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致大中和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是传统、是道德、是伦理、是秩序，总之曰“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31]

儒家“温柔敦厚”[232]的诗教观，是中庸思想之一端，是一种积极的、善意的、有用的文艺观。“哀而不伤”，“过犹不及”[233]，“发乎情、止于礼义”[234]，正是借助于斯，以超脱一己之私，从仁致公，心平气和，从“小我”走向“大我”[235]。惟其心中能“大”，笔下始能“大”，一挥而中其节、造其美。“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文理密察，足以有别”[236]，执儒家中和标准以衡量八大的画语方式，道理自具焉。

“遗民情结”，这一中国历史上时代交替之际的特殊产物，具有特殊的人文意味。遗民对前朝的留恋态度，不仅仅是儒家忠信仁义礼等思想的表现，更是对整个人类传统和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一种依依不舍，是对社会和平与稳定的期盼与憧憬。八大经历过切肤之痛，故而体会最深、希冀最大，既而把这种理想与愿望，一意寄托到自己的艺术中。八大这种心境，在书苏东坡《喜雨亭记》[237]等作中，可以领略到，那楷书工稳、平正、淡然。感伤之极，乃至沉郁；凝咽之极，乃至慷慨；悲切之极，乃至含蓄；沉抑之极，乃至浑成。其体物也似清潭之见底，其遣词也似野云之闲飞，其言情也似素月之升空；八大画作中那种自然的宁静与平和，那些鱼鸟万类的和谐与相亲，所以能感动人，此为一大缘由。

晚年的八大，当他彻底摆脱了“遗民情结”时，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艺术家。江山毕竟离自己很远，而艺术天地，却是自己的道场，可以修养于斯、安度于斯。一己之身何足惜，一家之事何足忆，最终笼罩着八大的，是社会的责任感与人类共同的忧患意识，这使得他无论颠狂还是隐居，一股莫名的痛苦和烦恼跟随着他，怎么也挥之不去。八大的恐惧，最后不是来自于社会时局的政治因素，而是来自于一种大寂寞、大悲哀；“世间无常，国土危脆”，人性之恶的成分可能随时变异、出现，这使他心存危险感。

美是真的、善的，而丑则是假的恶的、是万类的相害与残暴，是混乱、是不和谐、是无秩序，这发生在自然界，也发生在社会现象中。儒家的产生[238]以及仁、义、礼、乐等思想的提出，无不是出于维系社会的秩序感与安定感；孔子“冒天下之大不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称圣。追求和平、讲信修睦、天下为公，不正是整个人类所最需要的么[239]？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的最大贡献，便在于“天人合一”思想[240]，人要师法自然、行乎大道，寻求大善、大美、大和、大同[241]，而不是一己一时之私。对于个人而言，是多么的孤立无依。儒家之学是集宗教、伦理、道德为一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众履平安，这是多么善意的规劝，是使整个人类社会关系在道德之下生活得更好的“黄金法则”[242]；“恕”而不“怒”，是宽博、无私、礼让、谦慎，而不是狭隘、自私、争斗、猖狂甚至涂炭天下。儒家的心性之学，在处理将来社会问题以及人类与地球面临的问题时，作用至巨[243]。“自求多福”、“反求诸己”[244]，人类好自为之。

(崔自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