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4月24日，高山仰止的一代哲人张岱年先生辞世，享年95岁。
令人唏嘘的是，在这同一天，与他相濡以沫六十年的老伴，也突然辞世，随先生而去。张夫人是冯友兰的堂妹。冯友兰曾把张先生的立身之道概括为“刚毅木讷”、“直道而行”，可谓知音之言。
作为中国现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儒学大师，张岱年先生的谦和，在我认识的老一辈大师中，简直到了令人诧异的程度。
张先生住北京大学东门外的蓝旗营，我曾去过几次。第一次去他的家，还是两居室。我和《国土资源报》副刊主编赵晓东一起，去约先生写一篇关于国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稿子。与先生说明了来意，听他慢慢地说话。我们请他拿着报纸照相，先生立即挺直腰板，抬起脖子系好最上面的扣子，然后整理衣冠，听我们“摆布”——这个动作，我记忆犹新，每次去拜访他，在照相时，他都会这样做。
张先生当时的书房兼客厅，周围都堆满了书，中间一块空地放着一个小圆桌，人坐进去，只能容膝；但在我眼里，张岱年燕然、怡然、泰然。
也许是到了晚年，张先生的确木讷，不苟言笑。先生祖籍河北献县，与夫人同岁。在他搬到新家之后，我看望过他几次。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也是河北人，是深泽县，他听完看着我莞尔一笑，这是我记得的他唯一的一次笑容。每次我辞别时，他都会站起来，与夫人一起送到门口，我阻拦不住，只能“仓皇而去”，心存愧意。
民国时期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给清华学子做过一次《论君子》的演讲，中间引用了《易经》中乾坤二卦里的词句以激励清华学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这八字成了清华大学的校训。深研中国哲学的张岱年先生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这八个字，并终生奉行不怠。
张岱年先生第一篇讨论文化的文章《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发表在1933年其兄张申府主编的《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上，他用辩证法分析文化问题，认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一样，都存在着好和坏两方面。在总体上说，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讲究“正德”，而西方文化注重“利用”。1936年，在27岁时，张先生即写成了名著《中国哲学大纲》，提出不少真知灼见，比如他认为，中国哲学重要者有三，即：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次要者有三，即：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辨证法，是哲学研究的根本，张先生能一以贯之，所以成就其大。到晚年，张先生越来越重视统一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和“天人和谐”，他发现人类因为过分想着“征服自然”而导致了自然和环境的巨大危机。有一次，我拿了几张战国瓦当拓片，请他写字，他写了几张，句子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厚德载物”等，可谓具体而微。
张先生给我讲哲学，语句更是简单，比如“要知行合一”，“要实行”，“要贯通”，“不能做表面文章”。我看着他的眉宇间，似乎正有一片片轻松的白云漂浮着。我受益良多。
在我眼里，张先生口才一般，但思路却极具条理性，他的木讷与随和，其实是一种大仁、大智。有一次我和月照大师请他题了几张字，最后想给他一些润笔费，他坚辞，并说：“我的字不值钱，要是收了钱，我就更不值钱了。”这话很平静，但却似声声惊雷，我当时心理受到极大的震撼。记得那次在钓鱼台举办月照上人的图书首发式和写经书法研讨会，我请张先生参加，去接他时，我感觉他状态不是太好，就问他还能否出席；他说，答应的事，就一定做到，很坚决。
张先生是真正有修养的大儒。他自己学而不厌、治学严谨，对后学则诲人不倦、鼓励有加。有些不知姓名的人来敲门拜访，他也会热心接待，假如让他题字、作序，他会照着样子抄写，然后签字，诚可谓“直道而行”。
张岱年一生，全身心地实践着道德与文章的统一。他的伟大，除却那渊深的知识，便是把所有的能量都落实到了做人这一根本问题上，最终攀升到了精神的崇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