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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章草之发展
http://www.cuizimo.com  2013年9月20日 16:49  文章来源:自默文化网  点击:6498次
第二章  章草之发展
 
一、《急就章》与章草
1.《急就章》与《急就篇》
   《急就章》,为西汉元帝时(前48-前33年)黄门令史游所编撰,是继秦丞相李斯《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学篇》、文园令司马相如《凡将篇》之后的又一种小学类字书。
“急就奇觚使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成快意。”因开篇首句有“急就”二字,故名《急就章》。今存本34章,大抵按姓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为七字句,作学童识字用。“所以启导青衿、垂法锦带也。”[1]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云:“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
《汉书·艺文志》尚称《急就篇》,自《隋书》始有《急就章》之称。隋、唐以后,《急就篇》遂沿称《急就章》。《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云“所谓章草者,正因(史)游作是书,以所变草法书之。后人以其出于《急就章》遂名章草耳。今本每节之首,俱有章第几字,知《急就章》乃偶然异文也。”又可作“章草”之一注脚。
 
2.《急就章》与章草
《急就章》是书名,篇名;而章草,则是一种书体。
“章草”书体命名的来源之一,即是从《急就章》之“章”。传世章草法帖中,以史游和皇象书《急就章》为最古,最常见,所以,在提及《急就章》时,便把它与章草联系在一起,乃至混淆为一物。
 
3.章草书《急就章》的意义
《仓颉》、《爰历》,《博学》、《凡将》诸篇,今均佚失,惟《急就章》一篇(颜师古注本)犹存,“以昔贤多喜书之也,其文虽出小学家,而亦西京文气未衰之际,词致雅驯,鼓颜籀赏其清靡”[2]。作为小学字书,初学者大都作为学习范本,“不独初学于此究心,亦通人所宜实事求是。”[3]于是文因书存,这不能不说是章草书体的一大功劳。
《急就章》与章草书体有点“共栖”、“共生”与“共存”的意思:《急就章》借章草得以留存,章草亦借《急就章》而流传。
当然,时代变迁,《急就章》被不断翻刻,版本遂多。据王国维《自叙〈急就篇〉校正》:“于是所见《急就篇》遂逾十本,综此十本,实分四类:明季类帖与三山陈氏(雪峰)本同出‘松江石本’。‘岱南阁本’,虽号出索靖,然孙氏(伯渊)所举存字之类,与明刊叶(梦得)本正合。赵氏(子昂)真草二本,存字较多,然亦与叶本同源。惟颜(师古)本及宋太宗本、空海(遣唐僧)本与叶本大异,即三本亦自相异。尝细考之:则叶本实出皇象;宋太宗本出于钟繇;空海本出于卫夫人或王羲之;而颜本则兼综诸本者也”。[4]
观察元明诸家《急就章》本之内,偶有奇字出现,与皇象本有所不同,想或有此版本差异的一个原因。
 
4.传世《急就章》章草帖
在敦煌汉简及晋人残纸中,即有习书《急就篇》的墨迹。再如《东汉〈急就〉砖》,砖文所刻即为《急就章》首句。这些墨迹,因出自初学者之手,稚拙难免,但可见其时《急就章》文字的盛行。
对于《急就章》的文字,历代不乏书写者:汉崔瑗、张芝,三国皇象、钟繇,晋索靖、卫夫人、王羲之,北魏崔浩,唐陆柬之,宁黄庭坚,元赵孟頫、邓文原,明宋克、俞和等,可惜大多墨迹已不见。
至宋元间,古代章草墨迹已凤毛麟角,章草学几已失传。今天所能见到的皇象书《急就章》,是最佳的古本,系明拓松江翻南宋刻本。
世传“松江本”《急就章》,系明正统四年(1439年)吉水杨政据宋人叶梦得“颖昌本”摩刻的碑石,因刻于松江府而得名。“颖昌本”则是叶梦得据唐人摩写皇象书《急就章》而刻于颖昌者,《宣和书谱》有述。宋叶梦得摩本首尾都有缺文,杨政据明初宋克临《急就章》而增补之。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论“松江本”《急就章》,有云:“细玩松江《急就》,决为唐监不疑,有讹略之迹而无讹略之情也。推迹以知情,是在善学者”,允有独见。
今人学习书法,除了古拓本之外,元明人临本亦可参照。同样是临《急就章》,赵孟頫、邓文原、宋克所临又形态各异。
 
二、章草之流行
东汉及魏晋,是章草的兴盛期。
可是,值得思考的是,章草的权威地位,似乎从来就不曾有过(或者说若有若无);因为,在章草得宠的同时,形体纵长、用笔连带的草法宣告产生,也就是说,今草、行书、行楷、楷书诸体,也几乎同时各就各位。此时,无论旧体新体,一起流行。
可惜得是,此时的墨迹实物大都早已烟消云散,无可查考。幸好,还有遗存的汉晋简书和楼兰晋人残纸等墨迹剩物,可供研读,虽说吉光片羽、鸿爪雪泥,却可以引领我们去追寻和揣摩那一时期的风尚主流。
 
1.简书章草
光绪廿五年(1899),在古楼兰遗址首次出土简书,那是近代书法研究史上至关重要的大事。世界范围内的楼兰研究[5],已蔚为壮观。1914年,罗振玉和王国维根据已发现的资料,编印了《流沙附简)一书,当时影响颇巨。解放后,敦煌、居延、武威、甘谷等地,又先后发现了大批简书,这些实物,把我们从理论与想象带近真实。以《武威汉简》[6]为例,1957年7月至1959年11月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县先后清理了37座汉代古墓,在磨咀子6号墓发现了469仪礼木简以及7枚日忌木简,通过多这些汉代实物简册的出土、材料、长度、刮治、编聊、缮写、容字、题记、削改、收卷、错简、标号、文字等环节的整理,揭示了汉代武威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从中可以发现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则不仅仅是汉代章句学的试释问题。
汉简,以甘肃敦煌和居延两地出土最多,纪年则主要分布在西汉武帝至东汉建武年间,最早者如敦煌的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木简。魏晋简,则主要出土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和罗布淖尔西北的古楼兰遗址,纪年最晚者如楼兰的前凉建兴十八年(330)木简[7]。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最纷繁、最复杂、最热闹。“乱世出英雄”,这段时期的中国文化,也最具代表性;生长在这片丰腴的文化土地上的书法艺术,当然,也是空前绝后,包罗万有,仪态万千。
简书,虽多以实用为目的,但由于用途的不同,有了严谨与自由的区别。用于公文的简书,如转抄诏书、上章奏事、下达律令、檄记簿册、爰书符传,一般仍作隶书,如《相利善剑册》[8],书写也还严肃规矩。而作为私用的公文底稿、家书、日常纪事、文稿、历书、方技、医术等,则下笔轻松随意,字体灵活随便。观察《遂长病书册》[9],一简之中,标准隶书与标准章草同在,可见书法的共性与个性、实用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
汉武帝时,建河西四郡,并沿武威、张掖、酒泉之北西及敦煌,修造了一段长城,用以戍边之用;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多出土于这段古长城的碉堡烽燧遗址。当时,征守戍边的多系流动人口,文化水平高低不齐,所以此时的简书花样繁多,其中不乏风格独特者,以今天书法艺术的眼光来欣赏,可谓耳目一新。
分析这段时期的简书章草的艺术性,有利于我们研究书法艺术性之由来,以及今天书法创作的心态与实践。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10],蔡邕所谓的“散”,绝对不是精神的彻底涣漫;说“散”,便是不散,是禅、定,是相对的“无意”。其实,绝对的“无意”是不可能的,说“无意”,只能是相对而言。东坡居士有云“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11],他推崇的“无意”状态,不是绝对的毫无用心;他声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12],实际上,他的“意造”,是超越于形式与技巧而着重体现内在精神的成分,早已超越初级的阶段。“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皆以意造,而于佛合。”[13] “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这样的境界,是在有限之中求得无限,是对道的追求。他说“无法”,不是谦虚,而是自信;“烦推求”,则是在创作的瞬间,对用笔的有着超强的下意识的控制,以及对整体章法、气韵的直觉把握。即便是在醉后,“落纸如风雨”[14],其旨趣也只是借助酒力而迅速获得这种无意状态罢了。
这些墨迹,也许不纯是出自民间写手,否则其书法的胜绝之处,与文人书家的妙笔神来,竟然旨趣如此相似,异曲同工。民间与士人本就接近,一一相通,这无疑可指导我们今天书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实践。
其实,早在宋代,黄伯思在《汉简辨》中就有过关于汉简章草的记述:“近岁关右人发地得古瓮,中有东汉时竹简甚多,往往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字尚完,毕章草,书迹古雅可喜”,并录有部分词句。清人顾炎武《日知录》中也有记:“赵彦卫《云梦漫钞》言:‘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发夫讨羌檄。”宋人与清人出土的汉简,以及不见记载的被发现的西北地区汉简,大概都已失传,惜乎。惟有其中的一些文字资料尚存,聊胜于无。《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带如新。盗以火把自照,简遂无毁”。后来有人以十多简送抚军王僧虔,王审视后说是解释蝌蚪文《考工记》的,是《周官》(《周礼》)的缺文,可惜后来无人管理这批简书,就这样湮灭了,否则可以补充《周礼·冬官·考工记》的缺文。
“永初二年”即公元108年,已至东汉中期,而实际上,在此之前,章草作为一种完备的书体,早就宣告独立。“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此时的章草,开始大大方方地整片出现在简书中,用于日常纪事。章草书法作品不再是稀罕物,如建武廿二年(46年)简和建武廿九年(53年)简、永平十一年(68年)简、永元五年(93年)简。再如成册的居延汉简《遂内中驹死册》[15]等,其章草书在章法、结体、用笔等方面,都可以说无可挑剔。
汉简中,除隶书、章草之外,还出现了类似隶楷或行楷书体,如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简。值得一提的是武威医简,一简多写数行,隶草和章草书体相杂,意趣盎然。字数虽然较多,但用笔精能,转折圆劲、轻重相宜,而通篇则有一股整齐厚重之感;尤其是偶尔出现的轻灵之笔,左下部出尖,右上方取势,颇类陆机《平复帖》的情致。同样的书风,也出现在楼兰简书如《从胡当散供三斛谷》[16],足以反映晋人面貌。
在楼兰简书中,值得研究的是无纪年简。书于公元263年的三国魏末《景元四年简》、269年的西晋初期《泰始五年简》[17]、310年的西晋末《永嘉四年简》,反映了三国魏末至西晋末书法发展情况,也可依据这些准确纪年来类推类似书风的成书年代。
晋简,出土于古楼兰遗址,数量不多,但其章草书法却极为精彩。与临近地区敦煌的汉简相比,晋简在书风上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是时代使然。晋简章草,已脱略了汉简章草的生拙之味,草法和用笔已是极为娴熟,其书风继承了汉简章草中的圆转流美一路,使转更趋婉约灵便,几乎已完全摆脱了汉隶的束缚。此时可见的书法作品中,在收笔上开始使用更多的回锋,笔短意长,不再斤斤于“隶”意的表达。
将晋简与汉简比较观察,可以体会它们风格之间的承传与递变关系。晋简章草,不再拘泥于横向取势,开始纵势行气,字形也随之形态迷离、敧侧生姿,顺着一简之窄地,律动摆荡而下。
晋简中,除了章草,已有逼肖楷书行书架势者,如泰始五年(269年)简,这般形象,我们在同时期的晋人残纸中亦可遇见。此时的书体中,有的具备一股用笔外拓、宽博敦厚的气息,此脉书风,则为后来的唐人颜真卿所接续,与《祭侄文稿》笔意暗合。
 
2.残纸章草
在楼兰遗址,除木简外还出土有魏晋时期的文书残纸,其中纪年最早者为三国魏嘉平四年(252年),最近者为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楼兰虽远在西北,但当时却很繁荣,又地近河西,与内地颇多交流,其文化受中原影响亦大,故此地出土的晋人残纸实物,理应反映当时的书体风貌。楼兰残纸墨迹,内容包括公文、律令、纪事、名册、信函、收据、草稿、医方、日记等等,除了平羌史料外,其书法文献价值特别大。这些墨迹故物,使我们冲破久远的历史暌隔,走近魏晋现场,识得魏晋风度,识得当时章草书法的真容。
实物研究,胜过任何理论的推导,这些残纸充分显示了魏晋期间书法艺术的实践水平,从中我们不难寻味此时的书体演变的具体情节。
楼兰残纸中,不乏章草书法的佳作,其丰富多姿而不单调一律的章草风格,的确令人大开眼界。
残纸中书风有与陆机《平复帖》相仿佛者,如“十二月…无达言”手札残片和“其颜色也……”文稿残片。它们之间,虽然所处地域不同,书写者的身份不同,但二者的点画、线条、使转、笔趣、墨味等之间所流露出的气息却极相类,只是陆机《平复帖》相对而言更加规矩、更加完善、更有文气罢了。想来,它们的书写年代应相去不远。董其昌跋《平复帖》曾云:“右军以前,元常以后,惟此数行,为希代宝。”(《墨缘汇观》)假如老先生见到这些残纸墨迹,又不知如何快意。
书法家启功在《论书绝句》中盛赞楼兰残纸说:“风流江左有同音,折简书怀语倍深。一自楼兰神物见,人间不复重来禽”,并说残纸“其字迹体势,虽互有异同,然其笔意生动,风格高古,绝非后世木刻石刻所能表现,即唐人响拓,亦尚有难及处”。面对残纸中的“(无)缘展怀,所以为叹也”一行字,启功赞其“下笔即如刀斩斧齐,而转折处又绵亘自然。乃知当时人作书,并无许多造作气,只是以当时工具,作当时字体”。
“古物出土,近年于金石之外,如甲骨、漆器、陶瓦、蚌壳、皮革之类,多不可枚举,无论粗精,莫不精神超逸、位置自然。”[18]以当时笔写当时字,书体实践和变化的规律就是这样。的确,这些出土的实物资料,把我们从理论与想象中,拉回实际。
把阁帖中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与残纸“五月二日济白……”残札作对比,墨迹与刻拓虽然有别,但形全神似。另有残札“此月十四日”,与“五月二日济白”残片应出自一人之手,虽极皱损,然其形貌与刻本《十七帖》比较,笔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处。至如“九月十一日”字样残纸,与王羲之《孔侍中帖》之“九月十七日”字样如出一辙。这些,均足以启发我们思考书法艺术的本性与创新的规律。
“用笔千古不易”,元代赵孟頫的这句感言,指出塑造点画时用笔的客观机理,无外乎中锋、侧锋、偏锋以及轻重、藏露、快慢等运动方式。用笔的千古“不易”,道出了用笔的真谛,既是不可改变、更易、替换,也是不简易、不容易。
残纸中书体相当丰富,除了章草,尚有楷隶、行楷、行书。试把残纸与汉简对比,同中有异,汉简虽也有杂体,但仍感严肃,晋人残纸则要解放得多,这无疑与书写材料的规定性有直接关系。纸帛比竹木质地要软,吸水与受墨力更强,当然在行笔成形上要发生差异。更有甚者,残纸已是流美纯熟的行草、今草。几种书体和睦相处于一纸之内,在当时是平常事,在今天欣赏起来,却颇能感到个中的笔意与墨趣。有的虽是章草体段,但收笔回锋含蓄,已呈今草势态,如“羌也既不能”、“复画日而数”纪事残片。
谈到反映晋人书法实况的楼兰残纸,令人想起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兰亭论辩”[19]。那段关于书法研究的故事;不光是因为楼兰残纸实物可以给论辩《兰亭》的真伪提供有效的佐证,还因为“兰亭论辩”其实围绕着一个主题——“隶书笔意”。“隶意”明显,或者暗含,是章草的命脉所在。二十多年后,沙孟海再论“兰亭论辩”,认为“这件事关键在于写与刻的差异”,指出“一切碑版,写手与刻手应该区别对待”[20]的新思路。
 
三、章草之兴衰
早期章草,见于两汉,古朴渊雅,富有隶意,汉简章草即是;中期章草,见于魏晋南北朝,用笔娴熟,且已带有今草流韵;晚期章草,见于元明,衰而复兴,面目纷呈,具备个性色彩。
汉元成年间,章草书体曾被列于秘府,朝野上下乃争习之。提倡“文质彬彬”、“勿取浮华”(《后汉书·章帝纪》)的章帝,尤喜其体,令杜度等用以上书言事。至后汉,徐幹、崔瑗、崔寔、张芝、张超、蔡邕等人皆精章草,一时称盛。自张芝等变章草之法,成今草之势,更利于实用,章草书体的地位遂被今草“分流”。
魏晋以降,魏武、钟繇、钟会、曹植、孙皓等皆雅善章草,吴人皇象尤擅名于时。至晋及南北朝,卫瓘、卫恒、杜预、张华、索靖、陆机、陆云、王洽、郄鉴、郄愔、应詹、郭璞、庾翼、王廙、王羲之、王献之、卫夫人、王濛、许穆以及刘曜、裴松之、贺道力、萧子云、李铉等等,名家辈出。随之,崔浩解《急就篇》,刘芳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暐拟《急就篇》为《悟蒙章》,斯学大举。
迨至隋唐,楷书、行书、今草、狂草诸流并进,章草之体几被淹没,其学亦衰。先后虽有隋炀帝、释智永及唐玄宗、武则天、欧阳询、褚遂良、谢道士、陆柬之、裴行俭、孙过庭、王知敬、王绍宗、吕向、张怀瓘、张旭、韩滉、陆贽、柳宗元、王建、释空海、李愚等诸家相承,然而毕竟缺少特以章草名世者。
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后》有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实际上,章草这一书体,并非“西晋悉然”,彼时今草、行书等书体也已大行,绝非至东晋才由王逸少兄弟“变章草为今草”。欧阳询所言虽未允当,但说“章草几将绝”,确是道出了章草书体在唐代的式微状况。
五代及宋,工章草书者更寥寥无几。虽有徐铉、黄伯思诸人之倾力倡导,太宗、高宗、蔡襄、薛绍彭、杜杲、释寂照等人亦雅好其体,然而世人惟知苏黄米蔡“四家”矣。宋黄伯思《东观馀论》云:“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概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于泯耶”;“唐人更不作章草书”;“章草法绝久矣”[21]。黄伯思言论之根据,是他看到了时人“强学之,所谓不堪位置,羞涩终不似真。俗人未尝知古人用笔处,见其人书者,随众称善,皆曰钟、索复出矣”的实际情况。唐至五代人的章草书,传世之作的确罕见,倒是在敦煌发现的经卷中,我们可以体会当时章草书的风貌,详情可参考中编“敦煌唐人写经”章草部分。
至元代,章草开始复兴。赵孟頫极力鼓吹,影响甚巨,遂使几成绝响的章草在元明为之一振,诸家随之风起,至明时再次称盛。鲜于枢、邓文原、陈绎曾、吴声淳、甘立、康里巎巎、杨维桢、饶介、方从义、俞和、宋克、宋璲、宋广、金铉、田致平、沈粲、张弼、祝允明、文彭、王宠、王世贞、邢侗、蒋如奇、罗文瑞、周履靖、冯焕章、马元震、黄道周、王象春、陆元厚、张瑞图、倪元璐、王铎等,名家接踵,蔚为壮观。
清至近代,因惟“馆阁体”是用,学子不敢他顾,问津章草者遂少;然仍有傅山、朱耷、汪国瑞、李滨、王澍、姚鼐、温纯、常执桓、葛柱、陈景元、高凤翰、黄慎、张照、包世臣、沈曾植、王世镗、郑诵先、王蘧常等人能作章草,虽不都具大家风范,但毕竟使章草书体之脉统得以接续。
章草一体,虽不利于实用,但其书法之高古渊雅、严谨工美,历代必有人好焉,故代代绵,生命不绝。
 
四、章草不兴的原因
1.书体缺陷
卓定谋在《章草考》一书的绪论中说:“徒以时代屡变,几经丧乱,传写错讹,避讳更易,又无善本良师以厘正之,而章草之学,遂渐形晦滞矣。”[22]这段话,的确道出了《急就章》章草不广为流传的一个原因。不过,章草之所以不兴,并不在于《急就章》这一个流传载体(工具)本身,而更有其他诸多方面的原因存在。
在书体方面,章草存在固有的缺陷。章草自身,尚有一批字没有发展到完善的定型,没有规范写法,行草混写、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等现象一直存在,这就给章草的具体使用和流行造成了基本障碍。即使是传世范本《急就章》中,同一个字、同一个偏旁,亦前后彼此不同。此外,章草愈是简化、愈是规范,就愈是难以识读;这样,学习章草书就相当于另学一套文字,对习书者无疑是一种额外负担。相比之下,楷书和行书虽然笔画多,但容易辨识,“有法可依”,所以反而广为使用。
钱玄同序卓定谋《章草考》说:“提倡章草有两个要点:一是要切用,不是要复古;一是求便写,不是求美观。”钱氏这两条,章草似乎都做不到,也都不易实现。当然,我们此处所议,是纯正的章草书体,至于书家写字,以一种书体为基础而杂和其他书体并带有“章草味”,是另外的话题。
本世纪初,章太炎就曾针对汉字的“难写”,提出补救办法,说:“欲使速于书写,则人人当兼并知章草”(《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姓“章”,提倡章草亦是情理中事;而钱玄同“认定他(章太炎)这个主张是最切于实用的,是汉字唯一的简便方法”,并认为“章草实为至简便至分明之字体,在汉字范围以内,章草确已登峰造极了。” 章太炎和钱玄同的这些话,在今天回顾起来的确有些意思。章草书体简化而具备符号化的特征,简便但是未必实用,所以认为它是“唯一”失之科学。
事实上,章草书不“切用”,也并不“便写”,我们不否认它在书法学上的艺术价值,但却因为缺乏实用性,而最终无法推行、普及。楷书笔画横平竖直,比章草的连带笔画更具规范性,所以得以流行也不是偶然。退而言之,章草书也不可能普及,若当年得以普及、流行,人人会写,则已如今日之印刷体,无复“美观”。
 
2.实用性差
“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这或许是赵壹《非草书》立论中从实际需要出发的有力论据之一。在赵壹讲话的年代,章草正在兴盛。时过境迁,直到汉末,章草的垄断地位也一直没有得以确立,其原因所在,既有主观的,更有客观的。试从官方使用情况猜想,章草既然是草书,但被御定为上奏之用,那么书写时就要十分的严谨规矩(等于在作楷书),一笔不苟,不能随意发挥,这便丧失了书写时“草化”的轻松心态,鲜活的生命力也就丢失了,不复艺术性可言。
章草,天性就是艺术的。章草实用性差的表现,还在于没有广阔的群众基础,且不说平民百姓没有机会上章奏事,学章草没有积极性,就是章草上那一套严谨的草法,什么从篆从隶、下笔有源、笔画有数,没有相当的文化基础不大可能全部掌握。讲究规范,却很难彻底规范起来,只好从俗,“曲高和寡”是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
就在章草书体还有待普及、踌躇满志时,不幸得很,其他比它更为实用而艺术性并不逊色的书体如楷书、行书、今草等,就几乎同时产生了,而且发展迅速,于是章草只能被搁置起来、束之高阁了。
 
3.有替代品
实用性的高低,也是相对的。说章草实用性差,是因为有比它更为实用的书体存在。如果没有其他的书体出现、在实用中作“替代品”,章草的垄断地位迟早会确立;但是事实上,章草在发展、推广的同时,其他的书体如今草、行书、楷书,也在发展、流行。
从实用角度看:今草继续芟简掉章草装饰性的波磔,加强用笔使转的变化,开始在收笔时有所连带,一气呵成,提高了书写的速度。从艺术角度看:今草(尤其是“连绵草”),字与字之间笔势连绵,行气贯通、呼应,或缓或急、或粗或细、或斜或正、或断或连,在艺术性方面别辟蹊径,开辟了一个崭新境界。诚如梁武帝萧衍《草书状》所赞:“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渌水之徘徊……盖略言其梗概,未足称其要妙焉。”
今草之跌宕流美,比起章草的正襟危坐来,更容易被人接受、施行。士大夫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是从善如流。即便今草书仍然不好掌握,那么退求其次,还有行书和行楷、楷书可供选择使用。
 
4.难能两全
谈及实用(适用)问题,想起30年代于右任曾经极力倡导的“标准草书”。于先生在其《标准草书》一书的自序中说:“吾国草书之兴,以草篆草隶为权舆。秦汉以来,其用日增,其法日进,其称日繁。” 于先生把草书分为“章草”、“今草”、“狂草”三系,其中论“章草”时,他说:“当时作者,实有远见;所惜创业未竟,而定型遽成,以致不能进步。汉张芝、吴皇象、晋索靖,皆一时领袖。张书遗迹渺然,但可于两汉遗简,想象神采。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出师颂》,可谓章草范本。然全体繁难之字,简单化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于赴急应速之旨,固未达也。”[23]此段论述,可谓详善。
前面“说草”一节中,我们涉及过“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不断思考的问题。
对于草书的实用性,应作辩证理解。笔画省变,顺应了“赴急应速”之旨,实用性似乎提高了(艺术性实际上也同时提高了),但是,就更不易识读,实用性也就会更低了。章草的“繁难”而不简单化,仍然是为了实用性(易于识读),所以它有违“赴急应速之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事实上,能兼顾实用性和艺术性两方面、两全其美的书体,似乎还不存在过。
另外,章草其“定型遽成,以致不能进步”,似乎也是难免的事情,何出此言?假如它不定型,自是不能推广;可正因为它“定型”,所以就难以同时在艺术方面加以变形。“定型”既是进步,也有缺点,得失是同时存在的。实际上,变型也未必是进步,尤其是对于章草而言,倘若它一变,人更不能辨识,它将必然失去自我。章草书体,其特殊性亦在于此。今世名家之书画,其理同此,风格既定,愈是明显愈是不敢变化、不能进步,倘若朝成夕改,读者不认,风格也不复存在。
 
五、章草之去向
    章草是一种“过渡书体”。章草似乎迅速成熟、迅速衰老,实际上它也并没有踏步不前,它也像魏碑等过渡书体一样,进一步演变,或者说,它的若干精神和姿态,为其他后来的书体所接受。
章草在成熟之后,没有流行太长的时期,就被今草、行书以及楷书等书体所取代,但它并未就此销声匿迹;后来的书体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吸收了章草的养分。
宋姜夔《续书谱》说“草出于章,行出于真”[24]。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章草,古隶之变也;行草,今隶之变也;芝旭草,又行草之变也”[25]。这两种说法虽无大异,但立论的角度不一。章草之萌芽,的确在楷书,行书或者今草对比之先;但是,如果直接说章草演变成了楷书、行书或者今草,就过于简单化了。
虽然说章草为“楷法用笔”(或曰开了楷法),但是,章草与楷书两者在结体和用笔等方面毕竟异趣;而且,各自处于兴盛时期的章草与楷书,的确有过并行的阶段。此处的“楷书”,指楷隶、魏碑和钟王楷书,而非唐楷。说章草开了楷(真)书的门径,有失妥当。隶书在草写时,就有近似楷书或行楷者(在汉简中可以见到),也为后来的魏碑、楷隶乃至楷书开了一条先路。章草与行书的关系,也是这样。
张怀瓘《书断》谓“草亦章草之捷也”,基本不错,但是,是否可以直接说章草变成了草书呢?不全面。今草,其来源有二:一,章草;二,行书。
章草的演变有特殊性,它大多数的字,继续简便成为今草,尤其是那些收笔为点、捺笔、回勾、竖笔的字,其章草写法更容易被今草吸收,如“内”、“御”、“烦”等字,皇象《急就章》中这些字的章草写法,就与今草无异。也可以说,有些字,其章草写法本来就与今草写法一个模样。但是,章草的有些字却只是随时流而迁徙,保持着原样,没有为今草所继承,如“与”字,章草有几种特殊的写法,都未被今草所沿用。
上文曾述及,书体之间,并非仅是直接承传的关系,它们往往是互相“交叠”的、融合的。宋姜夔《续书谱》说:“真、行、草书之法,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圆劲古澹,则出于虫篆;点画波发,则出于八分;转换向背,则出于飞白;简便痛快,则出于章草。”[26]在楷书、行楷、行书、行草等书体中,不难体会到“简便痛快”,若说它出于章草,主要是从用笔速度角度而言,并非简单地指点画使转或字形结构。
章草书体,虽然有点“古板”,但生命力仍然旺盛,它的渗透力强大。除了上述的“简便痛快”出现在了多种书体中,就是在今天使用的简化字中,也有相当一批字的写法就是根据这些字的繁体字的章草书(当然还有今草写法)的字形。如今天简化字“长”,与章草的“长”字的字形相同[27];其他如简化字“乐”、“尝”、“会”等,与章草书的相应字形基本一致。
今天的简化字,如“发”、“云”、“钟”、“后”、“丑”、“冲”、“斗”等字,对应的繁体字都有两种写法;写法不同,意思也就相差悬远,所以在实际书写时,要注意区分和选择繁简字形。写书法作品时,因为大多用繁体字,这不仅是为了美观,而是不出错字、不闹笑话。
人为的搞文字改革,与书体的自然演变,有着不同的逻辑,此不冗论。


[1] 唐颜师古《急就篇》注叙,转引自卓定谋著《章草考》,京华印书局,1930年(民国十九年)3月版,第10页。
[2] 宋黄长睿《跋章草〈急就补亡后〉》,同上第12页。
[3] 清孙星衍《〈急就章〉考异序并注》,同上第14页。
[4] 王国维《自叙〈急就篇〉校正》,同上第106页。
[5] 可以查到的资料有很多,如《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字写本及零星物品》,[德]孔好古,斯德哥尔摩,1920年。《我的探险生涯》,[瑞典]斯文·赫定,伦敦,1928年。孙仲宽译,丁道衡校,《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1932年。《斯文·赫定发现楼兰木雕和小河的发现》,[瑞典]伯格曼,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1935年。《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48年。《楼兰出土李柏文书》,刚森鹿三《书道全集》,平凡社,1959年。《楼兰出土魏晋简》,刚内藤乾吉等,《书道全集》,平凡社,1959年。《楼兰》,赫尔曼著,松田寿男译,平凡社,1964年。《亚洲腹地旅行记》,[瑞典]斯文·赫定,上海书店,1934年,开明书店版复印,1984年。《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林梅村,文物出版社,1985年。《神秘的罗布泊》,夏训诚主编,科学出版社,1985年。《楼兰王国》(增补版),长泽和俊,德间书店,1988年。《楼兰》,朝日新闻社(编),朝日新闻社,1988年。《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侯灿,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楼兰新史》,孟凡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
[6] 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武威汉简》,中华书局,2005年版。
[7] 马建华、赵吴成编,《敦煌汉简书法精选》,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8] 《中国历代书风系列·汉简书风(二)》,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9] 《中国历代书风系列·汉简书风(一)》,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0] “……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见:蔡邕《笔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11] 《评草书》,《东坡题跋》卷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
[12] 《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二《石苍舒醉墨堂》,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54页。
[13]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唐宋八大家文》,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651页。
[14] “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以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籥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酣如雷。少焉苏醒,落纸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见: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15] 《中国历代书风系列·汉简书风(二)》,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0页。
[16]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楼兰简牍墨迹》,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7] 马建华、赵吴成编,《敦煌汉简书法精选》,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18] 赵志钧辑《黄宾虹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页。
[19]《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20] 《沙孟海专辑》,《书谱》,1987年第4期(总第77期),第17页。
[21] 宋黄伯思《东观馀论》,《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6页。
[22] 卓定谋著《章草考》之绪论,京华印书局,1930年(民国十九年)3月版,第1页。
[23] 于右任自序,《标准草书》,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24] 宋姜夔《续书谱》,《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89页。
[25] 王世贞《艺苑卮言》,引季伏昆编著《中国书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26] 宋姜夔《续书谱》,《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84页。
[27] 陆锡兴编著,《汉代简牍草字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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