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张庄小学

                                  文/崔自默

我的南张庄小学/2008年/崔自默

   很多年后每当我从大都市再回家乡，回到南张庄，这个冀中平原上没山没水再普通不过的小村，我都会急着来到小学的门前，伫立一会儿。校舍已经翻新了，没有了记忆中的模样。就是在这里，我完成了我的小学生活，从这里考到了乡中学，再考到辛集中学读高中，而后考了大学，开始从农村走到城市。

    很遗憾，在这小学里我不曾留下一张照片。它虽然不算大，但在我的记忆里却很不小。教室是两排平房，课桌是水泥做的，同桌会在中间划上界限。两排教室中间有一棵槐树，上面挂着一口钟，上下课时会敲响它。学校的钟声与十几个生产队的钟声响声不一样，村民都能区分出来。

    学校西南角是个操场，旁边有一条干涸的老河沟。我们在操场上体育课，体育老师偶尔发脾气，会拿手指头使劲磕同学的脑袋，很疼。他也教过几堂语文课，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讲“树”字的写法：它属于木头，要一寸一寸地长。我还记得这个老师给我们代过几次算术课，有一回我考了47分，被用煤火棍子打手13下，算是补足及格60分。

    在冬天学校燃煤取暖，各班有一座火炉，晚上由同学们轮流负责，不使它熄灭。那时学校没什么课外活动，下课后学生们会聚集在一起，抓苍蝇、甩四角包、撞大拐、推风轱辘。有一天我推风轱辘猛跑，在第一排教室的西南拐角与一个同学相撞，我撞破了左眉毛。快中考了，班主任要求晚上集中学习，于是大家各自打着小煤油灯赶到学校来，还从家里拿来玉米、粉条、红薯、馒头之类烤着吃。期末考试时，考场设置在操场上，最讨厌的是刮北风。有一次还下起雪来，我手冻得厉害，憋着尿，题又做不出来，十分着急。现在做梦如果梦到在小学时的情景，大多就是这种情况。

    操场南边的路是通向村西田野的。傍晚，大人们放工经过这里。记得一天父亲和叔叔他们顺便到操场来，放下锄头比试起跳高来，那时他们也才三十多岁，精神饱满。我和哥哥有时也跟着去下地，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是有意识让我们参加一些锻炼。在地里干活，最辛苦的算是夏天中午，蹲在玉米地里锄草、施肥，四周闷热无比，庄稼叶子在手臂上划出一道道的痕子。蟋蟀和蝈蝈四处齐唱，我却只觉得腰酸腿痛，叫苦不迭。最惬意的时节是春天，村外是黄色的菜花，蝴蝶飞舞，我们捕很多甲克虫回家来喂鸡。最忙碌的季节应该是麦收时分，大人们都到村东头的打麦场上，机器整夜地轰鸣着，麦秸堆积如山。没上学以前，白天我和哥哥被关在家里，看天上的夏云奇峰，在地上给蚂蚁“画地为牢”。

    父亲在18岁时开始在外乡做民办教师，文革开始后回家务农，据说是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还戴过白帽子游街。这些事情我不记得，但听哥哥说他记得很清晰，班里不允许他加入少先队，直到初中每次遇到填表他心里都忐忑不安。后来，我在北京听六奶奶说，七爷爷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不愿意去台湾，解放时被枪毙了。八个爷爷中我只见过三个，大爷爷、四爷爷和五爷爷，却没见过我的亲爷爷。大爷爷家住在滹沱河南岸，每到年初三，我们全家坐在从队里借来的牛车上，腿上盖着厚被子，去河南岸走亲亲。四下是白茫茫的雪，路很滑，斜堤上更危险，车碾过河道上的冰时发出咯咯的声响。那时，我心里特别希望自己家也拥有一头牲口，哪怕是一条小毛驴。四爷爷在我们村，一个人过日子，表情总是特严厉，到中午时我们会去给他送饭吃，他曾教我和哥哥喝二锅头。五爷爷最具传奇性，他住在叔叔家隔壁小院子里的一个特别小的屋子里，邋遢得像狗窝，疯疯癫癫，我们都不敢靠近他的门前。他戴帽子和围巾，我甚至没有正面看到过他的脸。据说他能占卜星象，出语甚高，再据后来我的同乡好友缪哲回忆说，我五爷爷可不是一般人，应该算是“隐士”。

    文革中间，父亲不鼓励我和哥哥学习，也许是担心假如学习好了，将来如果不允许考学，心理会受伤。家里养着一头猪，我和哥哥爬树去弄榆树叶，回来掺上玉米糁喂猪。到了年头猪杀了去县城卖钱，家里除了鸡蛋可以换钱之外，这便是主要收入。自家的猪肉自家是舍不得吃的，父亲会在集市上反复转悠，最后寻找最便宜的猪肉买上一刀，回家用盐淹了，等夏天农活最累时，切上一片夹在玉米饼子里，吃起来香极了，算是打牙祭。那年头正值“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次我跟着父亲去县城卖红薯，来人给没收了，父亲脸上的无奈表情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学校除了号召学雷锋做好事、家家开批判专栏之外，也号召过学生搞勤工俭学。我满村街道上捡碎玻璃和废铜烂铁，还在家里到处翻找，发现一些铜钱全拿出去换了零钱。

    父亲是天生的文人，不适合种地，但他很不辞辛劳。父亲还是中医，跟他舅舅学的，精通药理和针灸，乡亲们得病时不论早晚随叫随到，治病救人，所以父亲在乡里很受人尊敬。夏天，雨水灌满了猪圈，父亲会去淘水，然后把小麦秸子和杂土之类垫到猪圈里沤肥。猪不愿意下去踩，父亲就进去替它踩，污水没过他的膝盖。母亲贤惠、要强，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拉着车子走在男人们的队伍中，一点也不落后。“同工同酬”，那时候的工分积累是家里的主要进项，如果工分不够，到年头结算时会把卖猪肉的所有钱都抵进去。家里结余总是负数，我们用的作业本是黑草纸，还要两面写。父亲经常检查我们的书包，不允许浪费。我羡慕临桌的同学，能用白纸本，写错了撕下一张扔掉。我和哥哥点柴油灯看书，灯火冒出的黑烟黢黑了鼻子头。我的第一只钢笔是父亲用过的，我插在上衣口袋里，极为兴奋。我戴的第一只手表是借父亲的，那是在考中学时为了掌握时间之用。我平生照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小学毕业那年，与两个“盟兄弟”去县城玩，偶尔到照相馆拍摄的，今天看来弥足珍贵。两个“盟兄弟”今天都在石家庄，他们合作搞工程。我们仨人当年在放学后曾一起往西跑出好远，去看神秘兮兮的“蛇仙显灵”，回到家已很晚了；大人们正怒冲冲地等着，幸亏那天是我的生日，才逃过一次重罚。

    文革结束后，父亲恢复了民办教师身份，他看到了孩子们的希望和前途所在，于是快马加鞭，督促学习。父亲教语文，做班主任，尽职尽责，一丝不苟，班成绩最为优秀，后来被抽调到乡联中作老师，教语文和美术、生物。我只听过父亲讲的一堂语文课，念“百年魔怪舞翩跹”时，腔调与往常大不一样。小学五年级我们上了第一堂英语课，父亲回家问我英语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红旗是“flag”，怎么读、怎么拼写、代表什么意思；父亲告诉我，这也就是汉语的音、形和意结合，你要学好英语，将来有用处。

    为了不耽误我们学习，父亲一般不允许我们下地；但假如我们学习成绩不好，他会专门在农活最苦最累时，安排我们去体验。自我教育、自我鞭策，这也许是父亲最好的教育方法。我和哥哥的学习成绩开始不算好，但到考中学时都已名列全班第一，这也正是父亲所坚决要求的。冬天夜晚，一家人围在炕头上搓玉米棒子或掰棉花桃，父亲讲《三国演义》和成语故事，并叮嘱我们白天别在外面乱说，因为古书内容属于“破四旧”之列。父亲喜欢书画，闲暇时兴致来了会画上几笔，在家里的西墙上有他画的松树，写的书法“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时，我屏住呼吸在旁边看，我的一点传统文化和艺术启蒙，就是这样得自于父亲。

    夏天中午，母亲会监督我们午睡，并叫我们起来灌上一瓶子米汤带着上学，以免生病。槐花香遍整个小院子，远近有知了声音高低的长鸣，这是我对夏天的记忆。家里没有钟表，母亲会观察西屋前的日影来估计时间。当她发现我们没睡觉，跑出去玩了，她会特别生气。有一个中午我和伙伴们去北村投枣子，不小心从高墙上摔到猪圈，幸好无恙。我也和哥哥常跑到村东头砖窑那里，看蜿蜒的蛇，逮一堆蝈蝈，自己编织笼子把它们放进去。记得还爬到过打水井的高架子上，踏着巨轮，举目远眺，那也许是我小时候最伟大的登高。

    村里很少放电影，《地道战》和《打击侵略者》等片子我记得看过七八次，台词全背过了。看电影前各家的孩子们都开始占座位，经常为了争抢好地盘而打架。记忆中最淘气的事情也许是在正月十五村里唱大戏时发生的，戏台在小学东侧的大队院子里。我和几个孩子挤着爬到最前面，偷偷钻到戏幕的下面，忽然往演员身边扔爆竹，搅了场子，被人一直追到村外。我跑得相当快，感觉没事后气喘吁吁地回家来，母亲用一根棍子打了我，然后她自己也掉了泪，责怪说让你出去你就惹是生非，以后还是在家呆着看书。大舅是远近闻名的“角儿”，唱戏演秦香莲。姥爷则会画画，还糊戏楼、扎车马人物，靠这手艺足以持家。

    大队部是村里最重要的机构，除了那面巨大无比的牛皮鼓之外，还有一门黑色的摇把电话端正地摆桌子上，那是我小时侯所见到的最现代化的东西。大队里的喇叭有一次被挪到学校里来，那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村干部来宣布这个噩耗。全体肃立，气氛凝重，我心里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1982年我15岁上高中时，才亲自使用了电话、见了火车、见了楼房、见了暖气、穿了第一件买的衣服。我穿的衣服从小都是母亲裁缝的，也是只有成绩满意时才在新年到来时换新衣，穿上它放鞭炮，放心地玩过正月初五。到了大学，我才亲自买了第一件衣服、第一双皮鞋，开始自己管好自己，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