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自默

      父亲从小跟着他舅学过中医，会摸脉、针灸、开药方，邻居或村里人有个小病小痛，会来找父亲。病看多了，父亲就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能治好很多病。父亲人缘好，不仅在手艺高，还在不收分文，完全是义务劳动，而且不管什么时候，随叫随到，经常在夜里有人来敲门，尤其在冬天，父亲穿好衣服出门，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人家来看病，会带一些挂面、鸡蛋、月饼、苹果之类，作为给父亲的酬谢。

直到上初中，十二岁以前我都在我们村，对于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什么美国、联合国、外国、外国人，不可想象。我最早知道一些关于城市、国家、政府等外面的事情，都是在家里来人的时候。除非有特殊情况，父亲一般不撵我走，我就坐在西屋北头父母那间屋子的柜子或者炕角，好奇地听大人们聊天。父亲跟来客一起抽烟，其实客人也大多是乡里乡亲，抽剩下的半盒烟就留给父亲抽，算是见面礼。

父亲从骨子里是文人，干不了重活，从地里放工回来，一般都会立即躺到炕上，让我或哥哥捏头、踩背、扯手指。父亲闭着眼不说话，也许睡着了，但一停下来，他又会唤我们继续。我边为父亲踩背，边看墙上的年历。我最早知道纪年的意思，是在1974年，我七岁，知道今年是1974年，明年就是1975年。

    有一次父亲感冒了，母亲为他扎针，有一支针忽然断掉了，失去尾巴的针很快没进了肉里。母亲着急的神态和父亲怨怒的神情，交织成紧张的气氛，母亲使劲捏住父亲背部的那块肉，一会儿，针又自己穿了出来，有惊无险。

父亲18岁教书，22岁回家务农。文革开始，父亲戴过大白帽子游街。文革结束后，父亲恢复民办教师的资格。又过几年，准备参加自修考试，他抽着烟，没日没夜地看书，很多书他过去没有读过，但他自己能懂。考试通过了，父亲到石家庄进修中文大专课程，毕业后转为正式教师，母亲和妹妹也自此转为城镇户口。

父亲不久从我村的小学调到乡中学，还是教语文课，常兼班主任，虽然没有多少学生能考上重点高中，但他尽了力，为学生也操透了心。母亲常问他值得么，他不回答。

家里没有了大片的麦地、玉米地、棉花地，只剩下村东头那一小块自留地，种一些蔬菜，父母顿时轻松了许多。这时我和哥哥也已上了大学，学费等花销靠父亲的工资，还有就是家里以前卖粮食和棉花攒下来的一点积蓄。

父亲督促我们读书，我们每有进步，首先想到的就是向父亲汇报。大学毕业后，我和哥哥都到北京工作，父亲每年领着母亲来。有一年国庆节登哥哥医院的高楼，看不太远处天安门广场放烟花，父亲抬头看亮亮的天空，高兴得很。

从小喜欢跟着父亲去赶集，父亲也喜欢带着我，到了地方我可以帮着看车。我个子小时，坐在自行车前面的大梁上，双手紧握着车把，不敢松手，随着父亲的左右转动，我也有自己骑车的感觉。要装载的东西放在车的后车架上，很沉，车胎需要打足气。有一次去赶集卖红薯，到了集市，刚摆上，就有人来把一袋子红薯没收走了，说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父亲赶紧带着我走，更不敢追问。

在记忆中，随父亲去赶集是苦乐兼半的：乐，是可以看到一些新鲜东西，看到城里人漂亮的装束和神态；苦，是父亲总也舍不得买东西吃，需要一直饿到下午，很晚才回家来，大口地吃母亲擀的面条。再大一些，我坐到了车后架的座上，双手握住车座子，腿叉开，以防被车轮辐条别了脚。父亲有时骑得很快，路两旁的杨树往后迅速地退去。有时在夜间行驶，黑黑的，不敢快行，有一次还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正确的回村之路。

上初中时，我还是走着，学校离家大约两公里。快考高中了，老师要求去学校上早自习课，难忘的是冬天的早晨，母亲早起，给我做一碗面疙瘩吃，然后给我系紧头上的围巾，我背上书包，出村南头，沿那条小路去学校。天还没有亮，头上有皓月残星，围巾的角上下翻动，自己的影子在地上跟着。过那片坟地时，心里咚咚地跳，赶紧加快脚步，心里想着要有一辆自行车骑就好了。一眨眼，我开始上辛集高中。暑假结束了，又要返校，父亲送我去县城乘汽车，也是骑自行车。父亲不让我骑，坚持让我坐在后面，他驮着我。下着雨，父亲使劲踏着车，身体往前一下一下地弯过去，地上的泥水从后轮甩上来，湿了我的裤腿。很快，又放冬假了，父亲远远地迎到滹沱河桥的南端，自行车后轮胎扎了，是瘪的，到路旁先补了胎，带我回家。从桥上望下去，满坡的黄色红色的衰草与河里白的照眼的沙子，一切都那么亲切。

从小都是父亲骑车驮我，所以我长大后第一次驮着父亲走的感觉至今还有，很兴奋，也很谨慎。那大约是在上高中一年级时。父亲坐在车后，我骑着，心里紧张，怕摔倒，也希望父亲坐得舒服些。还有一次去县城西边一个地方去给母亲看肝病，我单骑一辆车，在超过父亲的瞬间，我顺手拉他的车把，希望他省一下力，不料父亲没有防备，竟被我拉偏了车把而摔到地上，父亲起来时，没有埋怨我，但我内疚得很。

记得父亲送我去高中，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以后你要“自己管自己”。父亲深情地看着我，我知道他不放心，我记得那眼神。的确，自此父亲开始把我当大人看，没有再刻意管教我。我感到父亲对我的信任，是一种压力，它鞭策前进。

眨眼间高考完毕，我考得虽然不太满意，但分数还算可以，去北大或者清华是没问题的。可是，我忘不掉当时失落的感觉。村里的大喇叭喊有录取通知书，我急忙去取，迫不及待地打开，但不是我报考的学校。咸阳，“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不知怎的，我脑子里蹦出这么一句话。走过“王八坑”，我的心里像灌了铅。一进家门，父亲看我沮丧的表情，拿过通知书，也很诧异。父亲问我去不去读，我爽快地说，去，因为既然考上了，如果不去，父亲也会失落的。

我和父亲从石家庄一路站到三门峡，才有了座位。父亲送我到学校报到，又上街买脸盆、牙膏牙刷之类，然后上街，在一条小吃街上吃了一盘炒面。临别，父亲对我说，你上大学了，以后要自己管自己。

大学生活比起高中来，更是自由无比，我记得父亲的话，自己管好自己。我和同学们去爬险峻的华山，去看洛阳牡丹、龙门石窟，把照片寄给父亲，父亲回信，告戒我要办事谨慎，考虑问题要全面。

眨眼大学毕业了，我分到廊坊轻工业部安装公司，转而到北京分公司工作。父亲来北京，问我工作的情况和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我说能应付，他便显得很放心。其实，在安装公司的两年时光，是我最艰苦也最难忘的一段日子。白天在工地上，晚上休息，同事们在喝酒、下棋，我偶尔看书、刻印，大家似乎觉得我不合群，有点问题。公司的工地到处转移，人也跟着，没有相对固定的通讯地址，那种漂泊之感让人不塌实。曾经一度我基本忘记了书为何物，在几乎一年的时间里，我没怎么动过笔，以至于提笔忘字，现在想来，多么可怕，它几乎断绝和更改了我的发展路途。此间父亲多次提醒我读书，但鉴于我的实际工作环境，十分担忧，但也无能为力。

在安装公司工作两年之后，我从镇江的工地回到北京。正在“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季节，我北渡到扬州，登平山堂，游瘦西湖；夏季，江南大水，镇江街衢潮涌，在北固山边，我看惯江雨横斜，胸中随之波澜四起。此间与父亲多次通信，叙述自己的状况和计划，父亲告诉我一生不如意的事总是占多数，并鼓励我从长远着想。回京后，我开始尝试各种工作和生活，两年很快过去了，这段社会经历对我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于是，我决定考研究生，幸好我的英语一直不错，顺利通过。父亲听到我的发展计划，心里的高兴溢于言表。

研究生的三年时光，我更是自己管自己，父亲每得知我进步的消息，则回信大加鼓励。父亲的不断鼓励，是我继续进步的最大动力；让父亲和母亲欣慰，是我最大的愿望。

研究生将毕业那年，我告诉父亲，我也像哥哥一样准备回家结婚，父亲和母亲听了很高兴，他们愿意再热闹一次。不久，家里忽然来电话说，父亲腰痛得厉害，在县医院治疗无效。我找车赶回家，亲戚们都在，父亲听我回来了，从炕上支撑着坐起身来，脸蜡黄，削瘦得很。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正在家为我准备结婚的很多事，不知怎么就病倒了，没事儿的。在回北京的路上，父亲半卧半坐，窗外是鲜红的落日。

到北京了，我立即送父亲到哥哥所在的医院。没有料到，就在我正在美术馆参加活动的那个上午，哥哥传呼我，告诉我一个我从未遇到的最坏的消息，父亲的胸片不清晰，可能是肺癌。什么？我一下子心揪在一起，眼泪下来了，糊里糊涂地骑车到医院。

在医院的楼道里，哥哥和嫂子都在掉泪，我们商量对策，彼此要求一定要镇静，不让父亲看出来。但父亲是中医，他很快意识到，不开刀而直接化疗，一定是大病。

父亲躺在病床上，从早到晚很少说话。我知道，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病情罢了，他多么不想死啊。

又到了春节，电视里仍然是那么热闹，我们也故作高兴，然而，大家心里都隐藏着莫大的悲凉。父亲失神地望着远处，表情凝重而复杂，痛苦、无奈、期求、失望……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父亲坐在轮椅上，我们推着他逛离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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