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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俱道适往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1] —— 屈原
1.引论
三百年前的八大山人，依靠自己心性的真善，揭示自然之大美，阐发艺术之本质；他传统而现代、极古而极新，是中国文人画的最高峰，是纯粹艺术的先行者，当之无愧中国画现代化的开山鼻祖；他以自己卓越的实践才能，把中国画艺术推至一个空前的高度。
中国画艺术的伟大性，只有当站在整个人类艺术史的坐标系中来科学地观测时，才能清楚地认识到。可以设想，将八大山人的画作摆放进卢浮宫，与西方古代优秀的雕塑以及各时期油画精品相比列，将是怎样的效果。东方的艺术品在卢浮宫里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世界观众的一个遗憾。对于习惯了眺望和惊叹西洋美术的人，当他驻足并发现代表东方最高文化修养和艺术水准的中国画时，那种视觉的震撼和心灵的感动，无疑是难以形容的。西方对中国画的理解，尚停留于形而下的古董欣赏的阶段，至于对文化艺术传统中那深层智慧的领会、反思与启发，还远远谈不上到位。
这是一个特异的审美空间，认识它需要的不只是眼睛，还有心灵的关照；那精神的象征性、艺术的表现性、造形的抽象性等等外在形式的后面，是一个非凡的完整的人。走近他，你便走近了一个优秀民族所拥有的优秀文化；一旦你走近他，你才明白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类旷古永恒的追求，你才知道什么是现实与理想、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艺术家、什么是你自己。
20世纪以来，尤其是50年代以后，八大山人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八大山人学”兴起，于此同时，他也为我等国人提供了反思自己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机会。西人理解中国画难免简单化，以为八大山人传达情感所追求的，是扭曲传统而自造语言；而我们自己，也未必自知自觉，未必认识到其革新者的原由和意义所在；所以全面而透彻地研究和思考八大山人的艺术，不仅仅在于确立他在中国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的地位，而更在于深入挖掘和倡导中国的优秀文化，在于增强民族自信力，在于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这是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和艺术评论家傅雷的结论，而他对中国画的热爱与透彻了解，恰恰是他“二十一二岁在巴黎卢浮宫钻研西洋画的时候开始的”，这颇有意味；他的民族自信力，乃出于对中西双方文化的深谙与透析。同样，黄宾虹也自信我国文化之特长，当敢于“开门迎客，主客均乐”，恐惧与忧虑是大可不必的。
人类的灵智，一旦聚于一人之身，则其人所臻达的高度是空前绝后的，其后数百年、数十代人也难以逾越。中国画历史中皇炎炎其巨灵者，当首推八大山人，将他置诸世界艺术史，亦卓然而称伟大。历史上遭遇家国之不幸如八大山人者多矣，然则何以八大只有一个？此足证艺道之微茫。
设非其人，绝无其艺。八大独特的人生际遇、复杂的精神世界、强烈的艺术个性，统统是造就其非凡艺术的直接契机。“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之言，移议八大其人，不亦宜乎？
提及八大山人，人们立刻想起他作品中那些形貌怪异的禽鱼，并与他愤世嫉俗的社会心理联系在一起；但是，不宁与哀思、奇诡与冷峻，不是八大的艺术趣味，他之所以能在艺术实践中超凡入圣，客观而言决非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主观而言也不是一个轻易的偶然。他是执中庸之道的仁人君子，他无心做怪，所以称圣。
把握了人，就把握了一切。艺术的研究，最后都要落实到人身上。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复杂的，所以对人及其艺术的认知，无比之难。艺术史上的现象，不是单纯的直线式的，而一定是主观诸因素与外部诸条件多股扭结而发生发展着的。
一个人，只要从事艺术，那就必须遵守“美”这一终极原则；倘若偏离美，那他不可能拥有一颗亲近美的心灵和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一副创造美的手笔，于是种种因素集合起来，阻碍他最终走进尽善尽美的高明的艺术境界。“美是造形艺术的最高法则。”循着这样的理路，庶可廓清八大的人生旅历与艺术行踪。
美术史上只能出现一个八大，八大的艺术是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八大有着跨越时空的力量，其画风远被数百年、影响至巨，所以在讨论八大的特殊性与个别性的同时，其普遍性和一般性不可忽视，这也是今天我们继续研究八大的意义和因由所在。
(崔自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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