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们做问题细致些、地道些，个人往前走一小步，人类的文明就往前走一大步。

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营模式，似乎是一个高消费高产出的模式，让大家的生活节奏整体慢下来，是很难的。回到我们的文字出版量问题，以量取胜，是一种固有的竞争模式，正如上面所说的“著作等身”；尤其是在这个信息时代，你必须以大量的信息覆盖别人，否则决无“出头”之日。甚至，你只有造一座垃圾山出来，别人才会看见你，反之，即便你是一堆光华的珠宝，也可能一不注意被垃圾掩埋。君不见，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大家你追我赶，不断提高着速度；高速行使中，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否则危险随时发生，不累才怪呢。

运动中的大家，都慢下来，相对位置是不变的。动笔的人都少写点，编辑的人少编点，印刷的人少印点，造纸的人少造点，读书的人少读点，大家都悠闲一点，省下时间多锻炼身体，节约精力多关心别人，积攒力气多做公益劳动，多好啊。少写作并不少拿稿费，单字价码上调即可；少写书并不影响评职称，重质不重量即可；少印刷版面不影响赢利，售价不变即可；少编版面不影响工作要求，月工资不变即可；少出版书并不影响整体码洋，提高书价即可；少印刷并不影响挣钱，提高印价即可；少造纸并不影响收入，提高纸价即可；少登广告并不影响宣传效果，把整张报纸每个广告面积都减小即可；明星少露面并不影响出名，把每个人的露面次数都减少即可；少读书并不影响知识含量，多咀嚼经典多思考即可……如是，所有人的生活节奏缓慢下去，生活质量则提高上来，何乐不为呢？

那么谁愿意主动放弃“权利”，自我约束，从自我做起呢？你放下“屠刀”，别人可能会立即捡起来杀你，你就真的成佛了。社会中的个人，其力量绝对是微不足道的，群体是盲动的、无意识的，要保持和维系有序化的社会运转，光靠道德自律是难以立竿见影的，所以，法律诞生了。法律之所以建立，就是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立法，可以约束大家的行为，宛如你行驶超速，就要被罚款，甚至吊销执照。文字工作亦然，立法规定要严格，每个公民的文字出版量要有限制，多出版就要依据相关条文给以罚款或惩罚。即便最有名的教授，或者自以为了不起的学者，如果自信自己的文章很有价值和水准，可以事先提出请求，得到批准后方才可以发表和出版。这样做，是不是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呢？不是，不是不让你开口、写文章，而是要限制你的文字总量，是要求你短小精悍，避免你信口开河害人害己。

文字工作是社会文明中很重要很典型的一环，这一行业更是重质不重量，从它开始，积累经验，可以应用于其他行业。这篇文字无疑很幼稚，所言也仅仅是针对文字工作者而言，但自信它是一种理想模式。动局部而牵扯到全身，为了长远的大和谐可能影响眼前的小和谐，等着吧。一般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办理，有能力的人还有更重要的其他事要办，况且又不是自己家个人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也罢。“大家少开车，还大家一个干净的地球”，这话听久了，也都忘了，照开如故。“大家少动笔，还大家一个绿色的地球”，这无疑也是一个理想。理想国是不能实现的，因为那只是个假想、幻想；理想国中居住的，不是人类，而是神仙。

我的作文方法

崔自默

我提笔写东西，完全尊崇先贤“寓目写心，因事而作”的思想，尽力不作无病之呻吟。一旦有所刺激、有所感发，脑中意生，胸中气勃，便开始写，此时往往通顺畅达，如喷泉不择地涌出。

26岁以前我写文章还不用电脑，一篇文章边想边写、边写边改，纸面很乱，完后再誊抄、再修改，无形中浪费很多时间。初用电脑时，还不习惯，思维有受到阻隔之感。两年以后，却已经离不开了电脑，再用纸笔则很难成文；因为电脑可以方便地挪动前后段落和字句，没写完可以先储存好，随时开机继续。可惜在开始用电脑写作时图省事、偷懒，学的是拼音法，而没有学会五笔字形等输入法，所以文字录入速度慢；虽然不能盲打键盘，好在熟能生巧，由二指禅提高到了多指禅，手指头也可以很快挪动到正确的地方。

写文章使用提纲，是必要的。我一般会先列出一些主要思路、关键语，再理清思路，形成主干，然后延展枝节。这有点像编写电脑软件程序，使用最基本的“辑逻树”方法，顾名思义，先树干后树枝再枝叶。由主干到枝叶，需要一个联类通感的过程，意思逐渐丰满、充实、具体；既不要漏掉重要的方面，也不要妄生枝节，影响主题。

仅仅依靠偶发的奇想，灵光一现、火花一闪，如果来不及把它捕捉住，脑子顿时就会一空，后面再绞尽脑汁去回想、寻思，就事半功倍了，也容易徒劳无功，这样，写文章也就的确成了苦差事。在写了一些关键词句之后，我一般不再依靠偶然的所谓“灵感”，而是开始使用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推演，根据字数要求，加以衍生成茂密程度不同的枝叶而已。有规律地衍生，比起痛苦的滴沥，无疑要有效率得多。

常常是在开研讨会时，因为没有电脑，我会针对当时的主题，在纸上画出一幅“联络图”来：其中一方面是列出的主要的发言提纲和要点；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关键字句，重点概念。在研讨会结束后，根据当时留下的这张图，我可以整理成一篇文章；如果选题很大，可以在将来发展为专著。

有效的“衍生”，依靠的当然还是背景知识和材料资源的储备，否则，也只能依靠偶然零星的感想，难以壮阔、可靠。平日里，多留心、用心，记录下随感，积攒素材、搜集部件，以备日后应用。这正如把拾到的单体珠子放进口袋，等到用时，探囊取来，串线成链，连缀成文。

有思想深度的表达，显然不能依靠辞藻来完成，但语言的技巧却是必需的。不同的篇章结构，不同的句型组织，不同的选词用字，意思虽大体都存在，但情致却相距玄远。技进乎道，语言的技巧也是如此，达到自然而然的境界，需要一个磨练熔裁的过程。

文章写完，需要通读一过，主要是调整转折词和关联词，以顺整篇之气；或者随时调换个别字词，以使意思更为精致、准确、有余味。也许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再读到这篇文章时，会忽然联想到一个其他内容，觉得原文有所缺憾，我会在电脑里找到它，把必要的枝节补充上，即便不再发表，也会像解了心里的一个疙瘩，大为释怀。

谈儿童画之能量

崔自默

不同寻常的形式，一定蕴涵不同寻常的内容，等待我们去认知、去感受。大师在游刃有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后，其作品所走向的抽象、夸张、符号，其意义每每如此；而儿童绘画的内含，因为其混沌难明，故也亦然。

儿童绘画，尤其是在没有经过系统训练之前，因为在观念上不知道用笔用墨之事，在技法上还不能完全操控之，于是，暗合了有意无意、自然而然、不期而遇、解衣磅礴的关于创作状态，得“真”全不费工夫。大师至于“人书既老”时，是出乎情、入乎理，情理结合、理趣兼备，努力反朴、追求复归婴儿的境界。

儿童画得天趣，一如其本性，不知其然而然，是天生的、自然携带着的性情。袁中郎所谓“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是为天趣。等到儿童年岁稍长，行走于社会日久，知见既多，尘俗渐垒，就开始像春华而秋实，世理得而天趣却逐渐失去；失去“真”，便俗，便没意思，这很无奈，是不得已之事实。

苏东坡论艺强调“天真烂漫是吾师”，董其昌赞天趣为“一句丹髓也”，并力践“豪华落尽见真淳”的理想境界，可见那是何等难得。成人既为成人，不可强装童子，否则蠢态百出、殊可憎厌。提倡“天真”，就是“损”去非真的那一部分，而复归本真初态；这是一个问学觉悟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养达道的过程。老子推崇“赤子”、“婴儿”，是因为他们“含德之厚”、“专气致柔”、“沌沌兮”而“常德不离”，所以，做人的理想标准是“复归于婴儿”。孟子也指出“不失其赤子之心”；对待“真”，就要像保护婴儿那样，实心实意，不敢马虎，“如保赤子”、“心诚求之”。急功近利地喊着“求真”，像先学养子而后嫁人那样可笑。

    儿童的“天真”，其表现行为有时在成人眼里特滑稽，莫名其妙，但的确暗合天道，在看似混沌无序中，蒙蕴着某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一如很多物质的微观结构，虽然还不为人知，还不明其原因，但却包容着巨大的能量。这也恰似儿童的未来，虽虚却实，可能性最大。艺术审美有所谓“无理而妙”之说，这种浅层次认识上的“无理”，其实有确切的天授之数。这种“数”，能量匪夷所思。智慧的科学家，往往在无序中觉察有序，发觉规律，挖掘能量。皮亚杰便注意到，爱因斯坦有关空间、时间与光的新观念，和非常年幼的儿童对这些的观念的理解极为相似。儿童字画的空间造型感觉、柔中含刚的线条、有张力的墨晕，便是这样。

崔自默题儿辈书法"修其天爵"及绘画

崔自默题儿辈画荷及游鱼

季老应该称“太师” -----

也谈季羡林先生的“请辞桂冠”

崔自默

忽然有朋友来电话告诉我，《北京娱乐信报》和网上都有消息，说在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近日撰文，表达了他要“请辞”摘掉三顶“桂冠”的愿望。我立刻明白朋友给我打电话的原因，并告诉他，这事与我毫无关系。

的确，我在前些日子写过一篇《季羡林是国学大师吗》的文字，但我在这篇文字中只是叙述了一个故事、一种现象，并阐发了我的一种评价事物的方法，其中没有任何针对季羡林先生的贬低性的文字和意思。事实上，我很尊重季老，曾经与月照和尚数次去过老先生北大燕园的家，也与我的导师范曾教授一起去医院看望老先生。老先生到了繁华落尽见真纯的境地，很坦呈，一如他的文笔。

季先生想要摘的桂冠有三顶：“国学大师”、“泰斗”、“国宝”。我认为，这三顶帽子对季老而言是当之无愧的。记得在季老九十华诞，范曾先生所作寿联就有“群星以北斗为尊，万里蒙庥曾贺米；学界持南山作寿，千秋有幸待烹茶”的句子。现在季老之所以不愿欣然接受这些桂冠，还要请辞，大概一来显示出一位老学人的虚怀，还有一点就是展示了他超越常人的自信。这三顶帽子现在已然满街乱飞，已然桂不再桂、冠不复冠，所以对于季老而言，这不但没有什么价值，反而优点累赘、滑稽；何况所谓“桂冠”，又不是官职，本来就是虚的。

桂冠虽然都是别人给的，但它的价值如何，有时却需要自我内心的认定。自己有底气时，不需要别人加封。不虚心时，往往还是心虚的表现，大美是无须多言的。由于人事关系的原因，没有被评为正教授，有人便自己可以给自己的名片上印上“超一级教授”，这也无妨，只要自己觉得舒服。自己既觉得舒服，还可以再怂恿别人给自己继续添加几顶帽子；自己觉得不舒服，当然可以弃之如敝屣。

大师自己携带光环，不需要别人去给他佩戴。

其实，我觉得季老的辞冠，或许只是在文章里那么随意一写，表示一时的真实心境而已，被今天记者和媒体郑重其事地当作话题讨论起来、炒作开来，惹得很多学人开始较真，甚至牵扯得有人也怀疑季老有“做秀”之嫌，这大概才最违背季老的初衷。也许还会有聪明的好事者，遵循中国儒家“当仁不让”的传统精神和美德，不但不主张季老辞冠，而且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加封季老为“太师”；如是，以便在“太师”的后面开辟出更多的“大师”座位，省得有些人着急、内活攻心，此举不但可以满足媒体挖掘兴奋点的愿望，或许还可以鼓舞士气，激发学习国学的志向。季老也不妨敢为天下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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