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CCTV-10《科技之光》记者问
崔自默
A: 问:崔先生,“艺术研究科学化”这一思想,是您最先提出来的么?或者说在现实中,早已有人在这样做,而没有像您这样明确地提出过呢?您又是出于什么考虑来主张“艺术研究科学化”呢? 答:地球上其实没有什么新鲜事。对于“艺术研究科学化”这一主张,或许有人也想到了,只是没有提出来;或许有人实际就在这么做着,只是没有具体提出来;或许有人也这么提出来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或许还更复杂,我们这么分类地来分析和谈论,其实,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是科学的态度、科学化。 科学的方法,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必须的,是本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比如对于艺术学的研究,还包括任何文艺现象的研究与创作,是否也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呢,必须科学化呢?答案大概应该是肯定的。 只是问题在于,传统的认识是,自然科学注重理性,而社会科学尤其是艺术研究,注重感性。实际上,感性与理性并不违背;它们两者的分野、区别,也并不是绝对清晰的。这里涉及到对某一概念的释读问题,那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比如唯物与唯心的区别、物质与精神的区别、客观与主观的区别,等等;其实,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有时是二位一体的,所以一定要分清楚、断然判别,就会发生问题,失之科学化。 “科学与艺术”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但是,并不能认为已经把它完全认识清楚了。什么是科学?全世界科学家在一起开会,也没有给科学下出一个明确的大家一致认可的定义。勉强下个定义,也只能是相对的,比如说“要经得起反复实验”这一条件。随后,问题就又来了,什么是“实验”?多少次多长时间才算“反复”?问题不断提出,涉及的概念继续衍生下去,因果关系复杂了,结论也还是没有。再有,什么是“艺术”?贡布里希说“其实本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而已”,很有意味。艺术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名称;具体地可以表现为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紧密相连;社会复杂,艺术家就复杂。艺术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职业特征。既然是职业,就不可能要求一律、一流。正如体育比赛,全都是冠军怎么可能? 概念的解释,有时就是认识事物的全部内容。对事物的科学认知,是文明发生、发展与存在的整个过程。有时,因为概念模糊、混淆概念,使问题过于简单化、肤浅化,或者反之,过于复杂化、无聊化。在科学与艺术的展览上,把传统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与现代科技产物克隆羊结合在一起,说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艺术与科学的融合,其实,那仍然只是形而下的物质的组合,不是形而上的精神的思考。艺术不等于艺术品;科学不等于科学品。形而下与形而上,应该区分对待。 回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它们所属的集合虽然不同,但没有绝对的区分,所以,提出艺术研究的科学化,是合情和合理的。世界观一定的基础上,方法论的不同直接影响到结果的差异。我之所以强调这个“科学化”的观点,或者说这种研究方法,还主要是考虑到节省资源,不要因为所谓的学术研究,来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著作等身”,就等于糟践森林。“信息时代”,是互相拖累的时代。 讲“科学发展观”,不仅仅适合于可见的自然物质资源,更应该适合于不可见的社会精神资源。事在人为,精神的浪费,或者文化的走弯路,制造“文化垃圾”,恰恰直接表现为物质浪费。
B: 问:与“艺术研究科学化”理念相关的,崔先生您提倡“有用的文化”,这与艺术研究科学化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么?是否完全属于另一回事? 答:我很喜欢“全息论”的方法,任何两个事物都是完全紧密相连的。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根发丝可以反映身体的全部基因状况。对于任何一种成熟的思想,只要它达到圆融、贯通、大方,那它就可以与其他任何学说相统一、和谐,不能发生矛盾。所谓“矛盾”,都是人为主观的制造,而不是客观的存在。 我们的研究所针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也许只是一个,但因为角度不同,结论会不同。客观实体可能只是一个,但它所投下的影子可能有很多,而且互不相同。正因为我们需要“有用的文化”,所以才有必要使“艺术研究科学化”;也正因为出于“艺术研究科学化”的思路,所以才会关联到如何判断“有用的文化”这一命题。可见,这两种说法虽然显然不是一回事,但也不可能绝对地分离。
C: 问:崔先生,围绕“艺术研究如何科学化”这一核心,你能否可以具体一些,比如说我们怎样才能把艺术研究科学化?或者说艺术研究的科学化应该如何具体去做? 答: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水平。文化的问题,基本都是虚的,所以容易解决。艺术的问题更简单,只要有个性,只要不触犯集体的公共利益,就可以为所欲为。科学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不允许完全的个性存在。当然,科学家的研究也有个性化的问题,但究其方法、结论,必须符合规范,符合传统的习惯、普遍性。实验的方法,就是这样。科学研究的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使用大家的熟悉和认可的语言来说话、来表达,比如数学方程式就是如此。 艺术实践、艺术创作就不同了,作者可以采取极端的个性的方式,产生意外的效果。与艺术实践所关联的,艺术研究问题是否也可以完全采取极端的个性态度呢?不管制造出什么布匹,丈量它们的尺子应该是一致的;假如标准都不统一,那么什么长短、厚薄,根本谈不上了。这也是我之所以开始考虑艺术研究要科学化的缘由。 科学化,主要任务是制订标准。当然,针对艺术问题、艺术行为,是否可以完全科学化,值得讨论。不管艺术审美如何个性化,我认为,它必然在相当程度上符合普遍性。完全个性的东西,就是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穿着皇帝的新衣,我们就沦落到毛猴子的原始时代了。 标准,就是研究的方法。我欣赏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因为他讲究研究的方法。他说过,“知识是确切”。坐标系,就是他发明的。有了坐标系,才有了解析几何、函数等研究方法,才有了牛顿、爱因斯坦等的成就。没有前人基础性的科学方法,后来的文明就无从谈起。这宛如我们已有的文字,使我们自由交流,假如没有这些可以共同理解的符号,那么人就只能说鸟语。 我说过一句话,“文化就是地图”。文化和艺术研究问题,假如没有标准,就如同没有相对位置的地址,无法寻找和确定。对于艺术研究者,要想前进,需要资料和工具的准备。假如只是文科知识,对理工科知识相对缺乏、局限,或者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就困难了。没有科学方法的研究,凭感性的劳动,一来研究起来比较费力,浪费光阴;二来主观性太强,缺乏客观性,所以也没有推广的必要性。值得推广的东西,应该是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文科的所谓研究成果丰硕,所谓知识大爆炸,其实,大都是些个性的感觉而已,不具有共性的客观认识。感觉,就是自己的脚拇指在自己的鞋子里动作,外人无法体会。靠互相揣摩,会继续浪费资源,使后来的学者无所适从,也会因为垃圾太多,阻塞了前行的道路。其实,真正的精华的人类知识,并不多,弄清楚了,就可以省下时间来过舒服的生活。如其不然,大家每个人玩弄一个“万花筒”,不停地旋转着,制造着自己认为的美妙的图案,去穷无尽,有什么互相推广的价值呢?那不是学问,也不是学术。 我说过,“天下没有一流的学问,只有一流的文章”。搞艺术研究的,很多都是类似于玩文字游戏、魔方、万花筒、迷宫,结果累了半天,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当然,不游戏来耗费时间,可能会因为精力旺盛而无事生非,那则属于另外的社会话题。
D: 问:现代生活中,能把某一件棘手的事情处理得很,会被称作“有艺术性”。我们专业上所说的艺术,却是有形象的,用以反映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比如绘画、雕塑、工艺、建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电影、游戏等。我们还知道,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所反映的大多数也都是相对真理。那么,崔博士,我们今天想探讨一下针对艺术的一种具体形式,比如绘画,它的艺术研究又如何来和科学化呢? 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复杂,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我们有时面对一个问题时,会觉得无从下手,“剪不断,理还乱”,原因就在于把很多不同范畴不同阶段的话题,搅和在了一起。“胡子眉毛一把抓”,“鸡肉鸡毛一锅炖”,就复杂了。 “自相矛盾”这一成语,问题就是这样,是偷换了概念。矛和盾,使用的都是铁,铁的硬度等于铁的硬度,A=A是没有疑问的公理,那么,矛不会硬过盾,矛不会戳破盾,是合理的结论,怎么会有自相矛盾的结论呢?其实,问题在于,矛与盾这两个物体概念与制造矛与盾的材料硬度,被进行了武断的对比。不属于同一范畴和类型的东西,怎么比较呢? 艺术不是科学,艺术可以讲究风格与变数,所以,能解决复杂问题就可以被说成是“有艺术性”,这是一种比喻。至于艺术,可以分为很多品类,绘画、建筑属于视觉的,音乐属于听觉的,歌剧、电影等属于视听结合的,游戏大致属于触觉的,烹饪属于味觉的,文学属于“意”的。高级的东西,一定同时具备几个因素,比如书画,有视觉的,有更高层次的“意境”的。诗意,就是一种复杂的意象,难以用语言确切陈述。 科学是相对真理,艺术更是如此。意,是难以把握的。艺术,主要在于意象的表达。艺术水准的高低,需要审美经验来判断。“操千曲而知音,观百剑而识器”。有丰富的审美经验,才有客观的审美标准。彼此都是高手,获取知音,是很难得的。 对于绘画这个具体艺术门类,如何使关于它的研究更科学化,是个复杂的问题,难以一言以蔽之。具体而微,条分缕析,分析、综合,假设、推理、结论,都是科学研究的方法。 刚才提到审美经验,对于绘画研究,经验包括理论的与实践的。理论的就是已往的美术史的知识,古今中外的,这些知识又不仅仅局限于美术这一类别,它还会扩展,牵扯到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所以要想达到全面和透彻,不易。至于实践的经验,就更厉害了,光有理论是隔膜的。理论是苍白的,实践之树常青。实践,又是多方面的,变化的。《庄子》里庖丁解牛的寓言,提出游刃有余的境界,提出“技进乎道”的具体途径。欧阳修《卖油翁》里说,“无他,惟手熟耳”,也是说技术的不断进步,就接近于道。怎么才算是“熟练”呢?熟练、再熟练、再再熟练,量级次第,永不到顶点。 “道”是模糊难言的,恍兮惚兮、惚兮恍兮,是一种玄妙的状态,“有数存焉”。道,我把它类比于函数式Y=F(X),有确切的关系,但没有确切的数量。能把握瞬间的状态,因时而化、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就是道,是艺。假如没有实践的经验,如何体会庖丁那种踌躇满志的心态呢?如何体会卖油翁那种知足的感受呢?不能体会,心里想不清楚,又怎能用语言文字表达清楚呢? 不能透彻理解,靠感觉、仿佛、大致、大概齐,就不科学。王国维说是“隔”,隔膜、隔靴搔痒。隔膜,就会误解,甚至曲解、牵强附会、信口雌黄、莫须有。我提出文艺批评的“同情心说”,就是认识到这种主观与客观的距离,并针对它提出要设身处地,读者与作者“同一心情”。这不仅仅是精神的、伦理道德的“同情心”概念,而是一种尽量接近客观真实的意愿。“有我”与“无我”、主观与客观,要尽量统一。这就是科学的态度,这么来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就是科学化。 以维纳斯雕塑为例,大家因为她而提出“残破也是一种美”,就是一种模糊的说法。残破,本不应该是美。因为先入为主的心理,出土时她就是残破的,所以大家便觉得很美;假如当时是完整的,当然就更美。后来的很多艺术家努力想给她填补一个胳膊上去,但却总觉得不合适;还有就是,不管谁去给她补胳膊,都不能让大家都满意、认可。具体问题的中间环节因为过于复杂,所以会被忽略、省略,结论自然就显得偏见、偏激。审美与审丑,应该区别对待;审丑是审美的对比方面,可以同时列举,但丑不等于美。“美”字,以真为脚,以善为头;真和善,都不能代替美。
E: 问:绘画艺术研究的科学化,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答:问得好。说“现实意义”,那么什么又是现实意义呢?很难回答。不知道问题难回答,就是没有科学认识;知道难回答还去胡乱回答,就是没有科学态度。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问,是商量出来的。我们把问题梳理清楚,来进行讨论,即便不能完全实现科学化的理想,也还是科学化的态度。针对一个问题,给出确切的答案是一种方法;指出问题无解,也是答案。 绘画研究,也是一个行为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很多环节,诸如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民众心理、经济状况、作者身份、知识体系、审美个性、题材标准、绘画技巧、学术含量、社会地位、个体命运、人脉关系、精神价值、文化影响、市场价格等等。这些环节都被涉及,当然不容易,但忽略一些环节,又必然得出不片面的结论。 针对艺术批评,光举一两环节来讨论,总会感到有问题。实际上,前前后后的元素,都应该看到,否则就是盲人摸象。针对艺术市场,价值与价格问题,始终是一个互相辩论的问题。辩论,就是没有把条件综合起来。做生意讲究事先签合同,要针对合同条款事先达成协议,才能进行交易。艺术的争论、辩论,就因为事先没有达成一致的条款。打架也是打空架,争论的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当代画家的市场价格,可以超过古代经典画家的价格,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的。今天,也是传统的一部分。经典,是被不断认可的东西。当代的画家,因为可以带动大量的资金流,所以可以把价格拉得很高。古代的画家,作品不是不好,是因为没有人关注。人是活的,关注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是经济的一部分,是价值体现的一种方式。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能简单地判断。我写过《心鉴》一文,指出“心鉴”是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与艺术市场的根基。价值,由心理最终决定。我的《艺术品价值说》,提出艺术价值的新理念:“花多少钱买它,它就值多少钱”。应该看到,人与心是根本。这是一种客观实在,“存在即合理”。事实胜于雄辩,不承认它,就是不科学。 如果说艺术研究科学化有一点“现实意义”的话,就是让人思维灵活,生活舒服,行为自在,不执着、不顽固、不认死理。这么想,不敢说对实际生活有多大作用,起码可以使研究工作更直接、更有效。
F: 问:您是一位从事艺术史学、美学以及交叉学科研究的学者,出版过很多部有关的著作,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画家,被称为“通才画家”。在您的一些专著中,是否遵从了“艺术研究科学化”的主张呢?在您的艺术研究和画作中,又是怎样体现“有用的文化”的呢? 答:这问题问很科学。我因为学理、工、文,知识背景相对复杂一些,交叉了一些内容,但不敢说是“通才”。北京的胡同很多,怎么能全都走一遍呢?不过,我愿意多去走走。章太炎有对联,“道文期一贯,精博欲兼之”;我愿意去实现“精”与“博”的统一,但也许肯定只能是一个奢望。压强大、受力面积也要大,那要求重量是多么大啊。 知识未得以前是知识,得到之后是常识,有成就的人只是他的常识多一点罢了。曲折和失败,也许是获得常识的有效方法之一。在我的《为道日损》、《艺文十说》和《美学笔记》中,我贯彻艺术研究科学化的方法,在艺术研究史论结合的方法基础上,不断借鉴数学等科学方法。我喜欢逻辑学,逻辑是科学的灵魂。依据逻辑,就能尽量确切。确切,就是力量。 譬如针对“禅画”这一概念,它是一个美术与宗教交叉的文化概念。什么是“禅”?各个研究者理解不一样,很难梳理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说法;在此不牢靠的基础上,一定衍生出更多问题。对于“禅画”这一行为,我列举出中间的五个环节,进行简单的二分法:作者是否禅家身份、题材是否禅画内容、创作是否禅定状态、画面是否体现禅趣、读者是否读出禅意。于是,我使用“乘法原理”得出25=32种情况,其中有最纯粹的禅画,也有最勉强的禅画。假如涉及更多的行为环节、进行三分或更多分法,研究也就更复杂、跟具体,或者可以认为更科学。含糊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值得继续探讨下去。 “数理逻辑美学”,要求文艺研究细致化、确切化;“社会心理美学”,要求在朴素的生活常识中,挖掘出最有用最关键的因素,以有利于艺术化的生存。我努力开辟这两个美学分支,里面不断使用统计学、概率论等方法。此外,相对说、量级说、条件说等方法,都对传统的艺术研究理念和结论,提出了挑战,因为传统里似是而非的东西实在太多,漏洞太多。 我们的国学博大精深,绕了半天弯子,到头发白了,还要打架、生气、不文明,这样的文化有什么用呢?“Excuse me”,“Sorry”,“Thank you”,国外文化没有那么多讲究,很简单,却很实用。“有用的文化”,在生活方面之外,在艺术研究和创作上,我努力去体会、去应用。比如我的“心裁派”,打破传统的构图习惯和视觉习惯,在微小的空间自由选择构图、体现出大格局、容纳大思维。尽精微、致广大,淋漓尽致,很有意思。 大与小、高与低、轻与重,都是相对的。在茫茫宇宙中,无所谓上下左右。我们的视觉审美,应该摆脱传统的二维平面的局限,走向三维或多维的空间,去习惯它,去欣赏它,去完成理想实验,去触摸似乎熟悉实质陌生的新境界。 我与别人交谈,也是完善思维的方法。有时,我自己会边思考边动笔,在纸上用文字、符号、线条和颜色把思考的过程记录下来。我觉得,这种“笔墨思考”也是一种绘画创作。有人说这是“草稿派”,我乐于接受这个称谓。我还乐于主张我的“艺术实现主义”,我们的理想不见得都能实现,但只要去思考,就够了。这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尴尬的夹缝中,去努力走出一条浪漫之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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