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王朝闻

                                                                                     崔自默

     王朝闻，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大师，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治学六十余载，建构起一套独特的美学体系，指导和影响了几代美术工作者。他的美学思想，理论联系实际，把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融为一体。他是艺术家型的美学家，他的美学是艺术家的美学，也是哲学家的美学，更重要的是教育家的美学。他始终围绕的，是艺术与生活中最重大的课题，即为人民服务的、真善美的问题。

     王朝闻，1909年4月18日生于四川省合江县。原名王昭文，后改名王朝闻，取《论语·里仁》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语意。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2月到达延安。1954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机关刊物《美术》月刊创刊，他做主编。他曾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等重要职务，为我国现当代美术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94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按响了王朝闻老先生“在嚣楼”居室的门铃。王老的名字，我是景仰已久的，当看到门上贴着“谨遵医嘱，谢绝会客”的免战牌时，我心理忐忑不安起来。但是，进屋坐下后，虽然只是很短暂的谈话，却立刻打消了我原持的“误解”。那以后，随着时常的拜往，我逐渐认识到，先生本人，如他的学问一样，是那般自然得体和深入浅出。1997年冬，我接受了《王朝闻集》（22卷860万字）总特约编辑的任务，可以说苦乐兼半。苦，主要原因是客观的：一则是王老美学体系的建构异常宏阔、广博，古今中外，涵盖雕塑、绘画、书法、摄影、音乐、舞蹈、建筑、园艺、电影、小说、诗词、戏曲、评弹以及民间工艺等等，而我的知识水平必定局限，校阅起来自然难度不小；二则是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紧迫。乐，则完全是主观的：一则出于感情、自愿；二则可以集中纵览先生不同时期的所有学术精华，了然其美学体系，受益莫大焉。

要想领略一个人的思想，倘若无从走近他的生活，也许总会有些模糊和不贴切。当初，我读了先生的部分著作之后，我便确信，他是一位独特的艺术大家；而在渐渐熟悉了他的生活之后，我更加觉得，他同时又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美学大师。王朝闻的艺术，就在他的美学思想当中，就在他的生活当中。

我第一次看到先生的手稿就吃惊不小，那简直是件老衲的鹑衣：红蓝绿黑各色勾划圈点，还有背后粘缀数摺的一长条烟卷盒纸。从中可见先生斟酌文字的慎重和生活作风的节俭，我大受感动，就写了一篇题为《王朝闻的“放风筝”》的短文，内容平实，发在1995年9月8日的《中国艺术报》上。当时，我正在读研究生，闲暇较多，便写些随笔之类呈示先生并请批改，同时也帮先生处理一些文稿。先生近年的文章多为千字短文，然尽除浮华，更见精辟；至今，其中一些篇目中的语句我还清楚地记得，比如，描写戒台寺的安寂说“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耳鸣”；认为各地风景区不顾文物损害后果的施工为“建设性破坏”；批评文化艺术中的崇洋媚外现象是“替人家做釜底抽薪之事”、“一种有意识的噩梦”；直斥有意混淆视听者的行为是“马就是鹿”，并为之找出“理由”：“马和鹿子不都有四条腿和一条尾巴吗？”即便是行将付印的书稿校样，只要返给先生看，他还会再度改成手稿的模样。我想，这一定是一个艰苦的矛盾的思维发展过程，思想，正出乎此。认识到自己知识领域的欠缺，于是不断地学习和思辩，尽力趋于成熟，接近真理，他如此严于律己，对学生也如此苛刻。先生不善于你来我往的互相吹捧之举，因此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他所愿意做的，是尽力接触更多的东西，从中发现乐趣，体验美。

     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雕塑家，王朝闻1932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高中部雕塑系，受教于刘开渠。无论是30年代的雕塑习作、素描速写、临摹名作还是1941年作的《鲁迅》浮雕像、1948年作的《民兵》圆雕像、1950年为《毛泽东选集》封面作的毛泽东浮雕像、1951年为革命历史博物馆作的《刘胡兰烈士像》，先生的作品都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有他自己源于生活观察和艺术实践的深切体验。先生的雕塑作品，讲究典型形象的塑造，讲究持久的审美价值。如他作的毛主席像，侧重于描绘毛泽东同志的额头，表现其思想家深邃的一面；他作的民兵，一个站岗放哨的民兵，突出表现民兵队伍的警觉和英勇；他作的刘胡兰，昂首挺胸，一股大义凛然之气直冲霄汉。先生举例说，作民兵像，假如反映他们拼刺刀、埋地雷，不是不可以，只是就太琐碎了，太局限了。况且，艺术创造决不只是简单的再现真实，而应该是有所艺术的夸张，有所重点的突出。比如对民兵背部的刻画，适当地使民兵的大衣袖子往后隆起，这样，即便从背面或者侧面观看，即使是瞬间形态的把握，仍可以感受到正在放哨的民兵的机警和作战时的英勇。可见，先生的雕塑，是辨证的升华了的艺术创作，已然超越了真实，这种超越，又决不是无缘无故的抽象或者故弄玄虚，而是必须的、必要的。先生又举例说，刘胡兰烈士在刑场上，是被捆绑着的，而他在作雕像时，有意给她松了绑，这样，烈士的形象不但美，而且更能体现她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对烈士站立的姿势，他思索了很久，在一次参观古代文物时，他的注意力被古代铜器爵的那挺秀端庄的三足吸引了，那样式启发了他。

     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王朝闻真正实现了艺术与生活的统一。先生的美学，最主要特征是自己的审美体验。他好旅游，自然万物间那一切，他都感到新鲜，都会使他兴奋不已，快活不已，惊叹不已：泰山如月的日、青城山的一片绿地、华山顶的飘飘浮云、黄山的奇石、毗卢寺的蓝光、梦中的敌机、吃肉的娃娃鱼、催眠的蝈蝈、会看电视的白猫、池塘的蛙鸣、石缝间的蟹、水面上的只露脑袋的鱼群、树叉间上下跳跃的松鼠、可以钻进身去的空心大树、纹路复杂的贝壳、马蜂和蜘蛛的搏斗、楼下被折断的小树……等等这些事物，都是他体验的对象、审美的对象、品评的对象。他会生活，会欣赏身边发生的一切。他与小孙子碰头嘣嘣作响而陶醉，听到小孙子在上升的电梯上喊“全世界都看见了”而兴奋不已。他闲暇时走在街上，会对着陌生儿童低声吆喝一声“我要冰棍儿”，尔后观察儿童害羞的脸。他还会独自长时间坐在轮椅上，欣赏医院墙壁上那如绘画般的污迹和斑痕。遗憾的是，他的阳台并不大，一株石榴和数盆君子兰营造不出“城市山林”的气氛，也难体会到“独坐幽篁里”的味道。可是，当阳台的花上长了虫子，他在逮虫子时忽然就联想起侵略者的强盗逻辑，便有了《谁是侵略者》的妙文。窗外的汽车喇叭和电钻的刺耳声，使他心跳紊乱得要命，他便去外面臭水沟边散步，边走边看边思，便有了《感谢噪声》的奇文。在路上，先生顺便捡回在秋风中跌落的两个干蝉，放在书案上空了的蝈蝈笼子旁边，而后似乎可以又听到它们此起彼伏的嘹亮歌喉了，不久便可安然入睡。

     先生喜欢收藏石头，而且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眼光来衡量它们的优劣，那就是要耐看、不必是古董或者名贵，他尤其讨厌那种被雕琢得具体像个什么动物或者人物的石头。有一次，先生拈着一块布满螺纹的小石头问：“你说它怎么会这样呢？”当我终于创出一种能够拓印石头花纹的办法，并为他在宣纸上表现出这些自然美妙得花纹的时候，他眼睛睁得出奇得大。还有一次，在聊到现代艺术观念时，他忽然搬起自己用绳子五花大绑的破椅子说：“请看我的现代派作品！”

      对自然世界的莫大兴趣，对周围生活的无限欣赏，对艺术规律的无比痴情，陶冶了先生非凡的胸襟和虚怀，这，也是他不竭的生命力的源泉。在“文革”中，一次挨批斗时，他揣摩着一句唐人诗句的意境，竟然不知不觉地在台上鼾声大作，此等境界和涵养，的确常人难以企及，的确让人钦羡。

     “要把生活当艺术来欣赏和体验”，先生经常这么说。在1995年先生书赠我的条幅中有这样的话：“艺术独创与家庭幸福，都只能从反复探索之艰苦过程取得，别无捷径”，并祝愿我“在艺事与家庭生活双丰收”。先生最喜欢听“独特”的事情和感受，并嘱咐我，将来有了小孩，一定观察和揣摩他的语言、行为及心理活动，这样才能发现进而主动创作生活和艺术的乐趣。1999年，当我领着快两岁的孩子去看望他时，先生分外高兴，一屁股坐到地上，把我的儿子抱过来顶头。一会儿，又拿起一双筷子敲椅子，教我儿子打鼓点。我想：先生这样保持着对生活的十二分的天真，生活也因之时时回报着他，他那从自己切身的审美经验出发的、独创独立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他那似乎永不衰老的艺术青春，便是明证；同时，先生借学问以移情于外物，因之亦远遁尘嚣、心胸豁达，又无疑是他过人的修养和聪慧之处。

王朝闻作为著名得美术评论家，不失言，也不失人，持论允当而不偏激。1989年4月8日他在《致黄宗江》的信中说：“假人也说真话，真人往往不一定说真话，生活自身的戏剧性多着呢！”他的语言就是如此的平实，似乎不大注重文采，但其间却是掩埋着不少珠玑的。王朝闻的著作，几乎涵盖了所有艺术门类，深入浅出，实实在在，从不故作高深状。读先生的著作，你能在无形中增长本事，学会识别艺术的高雅还是低俗，学会乐观地、艺术地生活，你不会只记住了他的名字而忘记他说了些什么。王朝闻的深刻是暗含的，正如《老子》所谓“大道若夷”、“大味若淡”。他在1940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再艺术些》，其行文已是谑中寓辣，平中见奇。先生并非不知文采，而是强调雅俗共赏、适应大众、言之有物以带动读者产生切身的审美体验。我曾问过先生：“有人以为你的文章偏‘左’？”先生一边用剪刀剪着胡子，一边轻松地说：“你觉得不这样行吗？”这话的确很坦率，对此，我在先生1986年给孙美兰藏旧版《一以当十》的题字里找到了一句旁证：“一向对‘左’不感兴趣的我，竟然也写了一些现在看来不过也是‘左’的东西”。纵观先生艺术实践与美学理论的历程，虽则时过景迁，然而先生一以贯之的，是对艺术和生活的“真诚”。

     如果身体状况良好，来的是熟人，先生谈起话来会情绪激昂，话题无所不可，畅快时高声大笑，手舞足蹈，不悦时则常说“太不像话”，随之皱着双眉，停顿片刻。我常常惊叹于先生思维的奔涌、辩证和敏捷，加之对某些四川口音的隔膜，有时竟觉得自己头脑跟不上他的节奏。先生给我讲书法和绘画，端着架势，以太极拳和醉拳来喻书法的巧与拙，以秦汉瓦当的构图来比篆刻的矛盾与统一，以京剧唱腔和兵法来悟国画笔墨的虚与实。先生的老伴，有时走过来加入谈话，作为他的监护人兼日常事务“秘书”，她会在适当的时候抬头看那厅门上方的钟表，示意双方适可而止。老伴是先生的好帮手，她为他整理、抄写和编辑所有资料，860多万字的《王朝闻集》里面有她的功劳，没有她，是出不来的；老伴是他的知音，在第13卷《审美心态》的后记里面，她有对王老的评介，甚为中肯：“有的是平易近人的作风，没有惊世骇俗的搔首弄姿的习气。他的文风，一贯特点是广泛的论据和独到的见解相结合，理论的深度和行文的通俗易懂相结合”，“打破了美学理论那种莫测高深的神秘性”。

     九十一岁高龄的王朝闻，每日晨起五时伏案，仍然思维敏捷，其全面性、辩证性、尖锐性、深刻性更是愈见凸显。先生的美学基础，筑基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谙熟稔、对外国文化的博学多览和切身的反复的审美体验之上，所以，他的发现和结论，往往是独到的；这种独到，足以不朽。王朝闻的美学思想，主张正面教育，面向大众、引导大众、塑造大众，反对怪异媚俗、急功近利而没有意义的文艺风气，并不懈地致力于提高大众区别真善美还是假恶丑的能力，提出过“喜闻乐见”、“一以当十”、“雅俗共赏”、“要美育不要丑育”、“适应是为了征服”、“美育是雪中送炭”等鲜明的口号。在新世纪的今天，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精神文明建设仍然是一个切实而重大的话题；而美育，无疑是一剂良方。感谢王朝闻，给了我们那么丰富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