陆机晚于卫瓘，《平复帖》风格也与《顿州帖》不尽相似，但两人是否曾经相互影响过，难以猜测。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赞《平复帖》：“翠墨黟然发古光，金题锦帙照琳琅。十年校遍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断定此帖“是晋人真迹毫无可疑者”，并全文释读[28]。

陆机有一篇著名的文论——《文赋》，其中有句云：“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威蕤以馺鹓，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今借此文赋描绘的景象，来移情、通感，欣赏他自己的《平复帖》，结字、用笔、用墨、风格，不亦妙哉！“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稍焉动容，视通万里”；“借智探虚，乘心照理；区区怀抱，融然靡执”；“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29]。

古法帖的价值，除了物质经济的与历史文化的方面，仅就艺术欣赏而言，足以神与物游。“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以求得内心的“虚静”[30]，这也正是艺术创作之际作者所最需要的神思之力。

 

王廙，字世将，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元帝姨弟，曾拜尚书郎，启荆州刺史，封武陵县侯。书取右军（其侄王羲之）法。“能章、楷，传钟繇法”（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张怀瓘《书断》云：“廙工草隶飞白，祖述张、卫遗法，亦好索靖之风。”

《嫂何如帖》与张芝《秋凉平善帖》、卫瓘《顿州帖》比较，风格近似，用笔清丽而又婉转遒劲，结字虽非规范的章草书，然章草味犹浓。

   《七月帖》的用笔风格与《嫂何如帖》一致，而点画收笔则略显厚重，这或许与刻帖拓本的轻重差异有关。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永和六年自护军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

“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尤当雁行也”（《晋书本传》）。南朝宋虞龢《论书表》有述：“羲之书在始未能有奇，殊不胜庾翼、郄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31]张怀瓘《书断》更赞之：“逸少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豹奴帖》[32]，为羲之传世章草草帖。该帖字形取横势，用笔优游舒展、从容不迫，在前人章草之外另有一番手段。《书画汇考》记有赵孟頫跋语：“王右军《眠食帖》真迹，世之博古之家所收王帖，仆亦略见之，如此章草，奇古雄强，精神逼人，指不可再屈也”[33]；赵氏所谓“《眠食帖》”，就是《豹奴帖》，因行间有“眠食”二字。对此帖是否出自王羲之，似乎也有异议。“二帖章草，未为精密。又数经临摹，大小不等。且妄增损史文，殊无义理，与《豹奴帖》皆非逸少笔法矣。逸少学皇象章草，当不止此。”[34]

    清孙星衍《〈急就章〉考异序注》云：“陶弘景《上武帝书》云：‘冯澄云，右军《急就篇》二卷，古法紧细近脱’。忆此语，当是零落，已不复存。”惜乎纯正精彩的王羲之章草法帖，今已不见，其本来面目如何，我们只能从传世的其他草书墨迹如《寒切帖》、《远宦帖》以及刻本《十七帖》等字里喊行间，去零散而间接地捉摸。

    藏拙于巧、楷法用笔，深得章草之精髓，是羲之草书之秘奥，习草者宜洞察焉。明安世凤《墨林快事》论右军草书“寄巧于拙，藏老于嫩，有不可尽之妍”。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云：“草法不传，实由真法之不传。真草同源，只是运指换笔，真则人人共习，而习焉不察，草则习之者少，故谓草法不传耳”；“右军作草如真，作真如草，为百世学书人立极”[35]。“真草同源”，包世臣这样的阐述，信为笃论。

《寒切帖》[36]亦称《谢司马帖》、《廿七日帖》，白麻纸唐人摹本，勾填精细。此帖草法较为独特，笔短意长，轻重有致，多有侧锋，虽是今草格局，但章草味明显。《远宦帖》，草书六行，笔致清雅，顾盼多姿。虽然也是今草体貌，但行间字里偶出章草笔意，“问”、“为”、“武”、“不”诸字，则纯以章草出之。羲之草书类此帖者尚多，如《游目帖》，字间绝少连带，而“意”、“足”、“为”、“武”、“不”诸字，亦直接作章草书。

另，《十七帖》[37]为王羲之草书汇刻，历来被视为草书圭臬。《十七帖》因首帖有“十七日”字样而得名，此帖摹刻本甚多，传世者如唐摹馆本、唐贺之章临本、河南本、缺十七行本等，其中以唐刻“敕字本”为上品。该帖内的草书，隶意犹存者甚多，笔断意连、气息贯通，而非借助字间的游丝连带。如《十七日帖》，字间独立，收笔多有隶意，或结字直接作章草。朱熹《朱子大全》评《十七帖》有云：“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然胸襟流出者。”[38]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有云：“右军行草书，全是章草笔意。其写《兰亭》，乃其得意笔，尤深备八分笔气度”[39]，此言很令人激动。

 

《孤不度德量力帖》[40]，传为晋人法帖。该帖用笔圆劲，擒纵自如，虽作章草体势，亦有今草韵致。

此帖作者，据宋人黄伯思《东观馀论》说，是出王羲之手笔。“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晋法，稍以华胜。世传书《诸葛武侯对蜀昭烈语》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书也”；“首语此文虽出亮言，亦史家润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记。米遂谓亮书，差千里矣。仆谓此帖当是逸少书，盖与此公章草《豹奴帖》笔法同。”[41]

的确，《孤不度德量力帖》与王羲之《豹奴帖》笔法有相近之处，个别字体结构和草法亦完全相同。

   

王献之，字子敬，小名官奴，羲之七子。曾拜吴兴太守、中书令，世称王大令。初学父，次法张芝，后自创一体。率尔师心，冥合天矩，字画秀媚，妙绝时伦。张怀瓘《书估》评其王献之书法有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花开，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42]米芾《书史》云：“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品，八分入能品。”

   《七月二日帖》[43]，是王献之传世的章草法帖，笔法古雅，俯仰错杂，自由不拘。该帖结体及用笔，与乃父王羲之《豹奴帖》颇有相似，至如“月”、“不”、“能”、“之”、“也”等常用字，更如出一手。梁虞龢叙二王书事，有云：“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而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44]

王献之章草书，步其父迹，无甚起色，但他改弦更张、大胆变体，在行草书方面独树一帜。献之行草，“藁行之间”而“极草纵之致”（张怀瓘《书议》），如《东山帖》，用笔多变，收笔更是流美多姿，能有隶意之稳重，亦能用破锋直出，逸然爽快，米芾从中获益不少。

  

    传梁武帝萧衍所书《异趣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萧衍（464-549年），字叔达，小名练儿，南兰陵郡（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天监元年即帝位，建立南朝梁，庙号高祖，谥武皇帝。长于文学，善乐律，精书法，草隶尺牍，莫不称妙。尤善草书，状貌亦古。作有《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与陶隐居论书》三文及题其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或称《书评》、《评书》）。

《异趣帖》[45]内容为释典之语：“爱业愈深，一念修怨，永堕异趣。君不”。启功《论书绝句》曾题此帖：“或言《异趣》出钩摹，章草如斯世已无。梁武标名何足辨，六朝柔翰压奇觚”，并说此书“笔势翔动，点划姿媚，而古意盎然，绝非唐以后人所能到”，“米元章墨迹《元日帖》及群玉堂帖所刻论晋武帝等帖，皆力追此种，可谓形神俱得者”，“毫锋顿挫，一一不失，即作六朝真迹观，又何不可”，“此帖真虽未足，而美善有加，章草之帖，端推上选”，持论可算精审。

该帖书体，实近章草，其14字当中，只有“一”、“怨”、“趣”、“君”几字还算规矩的章草。该帖仅两行，读其文，非完语，恐非全迹；或者是后人刻意仿古，见片段酷似，遂割而宝之，也有可能。其草法，如“修”、“堕”、“异趣”等字，亦非精能而不可挑剔；可贵者，气息尚能峻爽不俗。曩者古代章草墨迹不多，故而珍之，当可理解。有趣的是，传世墨迹真品，皆片纸数行；至遇索将军《月仪帖》，洋洋大篇，众反视之为伪作，大概也是“物以稀为贵”吧。

 

隋人智永《真草〈千字文〉》[46]等，为传世草书法帖。而隋人书《出师颂》，可谓“铭心绝品”。

《出师颂》[47]，书作章草体，关于它的成书年代，向来说法不一。自宋米芾定为隋人书以后，仍有不少持异议者，如卷后乾隆有跋云：“见（淳化）阁帖中者，或谓索靖书，或谓萧子云书。”

读此帖，确也古意盎然，但因而以为出自隋以前乃至晋人手笔，仍不足信：因为，其一，晋人如索靖等，除了传世刻帖外几乎没有墨迹流传，无有旁证佐之，难以断言；其二，此帖整体章法和个别字的用笔中所流露出的气息，从敦煌唐及五代人写经墨迹里面不难体会到，也就是说，即使在章草衰颓的唐代，未必无人能写出这等作品；其三，假如隋人，据流传墨本精心摹写，作出这等模样，也非难事。

此贴用笔清丽，气息简率老到，与索靖书《出师颂》相比，或无多逊色。

 

至唐代，今草与狂草大行其道，善草书者有欧阳询(557-641年)、孙过庭（648-703年）、贺知章（659-744年）、张旭（？-？年）、李白（701-762年）、颜真卿（709-785年）、怀素（725-785年）、柳公权(778-865年)、杜牧（803-853年）等。此时，章草早已式威，几乎销声匿迹。

下面，仅举唐人善草书者四家，从其字里行间，也许可以多少探听出一些彼时关于章草书的消息。

孙过庭，字虔礼，吴郡（今苏州）人，或谓富阳（今杭州市属）人，又谓陈留（今开封）人。官率府录事参军，生平待考。精草书，法二王。撰《书谱》二卷，今仅存《书谱序》卷上，书法精绝。后人欣赏其书法之美，更推重其美学思想。文中“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之论，言简意赅。再如论真草书关系，有云：“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颇为中肯，所以清人包世臣评述说，“真能传草法者”。

章草难学，狂草难认，学草书者于是多选今草为门径。孙过庭《书谱》草书出规入矩，故历来为习书者首选之一种。马宗霍《书林藻鉴》云：“孙虔礼专守晋法，颇少变化。有优游之美，无奔放之乐。然唐无章草，与《书谱》中尚可微参消息，斯其所以能自振欤。”《画禅室随笔》云：“观过庭《千文》真迹，结字犹存汉魏间法，盖得之章草为多。即永师《千文》亦尔。乃知作楷书必自八分、大篆入门，沿流讨源，见过于师，方堪传授。”[48]

观《书谱》[49]之草法，多与章草相通。其结体与收笔，斩截痛快，时可见章草遗韵。其实，孙过庭也是能作章草的，而且“书家评过庭章草，用笔隽拔，如丹崖绝壑，笔势坚劲”（宋曾肇跋《孙过庭书景福殿赋》）。

 

贺知章，字季真，一字维摩，号石窗，晚年自号“四明狂客”。越州永兴（《旧唐书》作会稽永兴）人，即今之浙江萧山，官至秘书监、太常博士等。又自号“秘书外监”，天宝初辞官还乡返依道教，自命其宅“千秋观”。以文词知名，自成一格，与李白、张旭等人相友善，同为“酒中八仙”。亦工书法，以草书见长，与李邕齐名于开元间，李白、刘禹锡、温庭筠等都有诗赞之。《宣和书谱》亦云贺知章“能文善草、隶，当世称重”。

贺知章是诗人，也是著名书家，尤善草隶。温庭筠评其书曰：“知章草书，笔力遒劲，风尚高远。”窦臮《述书赋》[50]亦曰“知章每兴酣命笔，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

《孝经》[51]是贺知章的传世草书，今草笔法而有章草隶意，字字独立，字与字间时有游丝，风格与孙过庭《书谱》草书相类，但情绪化过之。清顾复《平生壮观》评此帖：“笔意秀劲，草法圆熟，非笔成冢、墨成池之功力，未必尔尔。兼之墨妙纸精，交相辉映，所谓毫发无遗恨者，非耶。”此帖今在日本。贺知章传世墨迹并不多见，《宣和书谱》载有《千字文》、《洛神赋》、《胡桃帖》等，皆已失传，另《汝帖》、《玉烟堂帖》、《墨池堂帖》亦有零星传世，但皆刻本。

 

张旭，字伯高，吴县（今苏州）人，官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工楷书，学古出新，善狂草，醉后狂走，下笔旁若无人，气象万千，时有“草圣”、“张颠”之称。尝自谓：“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得奇怪焉”，“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国史补》）。

张旭草书，结体壮实，用笔轻重跌荡，有折钗股意。如《古诗四帖》允为经典[52]。其狂草书帖《肚痛帖》，下笔连绵萦回，颇有韵律。“信手而挥，皆成无法摹仿之天才杰构”[53]。起首“忽”“肚”二字，为标准章草书，收笔亦稳重而有隶意。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云：“乔仲山家藏有张长史章草《王粲评诗》”。不知张旭规范的章草书作是何模样，可惜今已不见。

 

怀素，法名藏真，俗姓钱，长沙人。醉后笔落惊风，无不绝妙，与张旭合称“颠张狂素”，唐诗人歌咏之者无数。怀素与张旭一样，其狂草突破章草、今草之固有格局，下笔连绵不绝，变化多端。张旭笔画偏肥，而怀素笔画偏瘦，用笔圆转而富有弹性。

《圣母帖》（亦称《东陵圣母帖》）[54]，为怀素传世保留部分章草体势之法帖。此书下笔润朗古劲，别有意趣。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称此作“素师诸帖皆遒瘦而露骨，此书独匀稳清熟，妙不可言，惟姿态少逊大令，馀翩翩近之矣”。此碑宋元三年（1088年）摹刻于陕西，刻云书于唐贞元九年（793年），则与怀素卒年不合，或纪年有误，或本是伪托书。

《小草千字文》[55]，墨迹绢本，唐贞元十五年（799年）书（亦与其卒年不合，或素师卒年不确，或此作本伪，难考矣）。此本草书绝无常见的素草狂态，笔法紧密，古雅而有章草韵致，收笔颇见隶意。该书帖初看平淡，实则欹侧生姿，似不经意然又颇合法度，故有《千金帖》之誉（明姚绶评此贴云“一字值千金”）。

 

五代及宋，不乏草书大家，若杨凝式（873-954年）、徐铉（917-992年）、李建中 （945-1013年）、范仲淹 (989-1052年 )、欧阳修（1007-1072年)、蔡襄（1012-1067年）、王诜（1036-1093年）、苏轼(1037-1101年)、李之仪（1038-1117年）、黄庭坚(1045-1105年)、米芾(1051-1107年)、米友仁（1074-1153年）、陆游（1125-1210年）、朱熹(1130-1200年)、赵构（1107-1187年）、张即之（1186-1263年）、薛绍彭（不详）、吴琚（不详）等，但几乎没有特别善于章草书者。下面以米芾《论草书帖》一作为例，弥足可贵。

米芾，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仕、海岳外史，官至礼部员外郎，世称“米南宫”，有“米颠”之号。博诗文，工书画，精赏鉴。书法以行草最妙，八面出锋，摇曳多姿，自称“刷字”，苏东坡评其书云“风樯阵马，沉着痛快”。

《论草书帖》[56]中有句云，“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惟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充分表露了他崇晋卑唐的观点。该帖草书字字独立，是更近章草的作品，米芾可谓“以身作则”，颇显晋人法度，又多参章草笔意。

 

元人善草书者，有赵孟頫（1254-1322年）、鲜于枢（1257-1302年）、邓文原（1258-1328年）、康里巎巎（1295-1345年）、杨维桢（1296-1370年）等。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鸥波。宋太祖十一世孙，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文敏。工书法，篆、隶、真、行、草皆能，真、行为当朝第一，日能书万字。亦善画释像、山水、花木，尤精人马，意窥天趣。

赵孟頫章草书《急就章》[57]卷，临皇象《急就章》，虽是临本，但时出新意，用笔轻重有节，突出“燕尾”，气势跌荡。

章草《千字文》[58]是赵孟頫章草书的代表作，结体端庄大方，用笔凝重中而见舒展。赵孟頫之子赵雍（1289-？年），真、行、草书皆师法乃父，亦曾作章草书《千字文》，基本是临作，无多个人面目。

明人韩逢禧《跋赵子昂〈六体千文〉》[59]“余南北官游，得见赵文敏真迹，真、草、隶、篆《千文》二本。真、草二体者五本。今复何幸得观此六体《千文》乎？真、草悉仿智永师，端庄缜密。钟鼎、小篆、章草、八分，体兼众善，俱入神品。与先时所见诸本，不可比伦。昔人评赵书，‘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此书真足以当之，信为赵书天下第一。诚希世之宝也。”董其昌《跋赵子昂〈六体千文〉》则说：“元人称子昂日能书一万字，康里子山日能书三万字，皆在理外。观此六体，只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书竟，又有钟鼎、分、篆、章草，其功力深于万字多矣。”[60]

 

鲜于枢，在元代与赵孟頫并称“二雄”。字伯机，号困学山民、虎林隐史、直寄老人等。河北渔阳（今河北蓟县）人，居杭州。至元间，官江浙长省都事。公卿入词翰，屡荐入馆阁，不果用。官至太常寺典簿。晚年于西湖虎林营一室，曰困学斋，闭门谢客，不问俗事，调琴作书，鉴赏古玩，以研读终其生。

元代书法整体以法古、复归为时代特征，与当时社会文化大背景有关系。鲜于枢书法根植传统，提倡以古为新，从魏、晋、唐诸家汲取养料。以行草书见长，“落笔不拘，而点画所至，皆有意态，使人观之不厌。不若今人未识欧、虞，迳造颠、素，其散漫连延之势，终为飞蓬蔓草而已”（明吴宽《匏翁家仇集》）。

鲜于枢《书石鼓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翰愈送李愿归盘谷序》[61]为其草书代表作。其草书挺拔昂扬，气势恢宏。

 

邓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称素履先生，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元二十七年（1290年）辟为杭州路儒学正，后召为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卒谥文肃。工书法，早年师法二王，后学李邕，擅楷书、行书、章草，与赵孟頫、鲜于枢齐名。

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62]卷，是临皇象章草书《急就章》。该书在古朴典雅之外，又多出几分轻圆挺秀。结体修长，用笔细劲，是邓文原章草的独到之处。此卷书后有“大德三年三月十日”（1299年）字样，时邓文原42岁，正当壮年。

 

康里巎巎，亦名康里巎，元康里部人，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幼年肄业国学，官至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等，谥文忠。博学多识，善文辞，工书法。

康里子山善草书，兼容今草、章草，气势非常，豪情奔纵。《元史本传》评其书云：“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啻金玉。”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康里子山轶事：“尝问客‘有人一日能写得几字？’客曰：‘闻赵学士言一日可写万字。’公曰：‘余一日可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辍笔’。”可见其书法兴致之超然不群。

《书李白诗卷》[63]可视为康里巎巎的代表作之一，通篇笔势纵逸，圆劲斩截，那一片片极具夸张色彩的“燕尾”，如大刀挥阵，豁豁凌爽，睹之，如有风声在耳。综观章草书史，康里巎巎的“燕尾”最具情态。

 

杨维桢，诸暨（今浙江诸暨）人。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因其父杨宠在铁岩山麓筑楼，红楼植梅百株，楼上藏书万卷，并将梯子撤去，令其专心攻读，每天用辘皿传食，苦读五年，故时人又称其为“杨铁崖”。喜欢铁笛，故号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泰定初年（1324年）进士，官至江西儒学提举。杨维桢是元代著名文学家，喜作古乐府，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被人讥为“文妖”。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与陆居人、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与陆居仁、钱维善合称“元末三高士”。

杨维桢传世墨迹有《张氏通波阡表》、《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周上卿墓志铭》等约十余件，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无法揣摩其早年书风。其书汲取二王行草风韵和欧字劲峭用笔，又融合汉隶和章草于一炉，加之强烈个性，往往不合常规，故奇崛峭拔，狷狂不羁。其书法章法奇特，忽大忽小，忽正忽奇，用笔则忽圆又方，忽润又枯，振笔洒落，放旷不羁，《题邹雷画春消息卷》为此类风格的代表作。其书个性之鲜明，一反赵孟頫的秀媚平和，时人以“狂怪不经”目之。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

杨维桢的“铁崖体”，“怪怪奇奇”，那正是他“性灵”的所在。他的学问也“怪”，成长自他少时撤梯楼上、诵读五年的生活环境，是一种长期结成的不谐于俗的癖性，当然不仅“不会偏于平易浅俗”，而且还特具“高古之资”，所以影响到明人“公安派”也在情理之中。“何以说‘公安派’是受‘铁崖体’的影响呢？元人论诗都带一些性灵的倾向；由铁崖体的作风之表面而言，怪怪奇奇，似与性灵说相抵触，实则他的怪怪奇奇是他性灵之表现，所以与他诗论之主张不相冲突。”[64]

杨维桢撰并书《张氏通波阡表》[65]，乌丝栏纸本，51行，元至正二十五年书，时年70岁，乃应松江张麟之请而作。该本融合欧、柳、赵楷书，“破体”结字，多参章草笔意，长短参差，收放不拘，诚如明吴宽《匏翁家藏书》有跋其书所云“大将班师，三军凯奏。破斧缺笺，倒载而归。”其书笔画虽细瘦，却颇具弹性，草法虽不精到，但超拔伟特，老笔纷披，有一股难得的生拙之气。

 

马宗霍《书林藻鉴》说“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纵观历史上草书发展，晋二王、唐旭素和宋黄庭坚外，明代又到一新高峰。由于明代手工业发达，厅堂式建筑使书法幅式由手卷尺牍小品向中堂巨幅发展，给草书的进步提供了物质条件。明清之际善草书者甚众，若陈璧、张弼、文徵明、文彭、王宠、王榖祥、陈道复、莫云卿、董其昌、解缙、陈继儒、黄道周、张瑞图、倪元璐等，各得其妙，至于章草则推宋克、祝允明等。

 

宋克（1327-1387年），字仲温（一字克温），自号南宫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元泰定四年，卒于明洪武二十年。官凤翔同知，卒任。与高启等称“北郭十才子”。本性豪侠，“任性使气，好击剑斗鸡”（高启《南宫生传》），后感伤时事，“杜门染翰，日费千纸，遂以善书名天下”（《明史·文苑传》）。宋克工草隶、小楷，尤善章草，楷法钟王。与宋璲、宋广号称书家“三宋”。亦能画竹。

宋克章草，在明初影响甚重。明朱国桢《开国臣传》云：“长洲宋克工章草，日费千纸，用笔精妙。祝允明谓其书‘如初筵见三代鼎彝，盖有天授，非人工也’”。天一阁范钦亦曾论之：“书法晋以下业有定评，盖烂然举也。国朝颇逊于古，所构建帜艺林者，篆李长沙、乔太原，署书詹孟举，行草宋仲珩、端木孝思、祝希哲，章草宋仲温，八分龚圣与文徵明。”[66]《书林藻鉴》评宋克章草“茂美冲和，信能入晋人之室，唐以后无足颉颃者”。

值得一提的是宋克独创的“混合体”草书，是把章草、今草、 狂草融于一炉，浑然成篇，随心挥洒，意趣盎然，如《书杜甫〈壮游诗〉》、《书论用笔十法急就章》[67]。

宋克章草《急就章》[68]卷，是临皇象《急就章》，作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庚戌七月十八日。卷后有周鼎跋语：“仲温《急就章》，有临与不临之分。临者全，不临者或前后段各半而止；或起中段，随意所至，多不全。若临摹则不能不自书全。余所见盖不可指计矣，独此卷全好可爱。”宋克常临《急就章》，每次感觉和书写效果自然也不一样。书此卷时，宋克44岁正当盛年。而在“洪武丁卯（1387年）六月十日”临写的《急就章》，可谓终年之作，除了书写格式的差别之外，比起他自己跋语认为的“行笔混滞，不成规模”的前者，其用笔显然要敦厚恬静得多。

宋克章草颇得力于《急就章》，又不为所拘，力变前法，体势变得修长，用笔以楷法带草法，粗细对比，爽快圆劲。王世贞《艺苑卮言》有云：“尝论章草自二王后，仅一萧子云。既颜、柳、苏、米以至赵吴兴负当时能声，而不一及之。黄长睿刻意其学，而无其法。国初，仲温可备述者，然波险太过，筋距溢出，遂成佻卞。及观仲温书《急就章》，结意纯美，以为征诛之后，获睹揖让，而后偶取皇象石本阅之，大小行楷及前后缺处若一。惟波撇小异耳，此岂亦仲温临象本耶？”此段话对宋克章草作了综述，指明了优缺点。

宋克书《孙过庭〈书谱〉》[69]，楷书和章草相间，结体及用笔随意而发，章法前后有变奏，平添出一番趣味。只是“燕尾”偶失斩截，过于拖累，应了上引王世贞所批评的“波险太过，筋距溢出，遂成佻卞”。

“宋克书如鹏搏九万，须仗扶摇。”“宋克仲温，正体颇秀健，出《宣示》戎辂，而失之佻。章草是当家，健笔纵横。”[70]这样的评语，足见对宋克书法的青睐。

 

祝允明（1460-1526年），字希哲，生而右手枝指，故号枝山，又号枝指生，长洲（今苏州）人。家学渊源，“五岁作径尺大字”（《明史·文苑传》）。弘治五年（1492年）中举，后久试不第。嘉靖元年（1522年）任应天府通判，故世称祝京兆。为人豪放，但晚岁拮据。善书法，与文征明、王宠、陈道复并称“吴中四家”，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齐名“吴中四才子”。工楷书，小楷学钟繇、王羲之，谨严端整，笔力稳健；善章草、今草[71]，风神纵逸，被誉为“明代草书第一人”，早学怀素、黄庭坚，晚年草书更显笔势雄强、纵横秀逸，为当世所重。亦工文章、绘画。《列朝诗集小传》记云：“长洲祝允明，五岁作径尺字，长学书，自《急就》以逮虞、赵，上下数千年，罔不得其结构。海内索书者贽币踵门弗见，伺其狎游，使女伎掩之，皆捆载以去”，可见其才情。

祝允明《六体诗赋卷》之四《长门赋》[72]，章草书。祝氏书多为兼融章草和今草，此作章草出笔朗润，天真纵逸，含蓄文雅。

“祝希哲京兆书法入神，真草皆绝。四方饼金收购，声价不减松雪翁，或云过之。向见王氏小楷《黄庭经》袖卷，笔意学钟繇，后作蝇头章草跋语，殆百馀字，尤为绝佳。”[73]

 

清人善草书者甚多，有王铎、傅山、郑燮、八大山人、赵之谦、邓石如、沈曾植等，章草则以傅山、八大山人、沈曾植为佳。

 

傅山（1607-1684年），初名鼎臣，改名山，原字青竹，后改青主，自号公之它，号石道人、朱衣道人、墙庐、丹崖翁、侨黄山、五峰道人、青山等。山西阳曲西村（今太原北郊）人，有《霜红龛集》传世。善书画，书法诸体皆精，尤以行书为最，主张“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74]。

傅山行草书作多任情恣肆，狂放不羁，而《草书〈千字文〉》等则较规矩[75]；而且，他也能平静下来，《章草刻帖》即是例证。该帖章草书气息淡静，有汉晋风格；当然，结体和用笔，仍有个性存焉。傅山曾喊，“呜呼，古是个甚”；且不可偏听此言，与他的“四宁四毋”论一样，都是一时狂语，他自己又何尝不偏爱传统呢？

 

八大山人（1626-1705年），原名朱耷，号个山、雪个、驴等。籍贯南昌，明宁王朱权的后代。明亡后削发为僧、道，后还俗。其花鸟画承袭陈淳、徐渭写意花鸟画传统，笔墨简净厚重，鱼鸭等白眼向天，充满倔强气。其山水画初师董其昌，后上窥黄公望、倪瓒，意境荒凉寂寥。书法擅行草，有篆书及章草基础，秃笔作书，圆劲浑朴。

中国的书法史上，不能没有八大。“须臾大醉草千纸，书法画法前人前。”石涛在《题八大大涤草堂图》[76]诗中这样赞八大山人。山人书法演变与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为道日损”的过程，孕育着“守道以约”的独创意识，贯彻在他临习成长期、发展定型期和人书会通期。在临摹前人方面，八大学过索靖、蔡邕、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李邕、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黄庭坚、赵孟頫、董其昌等人。53-61岁间，也就是他一度颠狂之后，多作草书，在原有较为规矩的章草基础上，出现狂草，是他塑造自我书法风格的先声。59岁后正式进入“八大山人”时期，此时的书法虽有以前造形奇崛的影子，但用笔已痛快，线条干净，注重内美。八大山人最终成就的“八大体”，是融合篆书、隶书和章草笔意于行书，精神内敛，化方为圆，具凝重简约之美。这书风之变是与其画风之变步调一致的，反映出其审美心境的复归于朴、损之又损的象征。中锋用笔，藏头护尾，即便在草书的萦回连带处，也很少提按，更没有多馀的花哨动作，这是八大的用笔，把晋人之风韵，唐人之朗润，宋人之率意，兼而备之。

八大山人的草书，筑基于章草，结体省便，沉着痛快。77岁所作《书画册》中有临索靖《月仪帖》六纸，题云：“此晋司马索靖《月仪》书法，《月仪》颇似汉张芝书，未识张芝更学于何人，而章帝故好之以传于世，乃得此也。壬千一月既望，八大山人记”。[77]，为八大最高水准的书法，加之一向秃笔的含蓄圆融，则简净率意，直追《平复帖》，美轮美奂。八大的书法，得于用笔、成于结体。诸体兼善，在行草中融化篆籀之气；在字态上，参画法韵态，有强烈的造形意识，尤其对空间面积的摆布，分割、重组、整合、对比，匠心独运。在复归质朴闲淡之后，仍具备丰富与奇奥，一如其画的简练并不简单、单纯并不单调。晚岁的八大，仍能作小字行楷，平和安静，深厉浅揭，涵养醇和，实现了“通会之际，人书俱老”[78]的最高理想。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又号小长庐社人、东轩居士等，浙江嘉兴人。清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布政使。工书法，执笔初师包世臣，曾习欧阳询、黄庭坚、米芾诸家，后喜北朝碑版及黄道周、倪元璐，并远追钟繇、索靖，进尔融铸碑帖。晚年精研章草，自成风貌。著有《海日楼札丛》八卷。

寐叟章草书用笔筑基于汉隶、北碑以及隶楷过渡体，如《爨宝子》。其结体多取横势、诡变多姿，其方笔翻覆之姿，则直承明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之风采。其笔法滞涩老辣，方多圆少，欹侧矫险，奇崛丛生，诚如曾熙评其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

《临〈十七帖〉》是寐叟临王羲之草书，章法平稳，字形大小较均匀，但结字和用笔注入了更多的章草味。沈曾植章草善于吸收古法，尝谓：“摹流沙坠简，当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有云：“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亦单薄寡味，如此，便是自寻堕落矣。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亦有拟法”，“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陧不安也”（《与谢复园书》）。

一字无来历，便觉心中不安，可见，寐叟章草书下笔有源，所以能推陈出新。再看《论〈十七帖〉》，为寐叟行楷书论稿，规整处颇见晋人楷法，收笔捺脚亦颇见隶意，足见他深知章草“楷法用笔”之妙。

《赠幼农诗轴》为寐叟本色章草，轻重有度，纵逸超拔，拙巧互济。本轴章法亦妙，第二第三行末两字收小，无形中与落款小字相呼应，添出一股穹隆跌荡之势。《致乙公年书札》[79]一作，因是信札，故字多近行书以求易读，但转折及收笔处多取隶意，有些字则是标准章草书，行间因字形结体取横势而相互呼应。此种书法手段，我们可以在李叔同、丰子恺书法中领略到。

 

王世镗（1868-1933年），字鲁生，自号积铁子，晚号积铁老人，祖籍天津。年十七为文即能熔铸经史，善辞章，尤精天文算学。会课大梁书院，为群侪之冠。平生治学严谨，精研书法，为于右任所赏识。先生童年多摹龙门石刻，及至陕南，游褒斜，抚摩崖，广采博览。中年以后，习魏碑，尤致力《爨宝子》。楷书融冶魏晋，用笔朴茂恣肆，趣韵高古。曾集《宝子》联语达八百幅，足见其用功之勤，精研之深。先生书法成就尤在章草，从文字学研究入手，有《增改草诀歌（并书）》、《稿诀集字（并书）》、《改定〈章草草诀歌〉（并书）》、《叶刻急就章考正》、《集大爨对联八百副》、《上元李氏偏旁考证误》、《论草书今章之故》、《积铁老人诗存》行世，其中的“三诀”（《增改草诀歌》、《稿诀集字》、《改定章草草诀歌》）最为著名。

王世镗和卓定谋之间曾发生过“一段离奇章草案，都因爱古薄今人”（于右任为王世镗辩诬之句）[80]：据《王鲁生先生讣告》云，“闽人卓氏所割裂印售者盖出此本”，意指卓定谋藏“无名氏”《章草草诀歌》乃为王世镗《增改草诀歌》之割补品；而卓氏有罗惇暖（云“疑为明人所书”）、林志钧（云“似非近代书家所能”）、余绍宋、周肇祥等支持其藏品为旧物之说。

王世镗楷书熔冶魏晋，得力于《爨宝子碑》，尤以章草书名世。笔墨老辣，功性俱佳，不泥于形，纯以气胜。尝有论书诗曰：“九势之中首天然，阴阳疾涩辨毫端。功成牛解八分后，轶宋超唐晋比肩”；“一留一走莫安排，工夫天然两取裁。颇怪世人偏错误，草书匆遽正书呆”[81]。读其诗，可见其追求与自视之高。先生逝世后，于右任曾作诔颂之：“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并挽诗云：“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流沙万简难全见，遗恨茫茫绝命词。”

王世镗《稿诀集字》，意在订正前人《草诀百韵歌》，是在他自己原著《增改草字诀》基础上加以删订而成，1928年勒石于汉中宝峰寺壁。歌诀凡308句，计1540字，系从《急就章》、《十七帖》、《智永千字文》、《书谱》、《三希堂法帖》、《草字汇》等20种草字字帖中编辑而成，兼收章草和今草，字旁与行间有楷书释文及隶书注解，以说明笔法源流、字体变化以及篆隶与章草的关系。

《节临〈月仪〉》轴，是王世镗约花甲之年所书，书写内容为索靖《月仪帖》之“九月”章。该书用笔舒展，不拘束于点画小节，但与原帖比照，颇传风神，可见其临帖工夫之深。

《章草书轴》[82]是王氏66岁书，先生颇好《爨宝子》，曾集数百联，此为其一，文曰：“百宝在渊有龙守；九天之乐如鸾鸣”，题云“用流沙坠简中笔意书之”。此轴为先生暮年之作，初看似不经意、用笔荒率，然细赏之，则发现笔法舒卷自如、疾涩入妙，良可谓“人书俱老”矣。

 

于右任（1879-1964年），原名敬铭，字伯循，又字骚心、诱人（“右任”即出此）、右任，后以字行。幼号牧羊儿，中号髯翁，晚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曾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国民党监察院院长。1964年逝于台湾。工书法，为魏碑第一大收藏家。因在关中得魏碑七种，均系夫妇同瘗墓志，因得室名“鸳鸯七志斋”。善诗词，工楷书、行草、草书，以草书为最。其行草，熔入碑书之雄强，其草书则集古代草书之大成，创“标准草书”。曾取历代草书之“易识”、“易写”、“准确”、“美观”者，编制成《标准草书千字文》[83]，对现代草书之发展颇多策动之功。

《于右任撰并书刘允丞墓志》[84]，作于1947年，为其行草书代表作。该书笔力雄健，气势酣畅，结字则兼融楷、行、魏碑、章草、今草。该书行间不乏章草书，如“业”“察”“命”“监”“使”“归”“年”“后”、“盟”等字；即便行书亦饱含隶意，可见髯翁于章草书法浸淫之深。

《天山杂诗》[85]，是于右任草书本色，字字独立，不作连带，用笔开张大度，其中结字尤其收笔的章草味颇为浓郁，只是在章草的古雅之外，用笔更多出几分优游潇洒。

谈章草而论于右任草书，并非有意与章草“攀亲”，实则有上述书迹实物可见，且夫章草与今草相通而为连襟也。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中，其取字来源，即有史游、张芝、索靖、王羲之、宋克等章草书家之法帖，以及隋人书《出师颂》、流沙坠简、楼兰简书等。

 

余绍宋（1882-1949年），字越园、樾园，别号寒柯、余庐，浙江龙游人，生于广州。曾任北京美专校长，晚年筑室杭州。擅金石书画，书宗章草，自诩字第一、竹次之，能诗。著有《画法要录》、《书画书录解题》、《中国画学源流概论》等。

余绍宋《跋〈章草草诀歌〉》[86]，为其跋卓定谋藏“无名氏”《章草草诀歌》影印本。余氏判定此帖为旧物，驳出自王世镗手笔之说，并对王世镗有所微词，云：“颇疑王（世镗）氏藏有旧拓，知其鲜传，故取以为蓝本，略补小注，并及近世人以证其为己作耳。”其实，余绍宋所看到的卓定谋所藏帖，与王世镗最初所刻之《增改草诀歌（并书）》是否“本来为一物”，有明眼人知。

余绍宋此跋书章草，清俊可喜。

 

马一浮（1883-1967年），幼名福田，改名马浮，后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无咎，中年号太渊，晚号蠲叟、蠲戏老人。近代著名学者，工书法、治印，诸体兼善，篆、隶高古拔俗，行草笔墨生动，下笔爽劲，以气韵胜；章草则熔汉简、北碑、二王、欧楷于一炉，别开生面。

虞逸夫《马湛翁先生书法赞》评马一浮书法有“不可及者四”：“童而好之，老而乐之，终生不废临池，其精进不懈不可及；博习多优，兼擅诸体，独超众类，其多能不可及；结字坚紧，而气势旁达，酣畅尽致，其体用纯备，舒卷自如不可及；兴之所至，心手双忘，往往笔在意先，欲罢不能，其神速不可及”，并有“涩如施漆，骨劲神凝，疾如电拂，弥见其韵。沉着痛快，无复馀撼……典雅肃穆，而又纵逸有飞动之势；熟练精能，独标生新之貌”之词赞，颇为允当。

《书庄周语》与《书〈古诗十九首〉之一》[87]，行楷书兼章草意，欹侧纤曲，妙有馀姿。《临右军》一作，虽说是临字，但用浓墨，用笔痛快，显然是他自己的书法风格。

“马氏”书法放笔直取，个性凛然：启笔凌厉，不作“藏头”动作；草法精熟，结字中宫紧凑；收笔干脆而敦厚，多章草笔意。不斤斤于古法，允为大家气象，一如他的学问，大道融通，直抵灵府。

 

 

王秋湄（1884-1944年），原名君演，后易名世仁，又名薳，字秋湄，号秋斋，广东番禺人。工诗，擅书法。民国前投身新闻界，为香港《中国日报》撰稿。民国后在广州办《平民》、《震旦》等报。后北上经营实业多年，曾任北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理。虽先后从事多种职业，但终不失学者本色，除书法外，尚致力于文字声韵研究、金石书画鉴藏，能诗，交游甚广，好友多为学者、诗人和书画家，若章太炎、黄晦闻、张大千、叶恭绰、黄宾虹辈。七七事变后移居上海，杜门参佛，晚年隐居苏州，潜心治章草学。何曼庵嗜其书法，曾辑印《秋斋章草》行世。秋湄勤奋严谨，遗著有《章草例》、《秋斋遗墨》、《摄堂诗选》、《北周造像影编》、《汉石疑》、《说文粤语徵》等。其中《章草例》[88]论述章草之产生、演变、字形校正等，分类列表，举例详析。

王秋湄诸体皆能，用笔清劲峭拔，飘逸不凡，尤精章草。叶恭绰尝有“先生工章草，世殆无与匹”（《摄堂诗选序》）之赞。香港著名收藏家简经纶（琴石）则亟誉之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宋仲温而后，鲜有伦比”（《何氏灵璧山房所藏秋斋章草自序》）[89]。秋斋章草，取径由明而元，从宋仲温、赵子昂得力特多，进而由隋、唐而魏、晋，直续两汉。

 

卓定谋（1886-？年），字君庸，福建人，巴园老人子，诗文世家，善书法，精研章草。影印《自青榭丛刊》，广收历代章草法帖，极力倡导复兴章草。1934年任北京研究院字体研究会常务委员，曾在北京大学讲授书法。著有《章草考》、《补订急就章偏旁歌》。

卓定谋《跋〈章草草诀歌〉》[90]是为1927年跋自藏影印本“无名氏”《章草草诀歌》。其章草书雅健脱俗。

 

郑诵先（1892-1976年），原名世芬，字诵先，号研斋，别名勉堪，晚年以字行，四川富顺人。精研文史，雅善诗词。工书法，早年习柳公权，尤擅章草，字间融揉今草及“二爨”笔意，凝重朴实、浑厚苍劲。1956年年后，郑诵先主办中国书法研究社，为普及和提高中国书法艺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著有《怎样学习书法》、《中国书体源流浅说》等。

郑诵先章草书《杜甫诗〈望岳〉》[91]一作，草法精熟，用笔劲健圆润而不乏苍雄之气，或尖或钝，相映互发。“何齐”二字连带线条（仅此一处），如老树盘银，壮阔全局之声势。

 

王蘧常（1900-1989年），生天天津三太爷庙街，浙江嘉兴人，名蘧常，字瑗仲，幼名阿龙，小名铁弥陀，自号明两、端六、求恒斋主，晚号欣欣老人。善篆、楷、隶，尤以章草独步现代书坛，为学者型书家，有“今日王羲之”、“当代草圣”之誉。

王蘧常章草，融合历代章草之精华，又取钟鼎简帛文字，汲碑版书体之质朴，古意盎然。他初临习欧阳询《九成宫》，继而醉心《张猛龙碑》。后师事沈曾植（寐叟），寐叟诫之曰：“治学必需别辟蹊径，一探古人未至之境，或少至之境。亦步亦趋，循旧轨辙，功效实稀。《十七帖》虽属右军胜迹，然千百年来，已被人学滥，不知冥索右军所自出之章为得”，“若赵松雪、宋仲温、祝希哲所作章草，不脱唐宋人间架与气味，尔所作不脱北碑间架与气味，总是一病。……习章草宜先学汉隶”，郑逸梅《王蘧常章草选·后记》中的这段记述，耐人寻味。王蘧常善用秃笔作书，笔画时带细密的毛刺；结字造型敦厚，线条摆布匀称；中锋外拓，使转圆劲，参以篆意；行笔沉稳，如锥画沙，容与徘徊。

《武威汉简跋卷》与《汉章帝千字文断简跋》、《宋仲温〈急就章〉跋》、《皇象〈文武帖〉跋》、《赵子昂〈急就章〉跋》、《居延汉简跋卷》等，是王蘧常融书法与书学一体的章草书佳作。卷内字数虽多，但用笔沉稳，闲雅大方。如论武威汉简书法，有云：“简末遇虚字，如‘也’、‘耳’等，每纵长笔，若端端严谨之余，以舒其气者。八十三甲乙两简则一变而出以流速，如赴急者。九十二之乙简‘百官尽下’数字，则倩丽飞动，乃若敦煌之飞天矣”，读之可见其研究之精心与兴味所在。

王蘧常善大字书联，如《赠亭林纪念馆联》“行己有耻；博我以文”，使笔如椽，气息沉重，间以小字题款，妙趣横生。其章草书的特色之一，是在古雅厚重之馀，偶掺装饰趣味，如其结体位置经营的匀称细密、笔画时用细圈缠绕。另如章草书《杜甫诗〈望岳〉》[92]，横竖均成行，隶意显著，用笔在遒劲中带轻灵之气，“末”、“化”、“昏”、“眦”、“山”、“之”、“时”、“有”等字，均有轻巧的小圈。

 

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摘，后改名文若，字孟海，号石荒、沙村、决明、兰沙、僧孚，生于浙江鄞县。曾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协副主席、西泠印社社长。当代著名学者书家，精研经史、古文字、考古学、金石碑帖，有《印学史》、《沙孟海论书丛稿》、《中国书法史图录》以及《近三百年来的书学》、《古代书法执笔初探》、《印学概论》、《谈秦印》等著作及论文。

沙孟海书法大篆、隶书、楷书、章草、行草俱佳，尤擅作大字榜书、行草书。其书路初临《圣教序》，后受梁启超临《圣教序》之方笔影响，始喜北碑，又上溯魏晋，习钟繇、索靖诸帖，进而转益多师。其行草书，曾受黄庭坚、宋克、黄道周、沈曾植、吴昌硕、康有为、郑孝胥等书风影响，雄强厚重，如铜锤花脸，气宇轩昂，自成面目。之于章草书，他曾用功殊深，遍临历代诸家，晚年尤喜书《急就章》末段“贤圣并进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之句。他在行草书中亦或直取章草结字，或书笔出“燕尾”，章草味颇浓。

《临宋仲温》一作，虽是临书，但起笔、收笔尤其是那长横，却是自家本色。《书 〈书谱〉首段》，是沙氏章草书代表作。沙氏章草，是自家面目的行草书添加纯正的章草味“作料”。横画细轻、竖笔精重，横笔最具特色：偶出超长画、略带波动，如第一行“者”字，与隶意浓郁、斩戴痛快的短横参差错落。其“燕尾”变化多姿，“夫”、“之”、“书”、“魏”、“张”、“绝”、“晋”、“未”、“余”、“观”、“云”、“没”等字，各具形态，尤其“魏”字那侧锋飞白，风采独标。

《“君子立身”书轴》[93]，其中字体虽不都是章草，但通篇章草味纯正。其中，“本”、“道”、“夫”、“豪”数字之“燕尾”，更呈夸张之态。

 

高二适（1903-1977年），原名锡璜，后取“适吾所适”之意，改名二适，字适父，号舒勇、舒父，江苏东台人。当代著名学者型书家，文史知识渊博，工诗词，精鉴赏，长期在文史馆工作，博及群书，眼光颇高。文章、书法极受林散之先生推重。为人狷介自持，在60年代“兰亭论辩”中发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以及《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94]，为当时重要言论。

高二适草书为人赞赏，将章草、今草、狂草熔于一炉，面貌高古，跌宕生姿，结字紧密，用笔奔突，个性很强，曾自许曰“我兹泼墨满江南，章今草狂素所谙”。高氏对章草有专门研究，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苏渊雷论高氏书学研究，说：“五十后始专攻章草，而尽力于《急就章》考证。尝言‘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正书之体，亦无不由此省变而出’，有慨‘章法坠失已有一千六百馀年，若不及今整理，恐遂湮灭。于是广搜各种《急就章》注校考异本，及古代残简碑帖字书，排比辩证，历时十载，始成定本。”[95]高氏自己也说：“乙亥大暑，时际酷热，余忽发奋搜求《急就篇》颜、王注本，《玉海》宋太宗草书翻正本，与近代孙星衍、庄世骥、钮树玉、罗振玉、王国维诸氏之《急就》考异、考校，《流沙坠简》、汉隶书《急就》残简之考释，张凤《汉晋西陲木简乙编》、汉残简隶书《急就》之辑录，及李滨氏《玉烟堂帖考》本诸书，又益以元人赵子昂、邓文原章草影印本，及近人沈敬仲印行之《急就章皇象类帖》、于右任重印之伪太和馆帖本，排比章正，审核异同，其他凡与章草牵连得书，如《说文解字》、《广韵》、《玉编》、《唐说文木部写本》、《五经文字》、《干禄文字》、《汉石经残字》、《隶释》、《隶辨》，及近人马衡《汉石经集存》等书，亦皆旁搜而博考之。乃择善而从，又考证各家异同，及其得失，一一皆笔之于书，而又皆得其致误之由。”[96]

《题〈急就章〉》一作，用笔随意，变化丰富；其他作品如《节临宋仲温书〈孙过庭书谱〉》、《临〈急就章〉》诸作，笔力遒劲，其气特胜，如对荒野[97]。

 

近现代擅章草者，尚有商衍鎏（1874-1963年）、罗复堪（1874-1954年）、林志钧（宰平）（1879-1960年）、李叔同（1880-1942年）、鲁迅（1881-1936年）、谢无量（1883-1964年）、沈尹默（1883-1971年）、茹欲立（卓亭）（1883-1972年）、胡小石（1888-1982年）、吴玉如（1898-1982年）、丰子恺（1898-1975年）、李苦禅（1899-1983年）、沈从文（1902-1988年）、来楚生（1903-1975年）、余任天（1908-1984年）、刘自椟（1914-2001年）等诸家，各具千秋。至当代，书法兴盛，能章草书者亦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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