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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章草之支脉
http://www.cuizimo.com  2013年9月20日 16:49  文章来源:自默文化网  点击:5361次
第三章  章草之支脉
    
物由人作,事在人为。谈及书法鉴赏,总离不了书法名家,但今天可以看到的史传章草名作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东西,已无从查考它们的作者姓名,虽然也许他们当时曾颇有影响。但是,这些无从查考其作者姓名的作品,比如出土的汉代简牍、晋人残纸、魏晋砖刻、唐人写经等等,不仅是研究章草书体演变的重要的实物资料,而且,单从书法艺术角度来审视,它们也极具欣赏价值。
所以,在列述历代章草名家以前,先掇捡一些“无名氏”之作,放在这里,略作分析、追忆,品味一番,也许这些吉光片羽足以给我们留下更深的印象。
 
一、简书章草
1.古雅可喜
宋人黄伯思《汉简辨》论及简书章草,有曰“古雅可喜”[1]。“古雅”,固是章草之美,而其“可喜”之一端,则与它所用材料及书写形式的独特不无关系。
简书,或单片独用,或多片连缀成册。单片之中,书写一行至数行,篇幅不等。成册的书简,一般是先连缀成册,然后使用;散编后,因为原来结绳处没有字,所以看起来好似上下分段书写。如居延建武三年简,从书法艺术角度欣赏,章法特别,爽朗而整饬。
竹简的使用,是光面刮皮后再书写,吸墨效果当然比纸张要差得多。木简的使用,则吸墨性能与纸张不分上下。无论竹简还是木简,在这些硬质材料上书写时,比起在纸张上行走,毛笔更可以显示出“弹性”,也更容易显见笔意。尤其是在竹简上书写时,由于不是平面,笔尖在曲度上行走往往带有不可控性,于是无论在章法、结构还是用笔、墨法等方面,有意无意之间会出现不期而遇的效果,奇趣生焉。
简书,大多是以实用为主要目的,但在书写的有意无意之间,却仍然可以显示出相当高超的艺术性。其中,即使是书写得一笔不苟、相当规范的汉简隶书(两汉),也不同于我们熟悉的汉碑隶书(多属东汉)的样子。碑刻书法,中规中矩,难免拘谨、死板,是其功用使然。而留存在汉简上的隶书,则让我们见了当时社会流行的隶书真容。
汉简隶书、草隶和章草书,是那般鲜活,那般拙实、粗犷,法度良备而又痛快淋漓,用今天纯书法艺术的眼光来欣赏,无一笔不美观、无一笔不讲究、无一笔不生动。
同样,简书章草也不同于我们熟识的传世的章草刻帖,刻帖对学习章草的结体虽有帮助,但是不足以体现用笔与用墨的具体情形;而笔墨的具体情形,恰恰是在书法实践中最难以掌握的。
简书章草,虽受地面限制而字体不大(一简长约尺余、宽不盈寸,小字若今之蝇头小楷),但其章法、结体、用笔、用墨却都那般娴熟,颇具魅力,所以它们是我们学习章草的一流善本。
 
2.自家本色
较为典型的简书章草,其特点是:简书 + 章草。章草的特点自不必说,简书的特点则表现于:横画平行而不死板、转折圆劲而不单调、收笔重滞而能变化多姿。
观察敦煌汉简,其章草别具一格,既体现出它与汉简隶书的嬗变关系,又显示出当时章草的骄人风貌。对比两枚敦煌汉简,一为章草,一为隶草。简书,贵在自然多变,其字形、其点画,左右逢源而无不入妙。仅就其横画来欣赏,颇堪玩味:或长或短、或轻或重、或方或圆、或藏或露、或中锋或侧锋、或优游或斩截,参差披拂,掩映多姿。
简书的另一突出特色,是竖笔偶然拉长,这常常发生在末尾一字。如此痛快舒心的一笔,如瀑布忽泻而下,使得通篇布白疏密有致,虚实相间。最初,拉长笔的字多是“命”或“年”,以取“长命”或“长年”,寓意吉祥。也有的是通篇的末尾一字,如“(急急)如律令”的“令”字,也常做如此处理。例如西汉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简,潇洒的一竖笔使通篇皆活,可谓“戏眼”。这种“戏眼”可以是便于末笔笔画下拉的任意字,如“为”字、“唯”字以及“行”字,因地制宜。
当然,出于艺术的考虑,后来的“戏眼”不见得发生在末尾一字,还可以是在文中。简书的这一“绝活”,则为后来的今草采纳。例如王献之《江州帖》末尾的“耳”字,信札“顿首”“再拜”的长笔亦滥觞于此。至于狂草书法,更把这种夸张的笔画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上所述,简书颇有单体造型和平面构成的意识。信手拈取一枚敦煌汉简,欣赏其点、线、面、横、竖、斜,仅看一“所”字,块面进行大分割,营造出超强的空间感。简书之所以极具视觉冲击力,与此造型意识有直接关系。
简书,是书法史、书体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书风对后世书法的发展影响极深远。例如北魏《邑师晏僧定合邑子六十七人造像》,即带有简书遗韵,是学简书的佼佼者。
学简书假如只是横画作简单的平行、转折作单调的划圈、竖笔一味放纵地狠拖,则不含蓄,仅是窥到简书的一隅,求得一个大概而已。
简书给我们的学习与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古代书法的前进,从来不是遵循保守主义。居于现实主义的艺术,也仍然可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具有视觉冲击力,不必大画鬼符、侈谈创新。
 
3.风格面面观
作为“隶书之捷”,章草自然带有隶书的形貌。一枚简书中,以隶书为基调而偶杂章草的情况是平常事。这时的隶书,已经“变味”为“隶草”,其转折更趋圆劲,收笔则长短轻重、灵活多变。虽然每每突出横画长度,体现横势,但纵横交错,意趣盎然。
例如敦煌汉简,大部分字隶意仍就,用笔沉稳。注意观察其中的章草字,草法很标准,线条亦灵活。通篇看来,虚(章草)实(隶草)相间,是古意中的新风。
简书的“圆转”特点,发展成圆转一路的简书章草。简书章草大多圆转流美。尤其是流沙坠简中的《殄灭简》[2](又称《公辅简》),罗振玉《流沙坠简·简牍遗文考释》中考定其成书于新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并盛赞其书法特点,曰:“此简章草精绝,虽寥寥不及二十字,然使过江十纸犹在人间,不足贵也。张、索遗迹唐人已不及见,况此更远在张、索以前乎?”该简结体宽绰,用笔圆劲,平中见奇,虽小犹大,允为章草书中不易之“圣品”。
其实,类似的简书尚有很多。如一枚敦煌汉简,其词曰:“今共奴已与鄯善不和,则中国之大利也。臣愚以为钦将兵北……”[3],读之,颇引人发思古之幽情。至于其书艺,亦颇可细心揣摩:其用笔绝非一味的圆,而是方圆既济的,如“已”、“和”、“臣”、“也”、“钦”诸字是也。
“方圆既济”,既表现在字形结体,更表现在用笔。如敦煌汉简,笔锋似较长,下笔多出侧锋、有方意,但笔画圆劲灵活,特富弹性。
单简单行的简书,书法已然可喜。至于单简多行的简书,其章法之自然、结体之活泼、用笔之潇洒、点画之精到,更令人击节。应该知道,一枚汉简,地方不大,哪里像今人喜欢使用的四尺整张甚者丈二匹大纸。所谓“游刃有余”,应该是这种境界,技进乎道。
晋简章草,比起汉简章草则更精能娴熟。例如“如期送馀少谷移奉”晋简,结字与笔墨简直无可挑剔,比之陆机《平复帖》亦不稍让:若彼此对照,有似曾相识之感,只是它们谁先谁后、谁影响谁,无从考查了。
把一枚单行简书放大、分段、剪贴并置,便成为一幅绝佳的书法作品——“自制法帖”,又是练习创作之不传妙法,他人不曾道也。
 
二、砖刻章草
1.《东汉〈急就〉砖》
从规范和标准来看,《东汉(急就)砖》算不上什么章草佳作,之所以列它在此,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该砖从书法实践的角度,显示了书体交替的中间环节。至东汉,章草已然开始普及,《急就章》便是当时权威的“字帖”。该砖刻的内容,即是《急就章》首句。这砖刻书法的作者,应是工匠,刻划无拘无束,完全坦露了自己的“草化心态”。
该砖开头“急就奇”三字,还有后面的“异”字,算是规整的隶书,可见该砖刻者并非“文盲”。以下诸字,作者开始“草书”。显然,他对章草书体还陌生得很,对章草草法更不知其然,因为在他写的14字中,“急就奇觚(与)众异”句中脱“与”字,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章草字。由此可以推测,章草书体在一出现就因为规矩太多而“曲高和寡”,没有太强的群众基础。当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一砖何足为据?但是一斑可窥全豹、一叶可知秋来,章草不兴,毕竟有这方面的原因。
此外,该砖充分展示了随意刻划的书法特点。匠人信手取物,如锥子、小木棍或其他工具,自然就区别于正规的碑刻,更区别于毛笔之书写。砖坯泥软,随意刻划,笔画一般浅、细,行笔多呈圆笔;而碑刻,是正经事,下刀斩截刚劲,亦多方笔。
该砖刻在有意无意之中,营造出一种强烈的视觉空间效果。右侧和左侧两行字较规范整齐,而中间一行则草率随意;通篇对比欣赏,在视觉上中间一行举势飞动,如飘风过巷。后人章草书《千字文》等,有这样的方法,即行与行之间,严肃与活泼对比,亦庄亦谐,整体效果甚妙。
 
2.曹氏宗族墓砖
    曹氏宗族墓砖,虽然字数不多,但比起上面《东汉〈急就〉砖》来,其草法则要像样得多。
作于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的曹氏宗族墓砖,1977年在安徽亳县出土。其中一枚上,刻有“会稽曹君”四字和“为将奈何吾真愁怀”八字。从书体来看,已是成熟的章草和今草。此时的章草,已经成熟并流行了近两百年,所以在民间“习以为常”也无足称奇。
《东汉〈急就〉砖》不如此砖草法熟练,或许不仅仅因为早了几十年,还应当有工匠个人的文字和书写水平的因素存在。实物资料的对比,要同时考虑客观和主观这两大因素;而个人的主观因素,由于是直接的发生者,有时实际起着更主要的作用。
 
3.晋《咸宁四年吕氏砖》 
晋《咸宁四年吕氏砖》[4],是砖刻中的佼佼者,虽然比不上简书和残纸,但也是研究章草的重要实物资料。
西晋武帝曾下诏禁碑铭,退求其次,砖刻遂兴。
《咸宁四年吕氏砖》,1981年前后出土于安徽凤台县。该砖尺寸为34.8×17.2×5.8cm,砖文是:“咸宁四年七月吕氏造是为晋即祚十四年事秦岁在丙戌。”咸宁四年为公元278年(戊戌),晋“即祚”则为266年(丙戌)事。
该砖刻可视为西晋时期章草刻书的代表作之一,其章法、结体及用笔均娴熟,线条圆浑劲健而又不失章草收笔之斩截,可见书写人并非劣手。
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正是陆机(公元261-303年)活动的年代。陆机《平复帖》所显示的朴茂大方、秃笔书写以及结体斜纵之势,似乎不难在《咸宁四年吕氏砖》中体会到。两物之作者,彼此或许从未谋面,但风格暗合,乃“时代性”使然;而墨迹与砖刻异制而同趣,又着实招人玩味。
从章草的成熟角度看,《咸宁四年吕氏砖》与另一名砖即东汉《公羊传砖》比较,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东汉《公羊传砖》,虽然其中“正月”、“何”、“也”、“日”、“而”等字作章草,但整体基调还是隶草,没有摆脱隶意。
 
三、残纸章草
1.楼兰晋人残纸
欣赏书法,纸上墨迹似乎更为真切。汉晋章草墨迹,除了汉简和部分晋简,那就是楼兰简牍墨迹[5]
从1900年至1914年之间,位于新疆罗布泊西北、孔雀河南岸的一个古城遗址先后出土了佛像、钱币、纺织品、漆器、木器、金属制品、琉璃制品、渔制品、渔猎工具、印章和文书等大量古器物,其中文书的数量最多。那些文书,通常被人们称为楼兰文书,或被称为楼兰遗墨。在这批古文书中,该城址被汉文文书称作“楼兰”,被佉卢文书称作“库罗来那”。因此,该城址就被称为楼兰古城遗址,那批文书被称为楼兰文书或楼兰遗墨。楼兰古城并不很大,面积约十万八千平方米见方,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先后成为很多朝代的重要城邑。它曾是三国魏、西晋和前凉的西域长史治所,是前秦、后凉、西凉的军事重镇,后来被废弃。
这批楼兰文书有的是木简,有的是纸本,都是墨迹。千年风霜纸和简大批残损,但多数依然字迹清晰如故,对今人探究当时书法情况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楼兰文书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主要是当地不同之时的行政机构和驻军的公文公私往来信件,涉及驻军、屯垦、户籍、水利、贸易、法律、仓库、医疗、邮递、契约、手工业等诸方面的情况,还涉及了楼兰城与敦煌、酒泉、武威、姑臧、焉耆、龟兹、鄯善和高昌等地的联系情况,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军事、经济、生活具有重要价值。
楼兰文书书法有是时代最早而又成批出土的纸本墨迹,以属于西晋晚期的《永嘉四年八月十九日》和十六国早期的前凉《李柏文书》两作品为标尺,形貌比这两者古的必然非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形貌不及这两者的必然为十六国时期的文书。楼兰木简文书,历经了三国魏、西晋和十六国三个时期,涉及很多书手,是书法发展与成熟的一个书法史图录。这部图录,不只在汉字的书写方面清楚地展示了隶法从有至无而使古意从浓到淡的渐变过程,还通过了书法方面的笔法、字形、风格等显露了当时书手的写字技巧和审美观念。
楼兰晋人残纸,也可算是今天可见的最早的纸上墨迹。研究书体发展,尤其是章草书体,晋人的书法面貌是我们很想知道的一部分。楼兰残纸,墨迹真真,所以即便片纸数字,亦弥足珍贵。
与竹木简比较,纸的质地更软、吸墨更快,所以,残纸章草与简书章草比较,除草法有所区别之外,笔墨风格亦很有不同。楼兰残纸章草,虽然数量有限,但件件皆为佳作,上章已有所述及,今再举数例以申述。
“(无)缘展怀所以为叹也”残条,一行八字,已足可观。其全貌,我们今天“无缘展怀”,良可叹也。叹息之余,我们还可以发现与此风格类似的残条,如“楼兰主国胡那羡”、“绝域之地遐旷险无涯”以及“得必安大伴乃还晋昌道□□□□莫妄至敦煌”,此等片言只语,已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想。
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草法娴熟、书风敦厚,但撇笔迅疾,收笔回锋、含蓄,有今草味道,数纸似出一人之手。
与上面几片残纸相比,《楼兰一日文书》等残纸片,章法更为爽朗,结体更为圆熟,用笔更为潇洒,此则章草之体段虽仍,而今草、行草之风已浓矣。
汉魏时期西北文化发达,敦煌人张芝和索靖的书风影响甚广,那么雅好前贤书法的王羲之,在此基础上开一新面,理所当然。晋简与楼兰晋人残纸墨迹,与那一时期名人法帖有所暗合,这或许是直接理由。
 
2.敦煌唐人写经
敦煌石窟出土的大量敦煌遗书,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宝贵遗产,“敦煌学”即筑基于此。“敦煌学”之所以能立,非为无由。陈寅恪先生曾有议论说:“河陇一域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两点”,“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即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逐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与隋唐文化学术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6]
仅就书法艺术而言,张芝和索靖都是敦煌地区的望族,在当时据有很高的地位,其草书也因师承家风而得以延续。彼时虽战火纷仍,敦煌却因占地利而得天独厚,较为完整地保持了原有的文化生态。至隋唐,敦煌文化已发展到鼎盛时期,今天能见到敦煌大量的优秀的书法作品,继前代古意,显盛唐风采,不是偶然的。
敦煌遗书包括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还有官私文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社会、科技等各个领域。目前有四个最大的庋藏地:北京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此外日本、丹麦等国也有一些藏品,总数量在五万卷以上。纪年最早的卷子是前秦甘露元年(359年),最晚的是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历时近7个世纪。数量巨大的敦煌写本,为中国书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受菩萨戒文》、《传法宝纪并序》、《妙法莲华经玄赞卷第六》、《书仪》、《沙州儭司福集等状》诸作,都是难遇的墨迹精品。
以写经为职业的“经生”,一般都是善书的士人,有官府经生与民间经生之分[7]。从敦煌写本的题记中,可以发现抄经者身份各异,书家、僧人、经生、民众、文人等,大多是善书者。《宣和书谱》卷五便记载经生杨庭:“作得楷法之妙,长寿间,为辈流推许”,“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名书,如庭书,是亦有可观者。”官方组织的抄经程序是很正规的,抄经的时间、抄经者、用纸数量、装璜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详阅者、监制者诸多名目罗列卷尾。敦煌存经中不少是明确作者,如佐书坊楷书手萧敬、门下省书手袁元哲、秘书省楷书手孙玄奭、弘文馆楷书手成公道,僧义琳、归真等,其他未署名者却湮灭了。而灵晖《大乘起信论》、道斌《金光明经》、普遵《金刚般若经旨赞》、明照《瑜伽师地论》等诸手迹即是传世的书法佳作。
值得注意到是,敦煌唐人写经作品与当时主流社会所欣赏的书法风格是一致的,所以不能一概定名为“民间书法”,此处只作略述而已。下面选数件章草之作,试作欣赏[8]
2.1.《因明入正理论后疏》
此卷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其书法基本体段为章草,字间独立而无连带,收笔斩截干净,即便使用今草的回钩,亦只是“意连”。
该卷书法可谓完美,通篇笔势圆劲流畅,气息宽厚,显示了书写者的心境安稳,字工娴熟,尤其对章草书掌握得相当精练;但他又不墨守章草的规矩法度,用笔和结体也不拘泥小节。
任何时代的书写者,其书风和习性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唐人草书已然蔚为壮观,统领时尚,个人的书风要完全在结字和用笔上超脱时代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有意思的是,其中偶然出现了篆草,如“天”字,平添一股古奥之气。
    2.2.《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并序》[9]
    该卷书体变幻多姿,揉杂章草、今草和行楷。也许与使用的笔锋质地有关,该作用笔多有侧锋,轻重随之,舒展飞动,可见其控笔能力之高。
    2.3.《净名经关中疏卷上》
    该卷有钟王小楷遗意,使转圆劲。书体杂揉诸体,笔致错落,茂密而能疏朗,方厚而兼轻灵。其间的行楷书,笔画或长或短,收笔却呈明显的隶意,如“空”、“生”、“无”、“起”、“护”诸字。
    2.4.《妙法莲华经明决要述卷四》
    该卷信笔写来,驾轻就熟,轻重自如,收放得体。在轻便中见方刚,局部用侧锋,似不经意,却笔短意长,而收笔却很到位、很讲究。
    2.5.《妙法莲华经玄赞卷六》
《妙法莲华经玄赞》是唐代窥基法师为《法华经》撰写的注疏,平生造疏甚多,有“百部疏主”之誉。窥基法师为玄奘弟子,俗姓尉迟,永淳元年(682年)卒,事见《宋高僧传》卷四《义解篇》第二。其父尉迟敬宗是松州都督(尉迟敬德是他的父辈)。其弟子慧沼著有《法华玄赞》。该卷与上面的《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并序》书法面貌近似,未注明书写年代及作者,应为中唐之物。全文均用草书书写,草法娴熟,有怀素《小草千文》笔意。该卷字形每取横势,用笔婉转跌宕、容与徘徊,又不失朴茂之气;虽说结字和收笔多作今草,但章草味仍然纯厚不减。
该卷后有董其昌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题跋,有云:“简澹,一洗唐朝姿媚之习,宋四大家皆出于此。余每临之,亦得一斑。”[10]
    2.6.《瑜伽论手记》
该卷章草书有笔有力度,丰富多变,起笔收笔或钝或疾,轻重自如。行间的小字,尤见书写者的操笔功力。
 
 
 


[1] 卓定谋著《章草考》,京华印书局,1930年(民国十九年)3月版,第95页。
[2]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汉简帛行草书》,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
[3] 马建华、赵吴成编,《敦煌汉简书法精选》,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4] 王镛、李淼编撰,《中国古代砖文》,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5]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楼兰简牍墨迹》,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王宏、贾用来编,《海外藏晋人纸本墨迹:楼兰文书简牍残纸》,天津古籍书店,1991年版。
[6]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页。
[7] 王元军,《唐代写经生及其书法》,《中国书画》,2005年08期。
[8] 饶宗颐编著,《敦煌书法丛刊》,日本东京二玄社,2007年版。1957年,伦敦公开出售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六千余件微缩胶卷,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购得一份。1964年和1974年,饶先生两度逗留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遍览伯希和携走之敦煌藏经洞宝藏,从四千余卷中选出152种书法精品,辑成29册的《敦煌书法丛刊》,1983至1986年由日本二玄社照原大影印,内容包括拓本、韵书、经史、书仪、牒状、诗词、杂诗文、碎金、写经、道书等。对于《敦煌书法丛刊》的价值,学者周绍良先生认为,可入妙品以上者,“奚止二三百品”,且不亚于同时期的书法大家。他例举《众经别录》以为“后世的赵孟頫未必能抗手”;《尚书》残卷“笔若悬针,刚劲固不下于柳公权”;《汉书·王莽传》写本“书法整饬遒丽,可与虞世南书法颉颃”;《春秋谷梁传集解》写本“也可与褚遂良比美”。1、拓本 2、韵书 3、经史1
4、经史2 5、经史3 6、经史4
7、经史5 8、经史6 9、经史7  
10、经史8   11、经史9 12、经史10
13、书仪 14、牒状1 15、牒状2
16、诗词 17、杂诗文 18、碎金1
19、碎金2 20、写经1 21、写经2
22、写经3 23、写经4 24、写经5
25、写经6 26、写经7 27、道书1
28、道书2 29、道书3  
[9] 黄征、江吟编著,《敦煌书法精品选(二)·大乘起信论略述》,西泠印社,2003年版。
[10] 扶风生《唐人楷草写经两种》,《书谱》,1987年第5期(总第78期),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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