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师“捐献排行榜”可行否？

文/崔自默

有朋友读了我写的《我的实用主义的大师标准》，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你又在为你导师范曾张目？并质问我：他能捐赠1000万，只证明他有钱，并不说明他艺术水准高；别人捐赠数字没那么大，并不说明别人的艺术就不行。

面对这样“尖锐”的问话，我几乎无言以对；并不是我没有争论的理由，而是，问题实在复杂，涉及多方面，所以不能一言以蔽之。

很多听起来极为尖锐和复杂的问题，如果冷静地辨证地仔细分析，其实并不难理解；大多情况是，把本来不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搀和在了一起，混淆了概念，“胡子眉毛一把抓”，“鸡肉鸡毛一锅煮”。

“搀和”，大多是主观的，有时是学术的和认识能力的问题，有时则纯属偏见、偏激。

文艺爱心晚会第二天，就有朋友打电话说，很钦佩你的老师，真厉害。同时，竟然也有人对我说：“你的老师又做秀了，他偷税漏税还不知有多少呢。”

“你有没有良知啊？！”我当时就恼怒地给予反驳，“我知道，他在画家里不是最有钱的，但却是极有爱心的。比他富有的画家当然不少，但是都哪里去了？做秀？他们怎么不出来做秀啊？！我希望更多的画家出来做秀，我希望自己捐献的数字比我老师还多，可惜我没那个本事。”

我知道，有些人给我打电话或者发信息，完全是无理取闹，完全是为了让我生气。我有时很想更换电话，免却这些无聊的信息扰乱正常思绪。

捐赠数字，虽然不能完全表达爱心，但很说明问题。事实胜于雄辩。

关于艺术大师的标准，我写过“艺术大师五要说”、“艺术大师三足说”、“艺术大师三维度”，基本还是学术的和艺术的成分比较重，我之所以提出“实用主义的大师标准”，把“捐赠排行榜”提出来，就是努力往“社会性”方向靠拢。

社会是实际的、现实的，哪些东西有用，事实才能证明。“有用的文化”——是我这么多年来一贯的主张。比如我们的教育问题，如果培养不出下一代的礼貌、文明，如果不促进社会整体和谐，如果人不知谦让，内心都火气太大、互相抵触、一触即发，那么什么四书五经什么国学什么博大精深，全等于扯淡。我们的教育，应该实际些，注重那些有用的东西，比如爱国、爱家、安全、健康，比如幸福观、道德观、责任心。我们有时太注重虚的浮夸的东西了，小细节却做不好。我们什么时候蓝天白云了，什么时候一片绿色空气清新了，什么时候上公共汽车或进电梯知道先下后上了，什么时候所有大小路口的路标整清楚了，整个国家就文明了。

艺术家的社会性，表现在“笔墨当随时代”。如是说，不是回到“惟题材论”的政治挂帅的老路子上去，而是要针对新时代新问题提出新标准。

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的灾难时刻，才告诉我们谁是最可爱的人、最有力量的人？是一线抗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他们难道就不知道累不感觉到苦么？！不，那是别无选择，那是命令，是责任、是道义，是能经受得起真正的委屈与磨难。也正是在此时，我感觉到艺术家们的“疲软”。平日的哗众取宠与小品儿戏，此时，根本就用不上，安安静静不添乱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艺术家更应该有感恩心。

平常的“价格做秀”，拍卖行不时暴出“天价”，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关键时刻怎能销声匿迹、悄无声息？我以为，要么是平日里的宣传是虚伪的不可信的、泡沫的，要么就是毫无社会责任心、自私，也因此，我才提出似乎有点“庸俗的”标准，就是：艺术家本人的对社会贡献的具体数字，比如“艺术家捐献排行榜”。

数字是明摆着的、科学的。“捐献排行榜”，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一个艺术家的艺术量级，反映出他被社会和市场的认可程度，体现出他对社会实际贡献的多寡，体现出他的人生价值和精神境界。

“捐献排行榜”名列前茅，无疑，他就是艺术大师。

至于说没有市场的画家其艺术是否也高级，弄个“捐献排行榜”是否会刺激攀比心理，造成恶性循环、不良竞争，当然不好说。可是，不要消极看待，要换个积极的说法，就是应该心甘情愿、争先恐后、当仁不让。我们相信，“为富不仁”的人毕竟是少数，也许会另有隐情，或者“偷偷做好事”，所以不能依据表面现象而就此互相指责，或者作为人格怀疑与彼此攻击的理由。

树大招风，出头露面不好，否则会招惹出不必要的麻烦，目前，这些担忧是必然的、必要的。我们的慈善事业，还有待完善，我们等待、呼唤，我们相信随着国家相应法律制度的完善、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社会慈善事业会规范、有序、繁荣，感人而愉快的景象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