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中午，父亲母亲要稍微休息一会儿，等听到生产队的钟声时再起来，继续下地干活。
    我家那时属于南张庄村第十生产队，全村共有十六个生产队，每个队的钟声都有略有区别，同一生产队的队员们住的比较近，都能辨认出自己队的钟声。钟一敲响，队员们就集中起来，或者是上工，或者是开会、分粮食、分菜之类。在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生产队还没有解散，敲钟的一般是队长。
    生产队集体的活动地，即队址，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属于集体的平房、牲口、车和农具，队里开会和分东西都在那儿。我们一群伙伴最好玩也最经常光顾和集合的地方，当然就是队址。到那里看牲口是主要一项内容，收工回来的马或者驴，原地转上几圈后卧下，打滚儿，很费力，有时伸腿翻好几下都翻不过去。据说那里的老鼠很是厉害，竟然有一天晚上把老黄牛的尾巴给吃了。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土地承包到各农户，生产队也就解散了，队址也很快不复存在，里面的所有东西，虽然值不了多少钱，也就很快不知去向。
    多少年很快过去了，回老家时，街道全变了，不复如梦中所见的昔日情景。晚饭后，走在寂静而黑暗的街上，碰见路边坐着聊天的人，听到我说话，能立即辨认出是我或者我哥的声音，站起来打招呼，问长问短，倘若提起逝去的我的父亲和母亲，提起过去我们家的许多事情，就会声音哽咽。十七年不怎么回家，我也能依稀记得他们的模样，只是仍然是过去我小时候的那点记忆，他们都是我们同一生产队的队员，当时他们都年轻力壮，今天都已经老了，孙子也都能下地了。当年那个满脸羡慕地说“人家毛主席还不天天吃大饼”的农民，父亲戏称他“老猪”，我没有看到，也没好意思问；记得他很有趣，我在上初中时得过脚气，很重，晚上睡觉时会痒醒，他拿自己的烟锅来，从里面捅出一块黑色的烟锅油子，给我一抹，痒处立刻钻心般地疼，但改日就好了。
    队里最有权利的当然是队长，记得曾有一位老太太当过队长，她是革命烈属，五保户。她精力旺盛，晚上一定要纺半宿线子才能睡着。到了春节，她招呼大家在一起，要求大家振作精神，扛起锄头，去翻那覆盖着白雪的硬梆梆的土地，美其名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大家大概不会喜欢她，但没有人反对。
    各生产队组成大队，村里有大队部，由村委会管理。记得村大队部的院子也不小，是平房。西北角是医疗所，村民发烧感冒的小病就到那儿看。西房是供销社的代销点，里面卖盐、醋、酱油、红糖、糖果、电灯泡、铅笔、本子之类。北屋中间的房子是大队部办公室，记得里面最高级的玩意有两种：电话和高音喇叭。电话是转着一摇就可以通话的那种，直接上级是公社，即乡政府；高音喇叭的直接对象是全体村民，开会时或者唱戏时用，后来专用于下通知，比如喊谁家有来信了，谁家该交电费了、生产提留了，谁家要买农药了、化肥了，诸如此类。东北角的房子是磨面车间，谁家扛麦子或者玉米来，交一定费用，等一会着就可以拿面粉和糁子回去。东面的房子是办各种杂事的，前面有戏台，正月里唱戏时就当化装室。
    大队部大概是我12岁以前到过的最高权利机构，据大人说，那里面的办公桌子的抽屉里有“印把子”，就是公章，由革委会和民兵连管理使用。
    大队干部是不好惹的，连小孩子们一听说那个满脸横肉满眼凶光的大队干部来，都吓得飞跑。到大喊“割资本主义尾巴”那阵子，孩子们不敢再去地里拾残存的麦穗或者挖埋在地里一定腐烂的残存的红薯。孩子被逮着，那一定是大人的指使，闹不好要挨批的。到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个体自由了，大队干部的风光日子没了，他们不能再指手画脚，满脸凶光的人，住进他那矮小的屋子里，悄无声息。

(崔自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