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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章草之发展
一、《急就章》与章草
1.《急就章》与《急就篇》
《急就章》，为西汉元帝时（前48-前33年）黄门令史游所编撰，是继秦丞相李斯《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学篇》、文园令司马相如《凡将篇》之后的又一种小学类字书。
“急就奇觚使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成快意。”因开篇首句有“急就”二字，故名《急就章》。今存本34章，大抵按姓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为七字句，作学童识字用。“所以启导青衿、垂法锦带也。” [1]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云：“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 《汉书·艺文志》尚称《急就篇》，自《隋书》始有《急就章》之称。隋、唐以后，《急就篇》遂沿称《急就章》。《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云“所谓章草者，正因（史）游作是书，以所变草法书之。后人以其出于《急就章》遂名章草耳。今本每节之首，俱有章第几字，知《急就章》乃偶然异文也。”又可作“章草”之一注脚。
2.《急就章》与章草
《急就章》是书名，篇名；而章草，则是一种书体。
“章草”书体命名的来源之一，即是从《急就章》之“章”。传世章草法帖中，以史游和皇象书《急就章》为最古，最常见，所以，在提及《急就章》时，便把它与章草联系在一起，乃至混淆为一物。
3.章草书《急就章》的意义
《仓颉》、《爰历》，《博学》、《凡将》诸篇，今均佚失，惟《急就章》一篇（颜师古注本）犹存，“以昔贤多喜书之也，其文虽出小学家，而亦西京文气未衰之际，词致雅驯，鼓颜籀赏其清靡” [2]。作为小学字书，初学者大都作为学习范本，“不独初学于此究心，亦通人所宜实事求是。” [3]于是文因书存，这不能不说是章草书体的一大功劳。 《急就章》与章草书体有点“共栖”、“共生”与“共存”的意思：《急就章》借章草得以留存，章草亦借《急就章》而流传。
当然，时代变迁，《急就章》被不断翻刻，版本遂多。据王国维《自叙〈急就篇〉校正》：“于是所见《急就篇》遂逾十本，综此十本，实分四类：明季类帖与三山陈氏（雪峰）本同出‘松江石本’。‘岱南阁本’，虽号出索靖，然孙氏（伯渊）所举存字之类，与明刊叶（梦得）本正合。赵氏（子昂）真草二本，存字较多，然亦与叶本同源。惟颜（师古）本及宋太宗本、空海（遣唐僧）本与叶本大异，即三本亦自相异。尝细考之：则叶本实出皇象；宋太宗本出于钟繇；空海本出于卫夫人或王羲之；而颜本则兼综诸本者也”。 [4]观察元明诸家《急就章》本之内，偶有奇字出现，与皇象本有所不同，想或有此版本差异的一个原因。
4.传世《急就章》章草帖
在敦煌汉简及晋人残纸中，即有习书《急就篇》的墨迹。再如《东汉〈急就〉砖》，砖文所刻即为《急就章》首句。这些墨迹，因出自初学者之手，稚拙难免，但可见其时《急就章》文字的盛行。
对于《急就章》的文字，历代不乏书写者：汉崔瑗、张芝，三国皇象、钟繇，晋索靖、卫夫人、王羲之，北魏崔浩，唐陆柬之，宁黄庭坚，元赵孟頫、邓文原，明宋克、俞和等，可惜大多墨迹已不见。
至宋元间，古代章草墨迹已凤毛麟角，章草学几已失传。今天所能见到的皇象书《急就章》，是最佳的古本，系明拓松江翻南宋刻本。
世传“松江本”《急就章》，系明正统四年（1439年）吉水杨政据宋人叶梦得“颖昌本”摩刻的碑石，因刻于松江府而得名。“颖昌本”则是叶梦得据唐人摩写皇象书《急就章》而刻于颖昌者，《宣和书谱》有述。宋叶梦得摩本首尾都有缺文，杨政据明初宋克临《急就章》而增补之。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论“松江本”《急就章》，有云：“细玩松江《急就》，决为唐监不疑，有讹略之迹而无讹略之情也。推迹以知情，是在善学者”，允有独见。
今人学习书法，除了古拓本之外，元明人临本亦可参照。同样是临《急就章》，赵孟頫、邓文原、宋克所临又形态各异。
二、章草之流行
东汉及魏晋，是章草的兴盛期。
可是，值得思考的是，章草的权威地位，似乎从来就不曾有过（或者说若有若无）；因为，在章草得宠的同时，形体纵长、用笔连带的草法宣告产生，也就是说，今草、行书、行楷、楷书诸体，也几乎同时各就各位。此时，无论旧体新体，一起流行。
可惜得是，此时的墨迹实物大都早已烟消云散，无可查考。幸好，还有遗存的汉晋简书和楼兰晋人残纸等墨迹剩物，可供研读，虽说吉光片羽、鸿爪雪泥，却可以引领我们去追寻和揣摩那一时期的风尚主流。
1.简书章草
光绪廿五年（1899），在古楼兰遗址首次出土简书，那是近代书法研究史上至关重要的大事。世界范围内的楼兰研究 [5]，已蔚为壮观。1914年，罗振玉和王国维根据已发现的资料，编印了《流沙附简）一书，当时影响颇巨。解放后，敦煌、居延、武威、甘谷等地，又先后发现了大批简书，这些实物，把我们从理论与想象带近真实。以《武威汉简》 [6]为例，1957年7月至1959年11月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县先后清理了37座汉代古墓，在磨咀子6号墓发现了469仪礼木简以及7枚日忌木简，通过多这些汉代实物简册的出土、材料、长度、刮治、编聊、缮写、容字、题记、削改、收卷、错简、标号、文字等环节的整理，揭示了汉代武威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从中可以发现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则不仅仅是汉代章句学的试释问题。 汉简，以甘肃敦煌和居延两地出土最多，纪年则主要分布在西汉武帝至东汉建武年间，最早者如敦煌的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木简。魏晋简，则主要出土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和罗布淖尔西北的古楼兰遗址，纪年最晚者如楼兰的前凉建兴十八年（330）木简 [7]。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最纷繁、最复杂、最热闹。“乱世出英雄”，这段时期的中国文化，也最具代表性；生长在这片丰腴的文化土地上的书法艺术，当然，也是空前绝后，包罗万有，仪态万千。 简书，虽多以实用为目的，但由于用途的不同，有了严谨与自由的区别。用于公文的简书，如转抄诏书、上章奏事、下达律令、檄记簿册、爰书符传，一般仍作隶书，如《相利善剑册》 [8]，书写也还严肃规矩。而作为私用的公文底稿、家书、日常纪事、文稿、历书、方技、医术等，则下笔轻松随意，字体灵活随便。观察《遂长病书册》 [9]，一简之中，标准隶书与标准章草同在，可见书法的共性与个性、实用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 汉武帝时，建河西四郡，并沿武威、张掖、酒泉之北西及敦煌，修造了一段长城，用以戍边之用；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多出土于这段古长城的碉堡烽燧遗址。当时，征守戍边的多系流动人口，文化水平高低不齐，所以此时的简书花样繁多，其中不乏风格独特者，以今天书法艺术的眼光来欣赏，可谓耳目一新。
分析这段时期的简书章草的艺术性，有利于我们研究书法艺术性之由来，以及今天书法创作的心态与实践。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10]，蔡邕所谓的“散”，绝对不是精神的彻底涣漫；说“散”，便是不散，是禅、定，是相对的“无意”。其实，绝对的“无意”是不可能的，说“无意”，只能是相对而言。东坡居士有云“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11]，他推崇的“无意”状态，不是绝对的毫无用心；他声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12]，实际上，他的“意造”，是超越于形式与技巧而着重体现内在精神的成分，早已超越初级的阶段。“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皆以意造，而于佛合。” [13] “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这样的境界，是在有限之中求得无限，是对道的追求。他说“无法”，不是谦虚，而是自信；“烦推求”，则是在创作的瞬间，对用笔的有着超强的下意识的控制，以及对整体章法、气韵的直觉把握。即便是在醉后，“落纸如风雨” [14]，其旨趣也只是借助酒力而迅速获得这种无意状态罢了。 这些墨迹，也许不纯是出自民间写手，否则其书法的胜绝之处，与文人书家的妙笔神来，竟然旨趣如此相似，异曲同工。民间与士人本就接近，一一相通，这无疑可指导我们今天书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实践。
其实，早在宋代，黄伯思在《汉简辨》中就有过关于汉简章草的记述：“近岁关右人发地得古瓮，中有东汉时竹简甚多，往往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字尚完，毕章草，书迹古雅可喜”，并录有部分词句。清人顾炎武《日知录》中也有记：“赵彦卫《云梦漫钞》言：‘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发夫讨羌檄。”宋人与清人出土的汉简，以及不见记载的被发现的西北地区汉简，大概都已失传，惜乎。惟有其中的一些文字资料尚存，聊胜于无。《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带如新。盗以火把自照，简遂无毁”。后来有人以十多简送抚军王僧虔，王审视后说是解释蝌蚪文《考工记》的，是《周官》（《周礼》）的缺文，可惜后来无人管理这批简书，就这样湮灭了，否则可以补充《周礼·冬官·考工记》的缺文。
“永初二年”即公元108年，已至东汉中期，而实际上，在此之前，章草作为一种完备的书体，早就宣告独立。“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此时的章草，开始大大方方地整片出现在简书中，用于日常纪事。章草书法作品不再是稀罕物，如建武廿二年（46年）简和建武廿九年（53年）简、永平十一年（68年）简、永元五年（93年）简。再如成册的居延汉简《遂内中驹死册》 [15]等，其章草书在章法、结体、用笔等方面，都可以说无可挑剔。 汉简中，除隶书、章草之外，还出现了类似隶楷或行楷书体，如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简。值得一提的是武威医简，一简多写数行，隶草和章草书体相杂，意趣盎然。字数虽然较多，但用笔精能，转折圆劲、轻重相宜，而通篇则有一股整齐厚重之感；尤其是偶尔出现的轻灵之笔，左下部出尖，右上方取势，颇类陆机《平复帖》的情致。同样的书风，也出现在楼兰简书如《从胡当散供三斛谷》 [16]，足以反映晋人面貌。 在楼兰简书中，值得研究的是无纪年简。书于公元263年的三国魏末《景元四年简》、269年的西晋初期《泰始五年简》 [17]、310年的西晋末《永嘉四年简》，反映了三国魏末至西晋末书法发展情况，也可依据这些准确纪年来类推类似书风的成书年代。 晋简，出土于古楼兰遗址，数量不多，但其章草书法却极为精彩。与临近地区敦煌的汉简相比，晋简在书风上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是时代使然。晋简章草，已脱略了汉简章草的生拙之味，草法和用笔已是极为娴熟，其书风继承了汉简章草中的圆转流美一路，使转更趋婉约灵便，几乎已完全摆脱了汉隶的束缚。此时可见的书法作品中，在收笔上开始使用更多的回锋，笔短意长，不再斤斤于“隶”意的表达。
将晋简与汉简比较观察，可以体会它们风格之间的承传与递变关系。晋简章草，不再拘泥于横向取势，开始纵势行气，字形也随之形态迷离、敧侧生姿，顺着一简之窄地，律动摆荡而下。
晋简中，除了章草，已有逼肖楷书行书架势者，如泰始五年（269年）简，这般形象，我们在同时期的晋人残纸中亦可遇见。此时的书体中，有的具备一股用笔外拓、宽博敦厚的气息，此脉书风，则为后来的唐人颜真卿所接续，与《祭侄文稿》笔意暗合。
2.残纸章草
在楼兰遗址，除木简外还出土有魏晋时期的文书残纸，其中纪年最早者为三国魏嘉平四年（252年），最近者为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楼兰虽远在西北，但当时却很繁荣，又地近河西，与内地颇多交流，其文化受中原影响亦大，故此地出土的晋人残纸实物，理应反映当时的书体风貌。楼兰残纸墨迹，内容包括公文、律令、纪事、名册、信函、收据、草稿、医方、日记等等，除了平羌史料外，其书法文献价值特别大。这些墨迹故物，使我们冲破久远的历史暌隔，走近魏晋现场，识得魏晋风度，识得当时章草书法的真容。
实物研究，胜过任何理论的推导，这些残纸充分显示了魏晋期间书法艺术的实践水平，从中我们不难寻味此时的书体演变的具体情节。
楼兰残纸中，不乏章草书法的佳作，其丰富多姿而不单调一律的章草风格，的确令人大开眼界。
残纸中书风有与陆机《平复帖》相仿佛者，如“十二月…无达言”手札残片和“其颜色也……”文稿残片。它们之间，虽然所处地域不同，书写者的身份不同，但二者的点画、线条、使转、笔趣、墨味等之间所流露出的气息却极相类，只是陆机《平复帖》相对而言更加规矩、更加完善、更有文气罢了。想来，它们的书写年代应相去不远。董其昌跋《平复帖》曾云：“右军以前，元常以后，惟此数行，为希代宝。”（《墨缘汇观》）假如老先生见到这些残纸墨迹，又不知如何快意。
书法家启功在《论书绝句》中盛赞楼兰残纸说：“风流江左有同音，折简书怀语倍深。一自楼兰神物见，人间不复重来禽”，并说残纸“其字迹体势，虽互有异同，然其笔意生动，风格高古，绝非后世木刻石刻所能表现，即唐人响拓，亦尚有难及处”。面对残纸中的“（无）缘展怀，所以为叹也”一行字，启功赞其“下笔即如刀斩斧齐，而转折处又绵亘自然。乃知当时人作书，并无许多造作气，只是以当时工具，作当时字体”。
“古物出土，近年于金石之外，如甲骨、漆器、陶瓦、蚌壳、皮革之类，多不可枚举，无论粗精，莫不精神超逸、位置自然。” [18]以当时笔写当时字，书体实践和变化的规律就是这样。的确，这些出土的实物资料，把我们从理论与想象中，拉回实际。 把阁帖中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与残纸“五月二日济白……”残札作对比，墨迹与刻拓虽然有别，但形全神似。另有残札“此月十四日”，与“五月二日济白”残片应出自一人之手，虽极皱损，然其形貌与刻本《十七帖》比较，笔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处。至如“九月十一日”字样残纸，与王羲之《孔侍中帖》之“九月十七日”字样如出一辙。这些，均足以启发我们思考书法艺术的本性与创新的规律。
“用笔千古不易”，元代赵孟頫的这句感言，指出塑造点画时用笔的客观机理，无外乎中锋、侧锋、偏锋以及轻重、藏露、快慢等运动方式。用笔的千古“不易”，道出了用笔的真谛，既是不可改变、更易、替换，也是不简易、不容易。
残纸中书体相当丰富，除了章草，尚有楷隶、行楷、行书。试把残纸与汉简对比，同中有异，汉简虽也有杂体，但仍感严肃，晋人残纸则要解放得多，这无疑与书写材料的规定性有直接关系。纸帛比竹木质地要软，吸水与受墨力更强，当然在行笔成形上要发生差异。更有甚者，残纸已是流美纯熟的行草、今草。几种书体和睦相处于一纸之内，在当时是平常事，在今天欣赏起来，却颇能感到个中的笔意与墨趣。有的虽是章草体段，但收笔回锋含蓄，已呈今草势态，如“羌也既不能”、“复画日而数”纪事残片。
谈到反映晋人书法实况的楼兰残纸，令人想起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兰亭论辩” [19]。那段关于书法研究的故事；不光是因为楼兰残纸实物可以给论辩《兰亭》的真伪提供有效的佐证，还因为“兰亭论辩”其实围绕着一个主题——“隶书笔意”。“隶意”明显，或者暗含，是章草的命脉所在。二十多年后，沙孟海再论“兰亭论辩”，认为“这件事关键在于写与刻的差异”，指出“一切碑版，写手与刻手应该区别对待” [20]的新思路。
三、章草之兴衰
早期章草，见于两汉，古朴渊雅，富有隶意，汉简章草即是；中期章草，见于魏晋南北朝，用笔娴熟，且已带有今草流韵；晚期章草，见于元明，衰而复兴，面目纷呈，具备个性色彩。
汉元成年间，章草书体曾被列于秘府，朝野上下乃争习之。提倡“文质彬彬”、“勿取浮华”（《后汉书·章帝纪》）的章帝，尤喜其体，令杜度等用以上书言事。至后汉，徐幹、崔瑗、崔寔、张芝、张超、蔡邕等人皆精章草，一时称盛。自张芝等变章草之法，成今草之势，更利于实用，章草书体的地位遂被今草“分流”。
魏晋以降，魏武、钟繇、钟会、曹植、孙皓等皆雅善章草，吴人皇象尤擅名于时。至晋及南北朝，卫瓘、卫恒、杜预、张华、索靖、陆机、陆云、王洽、郄鉴、郄愔、应詹、郭璞、庾翼、王廙、王羲之、王献之、卫夫人、王濛、许穆以及刘曜、裴松之、贺道力、萧子云、李铉等等，名家辈出。随之，崔浩解《急就篇》，刘芳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暐拟《急就篇》为《悟蒙章》，斯学大举。
迨至隋唐，楷书、行书、今草、狂草诸流并进，章草之体几被淹没，其学亦衰。先后虽有隋炀帝、释智永及唐玄宗、武则天、欧阳询、褚遂良、谢道士、陆柬之、裴行俭、孙过庭、王知敬、王绍宗、吕向、张怀瓘、张旭、韩滉、陆贽、柳宗元、王建、释空海、李愚等诸家相承，然而毕竟缺少特以章草名世者。
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后》有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实际上，章草这一书体，并非“西晋悉然”，彼时今草、行书等书体也已大行，绝非至东晋才由王逸少兄弟“变章草为今草”。欧阳询所言虽未允当，但说“章草几将绝”，确是道出了章草书体在唐代的式微状况。
五代及宋，工章草书者更寥寥无几。虽有徐铉、黄伯思诸人之倾力倡导，太宗、高宗、蔡襄、薛绍彭、杜杲、释寂照等人亦雅好其体，然而世人惟知苏黄米蔡“四家”矣。宋黄伯思《东观馀论》云：“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概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于泯耶”；“唐人更不作章草书”；“章草法绝久矣” [21]。黄伯思言论之根据，是他看到了时人“强学之，所谓不堪位置，羞涩终不似真。俗人未尝知古人用笔处，见其人书者，随众称善，皆曰钟、索复出矣”的实际情况。唐至五代人的章草书，传世之作的确罕见，倒是在敦煌发现的经卷中，我们可以体会当时章草书的风貌，详情可参考中编“敦煌唐人写经”章草部分。 至元代，章草开始复兴。赵孟頫极力鼓吹，影响甚巨，遂使几成绝响的章草在元明为之一振，诸家随之风起，至明时再次称盛。鲜于枢、邓文原、陈绎曾、吴声淳、甘立、康里巎巎、杨维桢、饶介、方从义、俞和、宋克、宋璲、宋广、金铉、田致平、沈粲、张弼、祝允明、文彭、王宠、王世贞、邢侗、蒋如奇、罗文瑞、周履靖、冯焕章、马元震、黄道周、王象春、陆元厚、张瑞图、倪元璐、王铎等，名家接踵，蔚为壮观。
清至近代，因惟“馆阁体”是用，学子不敢他顾，问津章草者遂少；然仍有傅山、朱耷、汪国瑞、李滨、王澍、姚鼐、温纯、常执桓、葛柱、陈景元、高凤翰、黄慎、张照、包世臣、沈曾植、王世镗、郑诵先、王蘧常等人能作章草，虽不都具大家风范，但毕竟使章草书体之脉统得以接续。
章草一体，虽不利于实用，但其书法之高古渊雅、严谨工美，历代必有人好焉，故代代绵，生命不绝。
四、章草不兴的原因
1.书体缺陷
卓定谋在《章草考》一书的绪论中说：“徒以时代屡变，几经丧乱，传写错讹，避讳更易，又无善本良师以厘正之，而章草之学，遂渐形晦滞矣。” [22]这段话，的确道出了《急就章》章草不广为流传的一个原因。不过，章草之所以不兴，并不在于《急就章》这一个流传载体（工具）本身，而更有其他诸多方面的原因存在。 在书体方面，章草存在固有的缺陷。章草自身，尚有一批字没有发展到完善的定型，没有规范写法，行草混写、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等现象一直存在，这就给章草的具体使用和流行造成了基本障碍。即使是传世范本《急就章》中，同一个字、同一个偏旁，亦前后彼此不同。此外，章草愈是简化、愈是规范，就愈是难以识读；这样，学习章草书就相当于另学一套文字，对习书者无疑是一种额外负担。相比之下，楷书和行书虽然笔画多，但容易辨识，“有法可依”，所以反而广为使用。
钱玄同序卓定谋《章草考》说：“提倡章草有两个要点：一是要切用，不是要复古；一是求便写，不是求美观。”钱氏这两条，章草似乎都做不到，也都不易实现。当然，我们此处所议，是纯正的章草书体，至于书家写字，以一种书体为基础而杂和其他书体并带有“章草味”，是另外的话题。
本世纪初，章太炎就曾针对汉字的“难写”，提出补救办法，说：“欲使速于书写，则人人当兼并知章草”（《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姓“章”，提倡章草亦是情理中事；而钱玄同“认定他（章太炎）这个主张是最切于实用的，是汉字唯一的简便方法”，并认为“章草实为至简便至分明之字体，在汉字范围以内，章草确已登峰造极了。” 章太炎和钱玄同的这些话，在今天回顾起来的确有些意思。章草书体简化而具备符号化的特征，简便但是未必实用，所以认为它是“唯一”失之科学。
事实上，章草书不“切用”，也并不“便写”，我们不否认它在书法学上的艺术价值，但却因为缺乏实用性，而最终无法推行、普及。楷书笔画横平竖直，比章草的连带笔画更具规范性，所以得以流行也不是偶然。退而言之，章草书也不可能普及，若当年得以普及、流行，人人会写，则已如今日之印刷体，无复“美观”。
2.实用性差
“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这或许是赵壹《非草书》立论中从实际需要出发的有力论据之一。在赵壹讲话的年代，章草正在兴盛。时过境迁，直到汉末，章草的垄断地位也一直没有得以确立，其原因所在，既有主观的，更有客观的。试从官方使用情况猜想，章草既然是草书，但被御定为上奏之用，那么书写时就要十分的严谨规矩（等于在作楷书），一笔不苟，不能随意发挥，这便丧失了书写时“草化”的轻松心态，鲜活的生命力也就丢失了，不复艺术性可言。
章草，天性就是艺术的。章草实用性差的表现，还在于没有广阔的群众基础，且不说平民百姓没有机会上章奏事，学章草没有积极性，就是章草上那一套严谨的草法，什么从篆从隶、下笔有源、笔画有数，没有相当的文化基础不大可能全部掌握。讲究规范，却很难彻底规范起来，只好从俗，“曲高和寡”是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
就在章草书体还有待普及、踌躇满志时，不幸得很，其他比它更为实用而艺术性并不逊色的书体如楷书、行书、今草等，就几乎同时产生了，而且发展迅速，于是章草只能被搁置起来、束之高阁了。
3.有替代品
实用性的高低，也是相对的。说章草实用性差，是因为有比它更为实用的书体存在。如果没有其他的书体出现、在实用中作“替代品”，章草的垄断地位迟早会确立；但是事实上，章草在发展、推广的同时，其他的书体如今草、行书、楷书，也在发展、流行。
从实用角度看：今草继续芟简掉章草装饰性的波磔，加强用笔使转的变化，开始在收笔时有所连带，一气呵成，提高了书写的速度。从艺术角度看：今草（尤其是“连绵草”），字与字之间笔势连绵，行气贯通、呼应，或缓或急、或粗或细、或斜或正、或断或连，在艺术性方面别辟蹊径，开辟了一个崭新境界。诚如梁武帝萧衍《草书状》所赞：“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渌水之徘徊……盖略言其梗概，未足称其要妙焉。”
今草之跌宕流美，比起章草的正襟危坐来，更容易被人接受、施行。士大夫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是从善如流。即便今草书仍然不好掌握，那么退求其次，还有行书和行楷、楷书可供选择使用。
4.难能两全
谈及实用（适用）问题，想起30年代于右任曾经极力倡导的“标准草书”。于先生在其《标准草书》一书的自序中说：“吾国草书之兴，以草篆草隶为权舆。秦汉以来，其用日增，其法日进，其称日繁。” 于先生把草书分为“章草”、“今草”、“狂草”三系，其中论“章草”时，他说：“当时作者，实有远见；所惜创业未竟，而定型遽成，以致不能进步。汉张芝、吴皇象、晋索靖，皆一时领袖。张书遗迹渺然，但可于两汉遗简，想象神采。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出师颂》，可谓章草范本。然全体繁难之字，简单化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于赴急应速之旨，固未达也。” [23]此段论述，可谓详善。 前面“说草”一节中，我们涉及过“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不断思考的问题。
对于草书的实用性，应作辩证理解。笔画省变，顺应了“赴急应速”之旨，实用性似乎提高了（艺术性实际上也同时提高了），但是，就更不易识读，实用性也就会更低了。章草的“繁难”而不简单化，仍然是为了实用性（易于识读），所以它有违“赴急应速之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事实上，能兼顾实用性和艺术性两方面、两全其美的书体，似乎还不存在过。
另外，章草其“定型遽成，以致不能进步”，似乎也是难免的事情，何出此言？假如它不定型，自是不能推广；可正因为它“定型”，所以就难以同时在艺术方面加以变形。“定型”既是进步，也有缺点，得失是同时存在的。实际上，变型也未必是进步，尤其是对于章草而言，倘若它一变，人更不能辨识，它将必然失去自我。章草书体，其特殊性亦在于此。今世名家之书画，其理同此，风格既定，愈是明显愈是不敢变化、不能进步，倘若朝成夕改，读者不认，风格也不复存在。
五、章草之去向
章草是一种“过渡书体”。章草似乎迅速成熟、迅速衰老，实际上它也并没有踏步不前，它也像魏碑等过渡书体一样，进一步演变，或者说，它的若干精神和姿态，为其他后来的书体所接受。
章草在成熟之后，没有流行太长的时期，就被今草、行书以及楷书等书体所取代，但它并未就此销声匿迹；后来的书体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吸收了章草的养分。
宋姜夔《续书谱》说“草出于章，行出于真” [24]。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章草，古隶之变也；行草，今隶之变也；芝旭草，又行草之变也” [25]。这两种说法虽无大异，但立论的角度不一。章草之萌芽，的确在楷书，行书或者今草对比之先；但是，如果直接说章草演变成了楷书、行书或者今草，就过于简单化了。 虽然说章草为“楷法用笔”（或曰开了楷法），但是，章草与楷书两者在结体和用笔等方面毕竟异趣；而且，各自处于兴盛时期的章草与楷书，的确有过并行的阶段。此处的“楷书”，指楷隶、魏碑和钟王楷书，而非唐楷。说章草开了楷（真）书的门径，有失妥当。隶书在草写时，就有近似楷书或行楷者（在汉简中可以见到），也为后来的魏碑、楷隶乃至楷书开了一条先路。章草与行书的关系，也是这样。
张怀瓘《书断》谓“草亦章草之捷也”，基本不错，但是，是否可以直接说章草变成了草书呢？不全面。今草，其来源有二：一，章草；二，行书。
章草的演变有特殊性，它大多数的字，继续简便成为今草，尤其是那些收笔为点、捺笔、回勾、竖笔的字，其章草写法更容易被今草吸收，如“内”、“御”、“烦”等字，皇象《急就章》中这些字的章草写法，就与今草无异。也可以说，有些字，其章草写法本来就与今草写法一个模样。但是，章草的有些字却只是随时流而迁徙，保持着原样，没有为今草所继承，如“与”字，章草有几种特殊的写法，都未被今草所沿用。
上文曾述及，书体之间，并非仅是直接承传的关系，它们往往是互相“交叠”的、融合的。宋姜夔《续书谱》说：“真、行、草书之法，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圆劲古澹，则出于虫篆；点画波发，则出于八分；转换向背，则出于飞白；简便痛快，则出于章草。” [26]在楷书、行楷、行书、行草等书体中，不难体会到“简便痛快”，若说它出于章草，主要是从用笔速度角度而言，并非简单地指点画使转或字形结构。 章草书体，虽然有点“古板”，但生命力仍然旺盛，它的渗透力强大。除了上述的“简便痛快”出现在了多种书体中，就是在今天使用的简化字中，也有相当一批字的写法就是根据这些字的繁体字的章草书（当然还有今草写法）的字形。如今天简化字“长”，与章草的“长”字的字形相同 [27]；其他如简化字“乐”、“尝”、“会”等，与章草书的相应字形基本一致。 今天的简化字，如“发”、“云”、“钟”、“后”、“丑”、“冲”、“斗”等字，对应的繁体字都有两种写法；写法不同，意思也就相差悬远，所以在实际书写时，要注意区分和选择繁简字形。写书法作品时，因为大多用繁体字，这不仅是为了美观，而是不出错字、不闹笑话。
人为的搞文字改革，与书体的自然演变，有着不同的逻辑，此不冗论。
[1] 唐颜师古《急就篇》注叙，转引自卓定谋著《章草考》，京华印书局，1930年（民国十九年）3月版，第10页。
[2] 宋黄长睿《跋章草〈急就补亡后〉》，同上第12页。
[3] 清孙星衍《〈急就章〉考异序并注》，同上第14页。
[4] 王国维《自叙〈急就篇〉校正》，同上第106页。
[5] 可以查到的资料有很多，如《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字写本及零星物品》，[德]孔好古，斯德哥尔摩，1920年。《我的探险生涯》，[瑞典]斯文·赫定，伦敦，1928年。孙仲宽译，丁道衡校，《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1932年。《斯文·赫定发现楼兰木雕和小河的发现》，[瑞典]伯格曼，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1935年。《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48年。《楼兰出土李柏文书》，刚森鹿三《书道全集》，平凡社，1959年。《楼兰出土魏晋简》，刚内藤乾吉等，《书道全集》，平凡社，1959年。《楼兰》，赫尔曼著，松田寿男译，平凡社，1964年。《亚洲腹地旅行记》，[瑞典]斯文·赫定，上海书店，1934年，开明书店版复印，1984年。《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林梅村，文物出版社，1985年。《神秘的罗布泊》，夏训诚主编，科学出版社，1985年。《楼兰王国》(增补版)，长泽和俊，德间书店，1988年。《楼兰》，朝日新闻社(编)，朝日新闻社，1988年。《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侯灿，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楼兰新史》，孟凡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
[6] 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武威汉简》，中华书局，2005年版。
[7] 马建华、赵吴成编，《敦煌汉简书法精选》，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8] 《中国历代书风系列·汉简书风（二）》，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9] 《中国历代书风系列·汉简书风（一）》，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0] “……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见：蔡邕《笔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11] 《评草书》，《东坡题跋》卷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
[12] 《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二《石苍舒醉墨堂》，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54页。
[13]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唐宋八大家文》，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651页。
[14] “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以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籥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酣如雷。少焉苏醒，落纸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见：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15] 《中国历代书风系列·汉简书风（二）》，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0页。
[16]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楼兰简牍墨迹》，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7] 马建华、赵吴成编，《敦煌汉简书法精选》，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18] 赵志钧辑《黄宾虹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页。
[20] 《沙孟海专辑》，《书谱》，1987年第4期（总第77期），第17页。
[21] 宋黄伯思《东观馀论》，《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6页。
[22] 卓定谋著《章草考》之绪论，京华印书局，1930年（民国十九年）3月版，第1页。
[23] 于右任自序，《标准草书》，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24] 宋姜夔《续书谱》，《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89页。
[25] 王世贞《艺苑卮言》，引季伏昆编著《中国书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26] 宋姜夔《续书谱》，《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84页。
[27] 陆锡兴编著，《汉代简牍草字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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