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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侯军
——读侯军新著《问道集》
文/崔自默
侯军是学者，也是作家、记者，他以前的每一本书，都不同凡响；而摆在我面前的这本称为《问道集》的新著，则更为独特。该书共收十六篇，每一篇前面是一段小引，随后便是精彩的对话。问者一方是侯军，而答者一方，请允许我先行于此依书中顺序列出他们的名字：董桥、孙犁、王充闾、罗兰、王蒙、刘梦溪、余秋雨、金耀基、舒传曦、冯骥才、钱绍武、张仃、鲍元恺、陈澄雄、李德伦、黄辅棠（阿镗）。
在该书题为“因聆听而富有”的《后记》中，侯军有这样一段话：“一个记者要想获得采访的主动权，要想增加自己在被采访对象心目中的分量，别无他途，只有先使自身充实起来；一个记者自身的学养、见识、睿智和敏感，将决定着被采访者对他的接受程度和与他进行交流的深度，因而也就决定着他采访的成败；一个记者在某一领域里的发言权，是由其以往在这一领域所作发言的敏锐性、准确性和深刻性所决定的。”的确，在阅读书中的每一篇时，我们都可以领会到作为记者的侯军在面对不同采访对象时的一段心迹。
记者是让很多人羡慕的职业，但是，能真正堪称“大记者”的却是少数；因为，“大记者”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需要敏锐的洞察和分析能力，需要丰富的学养和见识，而不能肤浅无知却只会到处风光，不能得过且过却只会完成差事，不能只会提问一些漫无边际的问题而后写些可有可无的东西。
侯军是当之无愧的“大记者”、“报人”，他工作很出色，也因之很累，刚届不惑之年便已霜染鬓角。十二年来，他完成了数十篇颇有分量、极具价值的对话。从聚焦一个采访目标、了解与之有关的文化背景资料，到认真细致地起草采访提纲、约定时间对话，再到整理录音、梳清脉络、完成文章，此间不知要倾注他多少心血。然惟其经意，方得篇篇精品。
侯军的对话，是目的性极强的，“我当初希望我的这一对话系列，能够比较紧密地结合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能够具有相当的文化含量和理论深度；能够以较高水准和较有力度的提问，撞击出被采访者的思想火花和新鲜见解；能够不只具有当下的新闻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后记》）。咀嚼罢鲜磊流香的果肉，我们手里留下的是“核”；“核”，是可以栽种和再生的。侯军的对话，正因有个“核”在，所以生命力绵长、逾久常新。当历史的坐标位移之后，启人回味、予人教益的，乃是这种“常新”性。
十八岁入报界不久，侯军去采访一位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他刚提第一个问题，对方就皱起眉头，然后让秘书递过来一份材料了事。他尴尬，他反思，自己的问题一定是非常浅薄和幼稚，以至人家不屑一答。侯军是一个心重之人，此后若干年间，他卧薪尝胆，砥砺自己的思想之“针”，他自信，夜读的灯光总会在这根针上折射出一缕缕心智的光影。
侯军把自己比作“支点”或“桥梁”，是的，在读者与那些被采访的名家之间，这个支点和桥梁是何其关键、何其便捷。侯军在替我们进行着一次次社会、历史、人生与艺术的扣问；而为了使对方的回答更贴切、更实在、更有用，无论是胸有成竹还是即兴而发，他的问话都要摒绝隔鞋瘙痒的随便探听，都要发而中的，“一针见血地刺破学者们的‘智囊’，使许多有见地、有分量的观点，流泻在报刊的版面上。读者可以从学者的独到见解中获益，加深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理解；学者则可以将自己的深思熟虑传播于大众，收‘学以致用’之效”（《后记》）。于是，在这一问一答之际，两者开始了相互激发、催化、升华和结晶；有时虽也若即若离、时散时聚，但往往条分缕析而丝丝入扣。
侯军一直不曾放弃过自己对目标的追求，今天，他已经与很多一流学者对话了，交流了，甚或成知己了。侯军的“问道”，是谦虚，是自励，也是自豪。他“因聆听而富有”，那么我们也别作局外人，也来聆听侯军，如何？
1999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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