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内容,应该不应该变、怎么变,都要慎重考虑。推陈出新,不是轻易的事情。
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对于国学的研究,应该防止这两种倾向。
有意义,还要有意思,喜闻乐见、通俗移动的教育方法,值得使用。点、线、面的策略,值得思考。
值不值得做,需要多少时间、精力、费用,效果有多大,都要考虑进去。
很多研究浮在表面,但炒得很厉害,而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却未必受到重视。
人才是关键,要有才干,学风要正,有实干精神。
发现人才,改变风气,是国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开风气不为师。要推举有成就的人,让青年人知道他们的经历,鼓舞奋斗精神,也为学术研究提供有利的线索,知道学术成果所以然。
“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心不必狐裘”,说这话的先贤,也有些阿Q的精神胜利法。
人只知道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时,就总觉得自己受委屈、别人对不起自己,就会失去很多本来拥有的幸福。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自己思想上一定会蒙蔽一层不愉快的灰尘。譬如别人失约,你只知道自私地在暗地里生气、抱怨,却不想弄清楚别人之所以失约的原故和理由,也许,别人正在承受很大的伤痛;即便别人不失约,你知道他将继续承受更大的委屈与痛苦么?
我不喜欢思想家。一般人思想复杂伴随行为复杂,而我只愿意行为简单化。
人总忘记欣赏和正确处理眼前存在的事物,而向着更远处张望。忽略,是对珍贵时间的赎渎。
古文字学有什么实际意义?古文字学没有绝对意义的正确与错误,都是猜测。当我们盯住一个字看时,会发现不认识它了。
国学研究和讲座要吸引人,否则容易打消年轻学者的积极性。
国学对于今天而言,的确属于旧学,已经没有它的生存的绝对合适的水土,于是转换观念势在必行。
没有大的水土环境,长出来的东西一定变味,比如冬天的西红柿一定不如夏天。
得什么,失什么,应该合算。
有些资源,只能浪费;因为要想利用它,会牵扯到方方面面,也许浪费会更多。
搜集和处理垃圾,又再制造新垃圾。要终结垃圾,是不可能的。
今人多不懂风水,而食客更不懂风水,于是协调矣,是亦不变之变也。
看《无极》,“天下的东西要拿都拿得到,只要你够坏。”“你毁了我一个当好人的机会。”——生活中到处是正在播放的电影,都有这样精彩的台词。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中语,皆言志也,“志”者为现实存在之物。
疑神则神,疑鬼则鬼。
势欲作强者,是要付出代价的。
夜间又梦考试,心急疾也。
梦间有物,是“柳”字与“喜”字叠加而成之象。
凡人物之内质殊异者,必有光华发越于外。
大师偶尔胡来,流氓经常胡来。
吃小亏,沾大便宜,是“让”一字之学问也。
“若谓儒者自有切身之学,而经济非所务,彼将以治国平天下之业,非圣贤学问中事哉”;“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石园文集》);“毋溺于旧学,幸甚”。——万斯同(1643-1730年)是语,为真知大儒者之言论也。
于国学之讲究“毋溺”,诚实忤逆,是为实事求是也。
邵盈午讲前些日子他制造的一个笑话。他拿出两页诗稿,说前一页是钱钟书作的,后一页是自己作的,结果前一页大受褒扬,而后一页遭批评。等邵兄改口说自己弄混了,前一页自己作的,后一页才是钱钟书作的,众人尴尬不堪。其实,这两页诗都是邵盈午自己做的,只不过是有意戏弄一下这些无知而势利眼的所谓诗学专家。
有北京大学“学术宪章”,说“本科生抄袭论文可开除”,也好;只不过本科生以上包括教授、博导的抄袭现象也严重,这除了主观的眼光狭窄的原因,还有客观的原因就是,世界上太阳底下本来就没有多少新鲜事、新鲜道理。
够格不够格,标准是什么?长短度量,需要尺子,但尺子又由谁来规定?
有了标准,就有了区别,就不能圆通、不能齐一,故知标准云云亦是主观之评论。
长得好看,是命好;照片也好看,是运好。总能踩对点,找对空挡,如行路之不堵车而随处通畅,是为运气。
俗常之人不需要谦虚进步,亦自然而合高处不胜寒之理。
读不懂钱钟书,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读者的修养水平实在不高;二,钱氏的表达能力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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