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穿空若有声”

             ——与范曾先生的对话

                              文/崔自默

　　“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范曾自评二十四字
　　崔：范先生，能与你会面很高兴。不久前，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你的《画外话》，一画一文，形式很独特，很有新意。在欣赏到你的绘画作品的同时，更可以品读到你的文章。
　　范：这些绘画和文章，都是我近年所作，而这批文章，则基本上可以表达我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追求。
　　崔：你的文章不但词句讲究，形式美，追求诗赋般的音韵之感，而且，更讲究通篇的气势，正是曹丕所谓的“文以气为主”，这样，在文采斐然的同时，赋予了宏阔的空间和深邃的思想，殊为难能。
　　范：你能在注意文字形式的同时，关心到其内容，我很高兴。不管什么艺术，内容与形式，是相合的，不可分离的，两者应当并美、兼善，如此才高明。否则，就会浮薄，就会枯燥。
　　我在开篇《自序》中，提出了中国画的八字箴言：“以诗为魂，以书为骨。”这是对中国画艺术的一个总结和要求。“诗魂”、“书骨”，既是中国画高度的形式美的体现，更是中国画终极的内容美的反映。
　　崔：你提到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离，使我想到前段时间有人提出的“笔墨等于零”的说法，这是不是一种极端形式主义的说法呢？
　　范：不错。过度的形式主义，就是虚无主义。中国画倘若只注重了形式，笔墨等于零了，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说“笔墨等于零”，根本就是无视中国画的过去，无知于传统，是在故作矜奇之言，也不是一种务实的创新态度。中国画的未来，是无限光明的，倘若数典忘祖，割裂传统，忘掉继承，失落民族自信心，遑谈什么创新？
　　崔：关于创新的问题，你说过，衡量艺术的原则是“好和坏，而不仅仅是新与旧”，真是一语中的。你能谈谈你自己的作品的创新问题吗？
　　范：可以。我的画，与其说在创新，毋宁说是在求好，既在笔墨上，更在观念上。拿我的人物画而言，线条、用笔，是在传统的白描技法基础上的更新，融汇了晋顾恺之、唐吴道子、五代周文钜以及宋李公麟，而用墨和敷彩，则踵武在五代石恪、宋梁楷和清陈洪绶。难的是，我的画追求写意，但要求兼备工笔精神。比如我画老子，不知画过多少，笔墨得以不断精练，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创新，不是一个什么空虚的名词，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创作过程。
　　崔：你画的老子，如书中的那幅《简笔老子》皓髯飘然，紫气东来，似乎没有什么重量，但又感觉稳若山岳，应该说，这种难以言传的神态，完全依赖那极其精练的笔墨；老子右肩那一根的线条，若即若离，气完神足，诚张彦远所谓，“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
　　范：是的。只有在高度提炼的基础上，笔墨才具有了一定的符号性，有了相当稳定的符号性，才有了个人鲜明的绘画风格。当然，这种符号性，不是僵死不变的，也是在不断完善着的。老子是我喜欢画的一个题材，他是我心仪的圣人，他身边的童子，就是我范曾。我一遍又一遍地画他，不断简约，渐合天趣，画风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完善着。我的画技，不知何时才能进乎道，臻达那自然而然的化境。
　　崔：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你的宏篇巨制，比如《元世祖晾鹰台射雁图》，你的配文作《左眼出而乾坤定》，原来那人物山川、走兽飞雁的复杂场景，竟是从忽必烈的一只左眼开始画起的，不打底稿，真正做到了“意在笔先”。同样，《丽人行》可谓空前巨作，也是那样“千笔万笔，一笔不苟；千线万线，线线风动”，真是不可想象。但是，你画老子，笔画虽然不多，也已经画过那么多次，怎么仍然意犹未尽、仍感尚未完善呢？
　　范：我画老子，早已不再停留于画老子的身形上，而是在一直追摩想望老子的神情、精神、思想、境界，一个字，老子的“道”。“道”，简直无以名之，它跨迈古今中外，超越四方上下。老子的智慧，拿今天最新的科技成果，都难以证明，反之，老子的思想，比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却可以拿来解释今天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有无相生”，多么深奥，多么玄妙啊！“归朴”的意识，少一点贪婪的念头，也许就不会无休止地追逐物欲，也许就会善待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也许就会努力于发挥科学技术的长处，服务于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而不是想方设法地利用科学技术，彼此形成威胁，制造危机，最终有可能同归于尽，连同整个地球彻底毁灭。
　　崔：你在近年来的文章中，时常提到老子、庄子的道学思想，以及儒家的中庸思想，这与你的绘画艺术思想有什么关联吗？
　　范：《中庸》有云：“极高明而道中庸。”我倾慕老子，崇尚“道法自然”，“道”，具体而微到我的绘画创作，就是追求一种难言的大美，永恒的美，尽善尽美，起码在自身的绘画艺术中，实现一种“复归于朴”、“天人合一”。
　　我倡言“以诗为魂，以书为骨”，“书骨？”为了阐明中国画的艺术根基，而“诗魂”，则旨在标举中国画应该拥有诗一般的无穷意蕴、境界、神思、气象，而画家，则应当有诗人一般的特质、胸襟、情性、风骨。倘若我们有更多这样的画家，有更多这样的艺术，有更多这样的艺术欣赏者，我们的生活将是多么的富有诗意，多么的浪漫，多么的理想。这个“理想”，是“大同”的。
　　可惜，我们的很多画家，知难而退，甚至尚未达到“知难”这一层次，就开始从俗了，媚俗了。俗的东西，仅仅能悦人耳目、炫人感官；雅的东西，才能触及人的灵魂。至于雅俗共赏，则是一种极难获得的艺术高境，此则难与常人道也。
　　崔：记得前年在凤凰卫视你与杨澜有一次对话，你也谈到对现代艺术的一些看法。
　　范：不错。现代艺术，是另一种形式的俗，是一种披了新奇的外衣的俗。二十世纪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饱尝了民族之间的、种族之间的、国家之间的争斗，而艺术家，也在百相纷呈。今天回头来看，其间有过太多的败笔。现代艺术的诸流派，如法国杜桑的“尿器雕刻”，德国波伊斯的“啤酒罐杰作”，引人怀疑：艺术还有吗？艺术的标准还有吗？最终，像人类在生活领域追求回归自然一样，人类在艺术前景方面，也开始反思古典精神的复归。当然，复归古典，并不意味着就此复古，或者因循，那就矫枉过正了，而是要在一个新的层面上，从人类自身的历史资源中，去寻找优秀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
　　曾经红火一时的蓬毕德艺术中心，曾经陈列过二十世纪以来很多现代派的东西，现在却已然门可罗雀，很多人去那里，只是观看门口的杂耍表演。相比之下，罗浮宫前人们排着几百米长的队，怀着对人类艺术的一种虔敬之心，等待欣赏真正的古典作品，那些有着永恒的审美价值的艺术品。这，足资借鉴了。
　　崔：你在中外的文化艺术交流经验中，对中国画艺术的国际影响，以及中国画的未来发展，有些什么体会呢？
　　范：科技，绝对不等于文明。先进的科技，只是先进的文明的一个组成方面。我们吸收西方的科技，但不能因此也以西方的文明文化为中心，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民族自卑感。
　　中国画艺术，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拉大与西方艺术的距离。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假使试图与西方接轨，丢掉自我，无形中就丧失了立身的根本和争坐的资格。我们要站在东方的文化高度，去评判西方的东西，起码要用一种平视的眼光，而不能是一种仰视的眼光。借鉴西方的东西是必要的，但如何融合它，又是一个关键问题，绝对不可以只顾融合，忘掉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因为，中国绘画的艺术传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精髓。
　　中国画的进步、发展和前景，需要一批真正的优秀的艺术家，他不应该只在简单的形式上动脑筋、出花样、做作、矫情，而应该在创作理念上、在更高层次上去思索问题。
　　我有一句诗，“一线穿空若有声”，用以描绘中国画线条在三维空间里的运行状态。苏东坡形容吴道子画技，说，“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种神经末梢与绘画工具的高度融合时所获得的快感，西方画家有吗？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中国画的固有特点、特长，去开拓那无限的艺术创作空间，实际上，我们距离中国画所可能达到的技法难度和艺术高度，还远着呢。
　　崔：从你的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你的艺术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
　　范：使命感，是真正的艺术家所不可或缺的。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话不是狂妄，不是自命不凡，而是中国文人应该肩负的一种精神使命。在这个肩负的过程中，当然难免坎坷，但是，人生的色彩，也正从此而出。
　　一位出类拔萃的画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杰出的书家、诗人，甚至包括更多方面的学问、修养，他自己应该有这些方面的自省和自励，而他被社会关注和认可的，也应当集中在这些方面。文、史、哲，儒、释、道，等等，可以滋养中国绘画艺术的文化传统，太丰深、太博大了，如果今天的我们无所作为、无所贡献，不是太遗憾了么？
　　崔：范先生，祝愿你在艺术上一日一境界，也盼望中国有更多像你这样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艺术家，相信在世界文化中心将向东方转移的新世纪，中国文化艺术全面复兴，大发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