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默纸”
文/崔自默
中国传统的“宣纸”,很神奇。用中国墨在宣纸上书画完成晾干后,即便再揉折了弄湿了,笔画也不再变形。
在宣纸上最适宜画的,是中国传统水墨画。水墨画最有文人气息,所谓“文人画”即讲究笔墨趣味、书法功底、诗意、气韵等等,种种概念名词和规矩、门道与追求,不是一般外行能随便理解和欣赏的。
1985年在大学时期,我就开始在宣纸上尝试了现代水墨。按照传统的眼光,这种新的水墨画属于“野狐禅”,但我觉得其中不乏情趣。那时,我就想,传统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传统,但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不是传统。
传统文人画不讲究题材的创新,而是注重写意性。我有一篇《意思说》,来专门阐述“意思”的来路、谱系及使用方法。梅、兰、竹、菊,很俗的套路,在中国文人画的尺度里,因为已经定型,是符号化了的东西,只要它够传统就足够了。当然,在外行眼里这一点点传统已足以使他们了解和接触传统。大文化的继承,包括这种小范围简单意义的作用。由此及彼,由小路出发,只要大众的力量足够时,就会走成大路。得道者,不可能是大多数;但简单地享受文化乐趣的人,却可以是大多数。那么,仅仅靠梅兰竹菊而营生的艺术家,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严肃地说,只靠写字,成为书法家可以,成为被人尊重的“艺术大师”,简直是笑话——但行行出状元,现实如此,事实是真正的内行有多少?
可是,我不知足,我觉得一味遵循传统无异于上吊自杀,绝对没意思。当时,我写过现代书法《中立》,并有“中立无疑学道死”之句以明志。我兴趣大、好奇心强,换言之,我欲望大。我见什么喜欢什么,所以先后尝试了很多视觉艺术的品种。在大学时期即画油画,在研究生毕业前后创作过一批漫画,博士毕业之后有机会就搞雕塑,但这些我始终没有当作主业。在一般思维下,这种见什么做什么的艺术行为方式,不容易“成名”,起码不容易形成自己稳定的风格。可是,我在所不惜,愿意走一条别人不愿意或不能走的道路。我的发散型道路,只属于我自己,别人不能“克隆”,否则“必死无疑”。“失败为必然,成功为偶然;成败皆澹然,一切归自然”——我的这“四然律”鼓舞我不介意“失败”。
我认定:目标即成功——我有目标,就已经是成功了。这个目标很是高远,所以实现起来很疲累;即便乐此不疲,也会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耕耘和播种很累,收获季节会更累;不进则退,前功尽弃是最大的风险。浪漫即牺牲,没有代价不可能有所获得;在现实与理想之间,选择一条浪漫之路,不是很值得么?
刚进大学时,听说学院里最好的专业是造纸系,于是我向校方提出申请,要求改专业到造纸系,但没有成功。从那以后,我便有了一个“造纸情结”。蔡伦,一个多么光辉的名字,他曾被列为世界100名人之中,位居第七,在他前面的中国人只有孔子。
造纸术的发明,改写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宣纸的发明,注定了中国画的命运。我曾经想,把宣纸进行创新就可以改变中国画的品种和面貌。歧路亡羊,可以干的事很多,可以走的路很多,于是眨眼之间,很多年就过去了。
我喜欢纸,在新闻出版业工作了很多年。我经常见到现代的铜版纸,硬硬的亮亮的,很有分量感,但触摸它时感觉却很不安全。用不了几年,这种现代纸就黄了、脆了,靠它如何承载图像和文字?转念一想,文化产品也是一种消费,长生不老也不见得是好事,要流传那么多图书给后人作甚么,还不是累赘么?那么就此坏掉一大批图书可以为图书馆仓库腾出一些空间,放置一些后人不断生产的新书,也是一种新陈代谢,不破不立。——虽然这么想,但仍然自私地认为自己的东西还是流传下去比较好!
那天,我到了贵州,见到了原始的手工造纸。天然山洞里,山泉汩汩,漂洗淘沥着天然的纸浆。就这样,纸被一张张生产出来。这样的纸,虽然看似原始和粗糙,但的确真实可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据说这种纸即便在地底下,也可以越数百年而不朽。纸浆里再掺入一些树叶、草叶或花瓣,出来的纸就美不胜收。
我喜欢这种粗糙不平的纸,很有质感和肌理。仅仅触摸它,我便立即有灵感汩汩涌出。——它真美,美得让人不忍心去书写。在纸上,你不见得要书写什么,你只要端详它、感触它、记忆它,足矣。我把它做成笔记本,赠送友人,物轻情重。真正的记忆,不是留在纸上,而是深埋在内心。
美,是难言的。“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有颜色的纸浆,在素底上慢慢舒展开,凝结为一个个的梦。——不期而遇,难解难分,天衣无缝,化为永恒。于是,境界独开,韵致无限——这不就是属于我自己的纸么?
我把它唤作“默纸”。它感性而理性,它极古而极新,它传统而现代,它民族而世界。
这种纸厚重,于是色彩和线条被彻底凝固在了空间和时间里。我继续把自己画面上的符号预置到纸面上,作为纸张的肌理和基本结构,用它再行创作,画面和色彩丰富起来,思路和画路为之大展,为我的“视觉场”系列和“集团画”系列贡献殊多。
用“默纸”创作完成的画,很有别趣,有现代感,也有装置感。我为它特别设计了展示镜框,手工纸的毛边在背光灯的照射下极有风味,那无疑是民族文明的特征与新艺术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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