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小跟着他舅学过中医，会摸脉、针灸、开药方，邻居或村里人有个小病小痛，会来找父亲。病看多了，父亲就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能治好很多病。父亲人缘好，不仅在手艺高，还在不收分文，完全是义务劳动，而且不管什么时候，随叫随到，经常在夜里有人来敲门，尤其在冬天，父亲穿好衣服出门，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人家来看病，会带一些挂面、鸡蛋、月饼、苹果之类，作为给父亲的酬谢。

直到上初中，十二岁以前我都在我们村，对于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什么美国、联合国、外国、外国人，不可想象。我最早知道一些关于城市、国家、政府等外面的事情，都是在家里来人的时候。除非有特殊情况，父亲一般不撵我走，我就坐在西屋北头父母那间屋子的柜子或者炕角，好奇地听大人们聊天。父亲跟来客一起抽烟，其实客人也大多是乡里乡亲，抽剩下的半盒烟就留给父亲抽，算是见面礼。

父亲从骨子里是文人，干不了重活，从地里放工回来，一般都会立即躺到炕上，让我或哥哥捏头、踩背、扯手指。父亲闭着眼不说话，也许睡着了，但一停下来，他又会唤我们继续。我边为父亲踩背，边看墙上的年历。我最早知道纪年的意思，是在1974年，我七岁，知道今年是1974年，明年就是1975年。

有一次父亲感冒了，母亲为他扎针，有一支针忽然断掉了，失去尾巴的针很快没进了肉里。母亲着急的神态和父亲怨怒的神情，交织成紧张的气氛，母亲使劲捏住父亲背部的那块肉，一会儿，针又自己穿了出来，有惊无险。

父亲18岁教书，22岁回家务农。文革开始，父亲戴过大白帽子游街。文革结束后，父亲恢复民办教师的资格。又过几年，准备参加自修考试，他抽着烟，没日没夜地看书，很多书他过去没有读过，但他自己能懂。考试通过了，父亲到石家庄进修中文大专课程，毕业后转为正式教师，母亲和妹妹也自此转为城镇户口。

父亲不久从我村的小学调到乡中学，还是教语文课，常兼班主任，虽然没有多少学生能考上重点高中，但他尽了力，为学生也操透了心。母亲常问他值得么，他不回答。

家里没有了大片的麦地、玉米地、棉花地，只剩下村东头那一小块自留地，种一些蔬菜，父母顿时轻松了许多。这时我和哥哥也已上了大学，学费等花销靠父亲的工资，还有就是家里以前卖粮食和棉花攒下来的一点积蓄。

父亲督促我们读书，我们每有进步，首先想到的就是向父亲汇报。大学毕业后，我和哥哥都到北京工作，父亲每年领着母亲来。有一年国庆节登哥哥医院的高楼，看不太远处天安门广场放烟花，父亲抬头看亮亮的天空，高兴得很。

研究生将毕业那年，我告诉父亲，我也像哥哥一样准备回家结婚，父亲和母亲听了很高兴，他们愿意再热闹一次。不久，家里忽然来电话说，父亲腰痛得厉害，在县医院治疗无效。我找车赶回家，亲戚们都在，父亲听我回来了，从炕上支撑着坐起身来，脸蜡黄，削瘦得很。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正在家为我准备结婚的很多事，不知怎么就病倒了，没事儿的。在回北京的路上，父亲半卧半坐，窗外是鲜红的落日。

到北京了，我立即送父亲到哥哥所在的医院。没有料到，就在我正在美术馆参加活动的那个上午，哥哥传呼我，告诉我一个我从未遇到的最坏的消息，父亲的胸片不清晰，可能是肺癌。什么？我一下子心揪在一起，眼泪下来了，糊里糊涂地骑车到医院。

在医院的楼道里，哥哥和嫂子都在掉泪，我们商量对策，彼此要求一定要镇静，不让父亲看出来。但父亲是中医，他很快意识到，不开刀而直接化疗，一定是大病。

父亲躺在病床上，从早到晚很少说话。我知道，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病情罢了，他多么不想死啊。

又到了春节，电视里仍然是那么热闹，我们也故作高兴，然而，大家心里都隐藏着莫大的悲凉。父亲失神地望着远处，表情凝重而复杂，痛苦、无奈、期求、失望……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父亲坐在轮椅上，我们推着他逛离家最近的陶然亭。周围到处是春天的消息，柳枝嫩绿，桃花盛开，可父亲没有一点快意，我们虽然都尽力装得心情轻松，但心里的郁闷是挥之不去的。

父亲的病实在太严重了，哥哥请了几乎所有的肿瘤专家，可他的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全身骨骼，腰疼只是其中的一个表象。父亲进食困难，呼吸困难，发烧，降温，又发烧，反复不定。他疼痛，但坚持着不用杜冷丁，他希望在疼得忍受不了之前，把病控制住。

父亲说想家，想家里的一切。我知道，他多么想回家，那将意味着他是健康了。然而，父亲再也没有能康复。他抱着堂弟的小儿子，掉了泪，说这是我们崔家岁数最小的人了。我清楚，他多么想看到自己的亲孙子。

那天，我从石家庄出差回来，立刻去哥哥家看父亲。父亲已经不能安稳地躺在床上，他痛苦地爬在床边的桌上，见我回来了，抬了一下头，就抽泣起来。他艰难地呼吸着，氧气瓶在身旁，插在鼻子里，他说根本不管用。哥哥拉我出来，说父亲到了最后时刻，剩下的只是痛苦。我抬眼看天，祈祷，父亲没有痛苦……

那天夜里，父亲躺在我怀里，说，我死后你要照顾好你母亲和你妹妹。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竟冷静地说：“爹，你去吧，‘人生如朝露，寿无金石固’，再过几十年，我们还会见面，我还是你的儿子。”父亲听了，面无表情，没再说话。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高大的，他支撑着全家，曾严厉地管教我们，但一切只是为了我们的进步；现在，他竟躺在我怀里，浑身干瘦，几乎落尽了头发，大小便开始失禁……

下半夜，我在一恍惚间睡着了，忽然就听见母亲喊，快起来，你爹走了。哥哥、嫂子都起来了，全家人开始大哭，为父亲换新衣服。我望着父亲的脸，觉得他还活着，但他确实去了，他去了哪里？？？我和哥哥、堂哥，拉着父亲的遗体，轰隆隆地曲折地走过那一段胡同，放进医院的太平间。

第二天，所有能来的亲戚都来了，大家都为父亲而悲伤，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可惜走得太早。

第三天下午，父亲的骨灰安葬在了北京西北方向的佛山陵园，面山背水，前面有一片桃园，碑侧有柏树和月季花。墓碑上的字是我写的，那是我在痛苦中颤抖着写的：“恩父崔中基之墓。”

父亲对于我们是有深恩的，他耗尽一生的心血和力量，只是做了铺路石子，他还没有等到享一天清福，还没来得及退休，就走了，只有55岁。

父亲去了，永远离开了他那个一砖一瓦亲手营建起来的家。从此，我们的家不再是原来的家。在父亲病重期间，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我对父亲说，我住的院子很大，屋子不大但两个书架，塞满了很多书。屋前窗下有丛竹，楼东有小湖，路边多垂柳，楼后不远处有园子，有无数喜鹊飞鸣，有各种花，春来桃花如粉、梨花似雪。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康复，走来看看我的书房。他多么希望我早日安居乐业，但我刚稳定下来，能稍微让他满意一点，他却永远看不到了，永远听不见了。父亲去了，夜晚，布谷鸟在前后楼间的高大的树间穿梭，清冷凄凉的声音在楼间回荡几次落下来，我的心在抽搐。

我和哥哥陪同母亲回老家，院子一片冷寂，紫色的桐花落满台阶，父亲栽植的盆花已经衰萎。屋门开了，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同时听到了母亲那簌簌颤抖的心。

姥姥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那时她还不算太糊涂，喃喃地说：“我怎么就死不了？要是我能替他死多好呀。……”然后不停地抹泪。

在父亲去世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少做梦的我，会在梦中见到父亲，他在病中，我们焦急地盼望着他康复；忽然醒来，泪沿耳湿枕。

哥哥去了美国，妹妹在外地，母亲住到了北京，我们不再回老家过年。儿时的伙伴打电话来，说希望我能来年回家过个年，别就此与南张庄村的缘分断了。我一阵酸楚，我怎能忘记那个的小长大的家呢。

(崔自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