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三年级时，我突发奇想，与设计系的一个同学一起办书画展，当时西安的书画名家一一题贺，韩先生写了展名，并亲自参加开幕式，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在展览中，使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但没有韩先生的鼓励，也许我的艺术兴趣与灵光会在不知觉中被熄灭，更不会继续深入地研究中国画，进而步入到神圣的艺术殿堂。我当时给他刻的“柳手”、“舒柳大写”等印，他一直用着，这当中有一分难得的感情存在着。当初我对书法、国画和治印都是“玩”，也正在其间萌发蕴涵了极大的兴趣与活力。我大学毕业后，1989年韩先生到北京，在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画展，我们再得相见。再后来，1993年他编辑的大型美术文献，我带资料给王朝闻等先生，也在这时候，我得以认识美学大师王朝闻，并交往过从，获得很多的艺术心理和审美心态的知识，继而对指导我的美学研究和艺术实践起到引导作用。记得我曾经拿韩先生的画给朝闻先生看，他竖起大拇指，说“这画家很厉害，很有手段，造‘审美错觉’的本事了不起”。

韩先生早年得到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叶访樵大师的亲授，深得真意。加之悟性不凡，艺术个性强烈，又勤于探索，在青年时已崭露头角，声名鹊起于长安画坛。韩先生画才多端，偶作花鸟笔精意妙，别开生面，荦荦不群。尤擅山水，多表现高原风情、丝路大漠及秦岭山麓。他的西部山水画是他探索“大山水”的第一乐章，他是拓荒者也是朝圣者，艺术精神“独与天地相往来”，他的《雪原》、《极地的梦》、《夏河秋晖》、《无边风云极地来》等作品至大至刚，苍茫神奇，为雪域高原开辟了一个大美之境。他认为“大山水不但要具有大笔墨、大意境，更要有大智慧，就是把哲学、美学和自己的思想体系融入山水之中”。他建构自己的西部山水的美学体系，首先强调笔墨的审美层次，以真笔墨直抒胸臆。用笔豪放不羁，出神入化，“笔所未到气已吞”。敢于打破固有的视觉图式，并借助了影像原理，常用大块墨色表现山壑的逆光，如《极地》等作品，使画面顿然融入到神秘的梦幻之中。但这种墨色，不是僵硬呆板的，却是活变的、禅意的。他常把用墨发挥到极限，水墨淋漓而又气象万千，远近、明暗、对比强烈，构造自如。他的创作原则是“宁画死不画平，绝处逢生，出奇制胜”。的确，假如没有大量的“废画三千”的实践，没有掌握用水、用墨以及用笔的妙造，这种化险为夷的艺术手段，是无法在瞬间完成的。而且，韩先生的山水，不是小情调的那种，却是大气磅礴的，是“航拍”的那种，是自千仞之高而俯视下的山峦。千里在掌、咫尺千里，小中见大、具体而微，不是理论上的空话，胸中自有万壑云烟，才能善于造境，挥洒自如。王夫之《薑斋诗话》所强调的“势者，意中之神理也”，正是道出绘画作为艺术之所以能成立的原因，在于缩形、定形、定势之术，墨气弥漫，于是，形与势就在尺幅之内宛转屈伸、擒纵自如。所谓的“审美错觉”，便是这样的意味，它是纸面上的虚景，却可以产生超越现实的审美感受。我之所以极看重韩先生的山水创作，其中关键之处，就是他的山水“得势”，不是一般依葫芦者流所能比肩的。

任何艺术大师的成就，其获得都是不易的。韩先生的艺术造诣，是经历了暗含磨难的实践获取的，是走过了无数曲折之后的坦然再现，只有他自己才最了解，在风雅温文的背后，埋藏着多少的艰辛劳动。烟云供养，自然神异，韩先生的画作，有雄气、有霸气，风骨峥嵘，这不但是他人格的力量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他说作大山水，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要有为山河铸魂的气魄，要以弘扬民族精神为己任。为了获得一张新作，他会冒着翻车的危险穿越生命的禁区，深入青藏高原，踏过人迹罕至的地域，触摸到世俗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所在，感受到神圣的力量。他这样的作品，产生于生命的洗礼之后，那是心动的产物，是纯粹的艺术品，不是可以轻易示人的商品。他的作品，能感动他自己，能愉悦他自己，那是他生命的欢歌，是他快乐生存的一种方式；也只有这样的作品，也才能触发读者的审美冲动，把他们带到一个平日生活之外的可以借以体会陌生而崇高的境界。

多少年来，我在梦中有时会回到咸阳，但总是忙碌之后，去看望韩舒柳先生，还私下里想，假如先生不蜗居于咸阳，而是在比如北京这样的文化艺术重镇，其影响会是如何。前一段时间，与韩先生在北京会面，看到他的国画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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