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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追求美，科学也追求美。说科学和艺术是两回事，不错，因为两者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同；但反之，认为它们毫不相干，则又是彻底错误的，因为两者在精神生活的高层面上是融合一体的，它们最终追求的，都是人类的真、善和美。科学和艺术最终同属于人类探寻真理的学问，它们殊途同归。科学家探索自然世界的奥秘，艺术家冥思人类的精神境界，从认识论上看，它们都没有终点。虽然说科学研究以逻辑思维为主，而艺术创作以形象思维为主，各有其特点和侧重，但是，它们可以分工合作，最后凝结在一起。历史上许多大科学家如诺贝尔、爱因斯坦等人，在艺术上也有造诣，而一些艺术家如达·芬奇、歌德等人，在科学领域亦有重大发明。倘若没有强烈的艺术感觉，没有超脱的想象力，大概爱因斯坦连相对论的影子也不会梦到。
审美，需要审美的眼睛。体会科学的美，要比发现艺术的美困难得多，因为，要体会科学的内在美所需要的，不是肉眼，而是敏锐的感受力和超人的心性。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修养，也有着非凡的艺术气质。他在《美与物理学》一文中指出，科学虽然是研究事实的，但也有其艺术个性和风格，并以“狄拉克方程式”为例，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狄拉克的文风是“秋水文章不染尘”，用高适“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答侯少府》）的诗句来描述它最为妥帖。而狄拉克则一再阐明：“证明方程式所具有的美，要比它们符合实验更有意义”。同样，玻恩把爱因斯坦的“质能守恒定律”E=mc2说成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是哲学领悟、物理直觉和数学技巧的完美结合”。
普通人看到的彩虹，是七彩颜色，是浅层的美；物理学家通过实验来了解它的组成和结构，用浓缩的数学语言来描述它，那是深层的美，是自然造物者的诗篇。面对诗一般的方程式，科学家对它的美的感受，是难以言传的；庄严感、神圣感以及窥探宇宙奥秘的畏惧感，宛如当年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表现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终极美，等等美的结晶物。科学家千百次地做着同一个实验，而不觉得这种工作枯燥无味，是其乐趣使然，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我坦白承认，自然界所显示出的那种数学样式的简洁性和无限的美，强烈地吸引了我。”有意思的是，科学家借助美的规律，会在科学研究中获得突破，比如雪定阿，“仅仅为了追求具有数学美的公式而发现了波动方程”（狄拉克语）。
数理方程式结构的错落与含蓄，犹如塞尚和莫奈的风景画，而其内涵的丰厚与宽容，更如范宽、董源的山水气象。“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诗人“缘情”“体物”，科学家亦如此。
《老子》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所说的“道”，就是自然界的规律；这个规律，用自然科学的方式表达就是y=f(x)。y和x之间的这种函数关系，是描绘宇宙之间“物”和“象”的所有关系，它包容一切，是一切运动规律的抽象和概括——这种美，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领悟到的。哲人冥思苦想的这个“道”，也正是科学家和艺术家要追求的“理”，虽然其表现形式可能有所差别，但最终的“真理”是一样的。
人在童年时期，拥有丰富的想象力，随着年龄的长大，阅历的增多，越来越缺乏想象力。人在一生中，形象思维减退而逻辑思维思维增强的过程，是一个衰老的过程。无论是科学的美还是艺术的美，其发现和感受都离不开想象力。科学素质提高而艺术气质降低，使成熟的人错过了很多人生原有的美的快乐。马克思说过“古希腊是人类健康的童年”，那么，人类依靠什么可以永不远离健康呢？
和而不同
科学和艺术的分野，表现在很多侧面，但是，它们又相互作用，互相发挥，所谓“君子和而不同”（《论语》）。
科学研究需要理性的精神，需要逻辑的推断，需要量化的方法，需要统一的标准，所以，科学家工作起来很累，态度要很认真，什么就是什么，多少就是多少，怎样就是怎样，行就是行，骗人不容易。相比之下，艺术家似乎要潇洒轻松得多：搞艺术创作有感性经验便是，而感性经验则又因人而异；艺术创作的内容不能作硬性的规定，说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艺术品的欣赏也不能精确化，不能秤称尺量，谁比谁高明，高明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科学标准。
科学对艺术的影响是直接的，首先，艺术工具的每一步创造与变革，都必须依赖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纸张、毛笔、颜料等等材料的制作与使用，而新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的介入，每每使相关的艺术门类长足进展。以音乐艺术的发展为例：上古音乐是靠耳听心记来传承的，所以很多名曲人亡曲绝；11世纪，阿雷佐的圭多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四线记谱法以记录复调音乐，才使得“定量音乐”成为可能，音乐艺术从此走向规范，到15世纪成为较完善的五线谱。再以电脑的出现为例，它的无所不在更把现代科学和现代艺术的结合推向极致，比如影视艺术，因为借助了电脑特技使得场景虚实难辨、变幻多端。
“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杨振宁。
那么，为什么要创新呢？可以说，没有“新”，则没有变化，没有发展，没有生命力。人类的知识不断增长，新发明不断出现，是必然的，所以，不必后悔自己出生过早，以致不知道将来还要有什么新事物。为了创新而创新，大概不能算是人类的一个智慧。
然而，新的，未必就是好的。“新”，可以是无休止的，而人类的最原始的生命的需求，却是亘古不变的。偏执于“新”，是科学和艺术的通病。一味地追求新奇，不脚踏实地，科学和艺术对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科学的创新，理应关怀人民的实际生活。然而遗憾得很，我们的科学往往好高骛远，还没把眼前的事做好，就已经移情别恋了。不是么？我们生活当中、家里面，不满意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水龙头用不了多久就漏水，下水道却经常堵塞，纱窗也挡不住蚊子。对了，蚊子！它与人类斗了多少年了？人类用以消灭它的工具按理说也实在不少，蚊帐、拍子、熏蚊香、粘蚊胶、灭蚊剂、电蚊器、电蚊拍等等，但蚊子还不是照样生存得好好的，而且日见聪明和健壮，人类能享受的，它也同样享受着，进了电梯可以登高楼，有了暖气可以过寒冬。我们懒，放着蚊帐不用，只图痛快，举喷雾剂到处扫射，不知不觉就污染了空气。医学也在发展，但始终有治不好的病；管理科学已然相当高级，可是看病去医院手续烦琐得要命。
同样，艺术也以创新为命脉，不能引导时尚的艺术家是庸才。然而，艺术的创新不等同于流行和时尚，它也需要严肃的创作态度，需要经典作品的存世，需要永恒的审美价值。时尚是无情的，今天时髦，明天一定过时；今天你越时髦，明天的时髦一定惟恐把你甩得不远。艺术需要特立独行，需要鲜明的个性，以至于有些艺术家的思想往往与常人格格不入，每每做出些惊世骇俗之举。“玩艺术”之说，最能揭示这类艺术家的状态，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与欺人。
科学本身并不科学，它不但没有解决很多应该解决的问题，还不断地制造出成批的新问题。单纯依靠科学来谋求人类的最后幸福，肯定是有问题的。科学家也是人，从事科学也是一种职业，有知识，未必有智慧。科学本身是无辜的。创造还是毁灭？科学家说了也不算。站在人类和平的立场上，我们只需要正常人，而不需要过多的英雄。
田园间飞舞着美丽的蝴蝶，它产下的，却是虫子，破坏庄稼。这个“恶性循环”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科技发展带来副作用和后遗症，要解决它，还需要依赖科技，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科技的发展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现在又用科技手段来实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管理。“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针对发展过程中开发与保护的兼顾问题而提出的，以防止“建设性的破坏”——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涸泽而渔”或者“饮鸩止渴”。我们有时后悔，怎么当初就没预见到？可是，现在动手也还来得及。遗憾的是，我们搭上了一架奔突的大车，它失控了，停不下来了。
科技无情，而人是有情的。早在1883年，自称达尔文进化论“总代理人”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就在题为《科学和艺术》的演讲中言及一种忧患意识。时至今日，“科学的毒龙”虽然远不能把艺术之神安德洛墨达吞噬，但人类的心性却正被蚕食。“科学和艺术是自然这块奖章的正面和反面，它的一面以感情来表达事物永恒的秩序，另一面则以思想表达事物的永恒秩序”，“当人们不再爱，也不再恨；当苦难不再引起同情，伟大的业绩不再激动人心；当野百合花不再显得比功成名就的老所罗门装扮得更美；当面对白雪皑皑的高山和深不可测的山谷，敬畏之情完全消失，到那时，科学也许真的会独占整个世界。但是，这倒不是科学这个怪物吞没了艺术，而是因为人类本性的某一面已经死亡，是因为人类已经丧失了由来已久的那一半品性”。——今天来重读赫胥黎的这段话，仍然发人深省。
有人说，这是一个“复制的时代”，一切都被复制着。起初是商品，艺术品也跟着，后来是文化、信息，再后来便是生物。“客隆羊”多利的问世，让人们恐慌：一旦开始客隆人，打破正常的伦理关系，社会不复完好如初，那还得了？人类调皮地向上帝做鬼脸还可以，倘若真地不小心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切还不玩完？不管怎样，假如科学发展到使人的感情也可以复制为一串代码的时候，数字化生存的人便不再是现在的人，真是匪夷所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都没了，还谈什么科学和艺术？人类的进化需要有意识，否则，所有行为的结果仅仅遵循自然规律来慢慢完成，也许结果就太悲壮了。毁灭人类的，是人类自己；拯救人类的，也是人类自己。
欲望与失衡
科学的弊端，就是破坏“和谐”，不管是人类之间的和谐，还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科学的恶果，最严重的莫过于怂恿了战争的爆发，其次，便是使地球上所有人种都心态失衡。
爱因斯坦在晚年所作的题为《留给后世的话》一篇短文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发明家，他们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是完全没有组织的，这导致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被排斥在经济循环之外，他们苦于想要各种东西，却又无力购买。而且，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人们在不定的时间里互相残杀，因此，任何一个思考着将来的人都会感到害怕和恐惧。”
欲望的满足是幸福的，但永远存在难以满足的欲望，则是痛苦的。科学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道路上披荆斩棘，不断迎合人类的物质需求，如此，人类变本加厉、欲壑难填。在社会群体中，似乎彼此都为了让别人羡慕而活着，从众心理和攀比心态的蔓延，使大家一齐染上恶习，生怕不如别人，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想方设法拥有，于是大家你追我赶，互相连累，共同受罪。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集体无意识”，大家似乎逐渐适应了，觉得这样的存在是合理的。
欲望是痛苦之源，而科学则是制造欲望的根本。《老子》云“无欲而刚”、“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可惜，现代商品太丰富、太诱人了，人心怎能不乱？不随波逐流，何其难哉！苏格兰青年歌手雪莉·曼森有一句名言：“你脱得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希望你脱光”。这可为“欲望”二字作一通俗的注解。
一天，与朋友谈论科技的弊端。他反驳说：“你一边享受着现代科技的产品，一边却在骂科技，岂不是虚伪？”我说：“不是我主动‘享受’现代科技成果，而是不得以需要它。比如手提电话，我脑袋受着电磁波辐射来使用它，还不是为了大家找我方便？没有它，我哪来的很多急事用办？有了它，大家才有了与之相应的紧张的生活节奏。假如谁都不用它，有事慢慢写信，多悠闲，多自在”。倘若科学在满足人类物欲时，不需要什么成本也还好，可事实上，科学在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欲望之际，往往是以消耗相关的自然资源为成本的，是以牺牲生态环境的和谐为条件。比如汽车的发明，无疑是划时代的，然而正是这个伟大的发明，使沉睡已久的地下石油被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于是国家之间为了争夺石油经常开战，同时，无数奔跑的汽车在燃烧掉的无数的汽油的同时，释放出无数的废气，大气污染成了一大难题。汽车的好处在于满足了人类自由行走的欲望吗？但实际上，它只是满足了一部分人而已，终归没有满足所有人，反而使得大多数人不情愿地呼吸着废气。
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发起者们，大都是有钱人，是他们最早发现保留自然环境的原始状态的重要性，这则颇有反讽意味。莎士比亚在《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中把强取豪夺的欲望比作“一只无所不在的狼”，它“最终将自己一并吞掉”。等所有人都富裕起来，等所有人的欲望都得到满足，多么难啊。
一般人说“科学”，通常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是“科技”（“科学”和“技术”）的一种含混的简称。“科学”和“技术”不同：前者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后者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前者整体，后者具体。海德格尔提出，“现代科学的本质是现代技术”，这一科学哲学观有其实际意义，提醒我们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对待。我们的很多问题，是在“技术”这一具体环节产生的，与“科学”的本意无关。
科学发展的动力，也应该主要放在改善人类生活品质上。然而，遗憾的很，几乎所有科技的发展，其最源动力往往是战争的需要，比如计算机、吉普车、原子能，这种技术不新鲜了，才转为民用，想起来让人伤心。艺术大发展也需要经济的支持，权贵们把财力用于战争，以掠夺更多的财富，是科学和艺术的共同的遗憾，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自律与和美
科学使阴暗的人更加阴暗，艺术使庸俗的人更为庸俗。
科学需要超越，艺术需要自由，没有错误，但是，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则是科学和艺术的大敌。伪善的科学家，倘若我行我素起来，作起孽来，将是多么可怕。低级趣味的人，倘若披上艺术家的外装，哗众取宠起来，下流起来，又是多么可恶。我们不需要电影《化身博士》里面那种可以让人变成夜晚恶魔的药水，也不愿意参观更多“皇帝的新衣”，我们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会。
艺术的概念，也是极宽泛的，它与人文诸学科紧密相连，几乎所有称得上文化的学科，都可以在其后加上“艺术”二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艺术”不等于“美术”，更不等于“美”。把“艺术”与“美”概念混淆，是审美观念的模糊。
艺术家当中，有些人努力地把艺术神圣化或者神秘化、玄虚化，说艺术是高贵的、可不是一般人玩的，而另一些人则大唱反调，说艺术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是，把艺术彻底拉向通俗甚至庸俗低俗的深沟。艺术个性的无限张扬，艺术行为的无界限扩展，使得艺术彻底“泛滥”。试想，艺术家有必要奇模怪样，行为像精神病患者一样么？艺术大师都满街走了，还有艺术么？当人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称为艺术的时候，当所有物件包括最恶心的垃圾都可以成为最伟大的艺术品展览的时候，还有艺术吗？观察艺术发展史不难发现，现代艺术的病根之一是缺乏科学的态度和营养，艺术思维的过度亢奋，技法难度日趋低下。
艺术家也像科学家一样，是一种职业，正如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一著中开篇所云，“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所以，转念一想，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艺术大师，就如同不能希望所有科学家都要获得诺贝尔奖一样。可是，当人类迫害自己、互相残暴的行为也被公认为艺术创作的时候，艺术的恶果也就成熟了，它与科学的恶果异曲同工，但愿这是杞人之忧。
科学(science)终归还只是一种认知，没有别的；只要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备了的这种认知能力，良心（conscience）或曰自觉、道德就形成了。多数人服从和惧怕少数人的情势将会随之改变，科学偏执狂或者艺术恶作剧将会消失。追求科学和艺术的“融合”，是最合理的选择。科学和艺术，可以互为医生，治疗对方的病情。借鉴对方的长处，消弥两者共有的尴尬与缺憾，探索人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沟通之路，获得回归自然与返朴归真的权利，实现“天人合一”的古典梦想，这，比起单独的科学或者艺术来，也许更有意义。
艺术，使人类依靠精神需求来接济物质短缺，并诗意地生存在地球家园成为一种可能。不过，此处所说的“艺术”，是真正的艺术，不是简单的艺术，更不是伪艺术，它需要同时具备科学的精神和素质。笛卡尔说：“科学就是精确”。这个道理，也照样适用于艺术，高超的、精美的、经典的艺术品，也同样需要“精确”，如一幅人物画的造型，某根线条差之毫厘，整体精神就会失之千里。
科学偏重物质，艺术偏重精神。科学无限，艺术也无限。当冰冷的功利的科技只知道灌输给人实用价值的时候，人类是多么希望重温艺术价值的生活情态。所以，当诺基亚手机提出“科技，以人为本”的广告主题词时，当凯迪拉克的“依沃克”概念车设计体现“艺术与科学”的主题时，着实令人怦然心动。卓越的科学，需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新技术应用，更该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合理和安心。
倡导科学和艺术的融合，是新世纪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之一。1929年，英国首先提出大战略的概念，后来，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也先后使用这一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军队条令和军语中把大战略改称“国家战略”，其定义是：“在平时和战时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是由中国文化传统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同时又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对古希腊哲学的信仰。就是他，认为美的欣赏甚至比宗教理念更重要，提出以审美习惯来提高道德观念，诚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通过艺术之美来实现七情调和，进而完成人与自然的美善圆融。
“艺术与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是李政道在谈艺术与科学关系问题时经常打的一个比方。在1999年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李可染艺术基金会成立会上，他说：“在物理学里，需要归纳白然规律，把自然归于简单。原理越简单，应用就越广泛，越科学，就越有成就，越深刻”。同年，在北京医科大学召开的“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上，他说：“美苏之争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一直以为是军备竞赛，是工业竞争，是钢铁比赛，直到世纪末我们才明白，他们竞争最深层的东西，是有艺术气质的高科技人才”。
艺术气质，也是科学家所必须的。杨振宁把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放在极高的位置，他以欣赏宋人郭熙的山水画为例，说只有清楚了画家的心境以及画家所要表现的精神，才称得上比较了解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精神，否则就是“昧于理”。传统的中国文化精神，是以“思”来归纳天人之理，是一种“内学”，以身心为主来抽象，不需要推演和实验，这一点与西学不同。“思”以明理，科学的目的也在于明理，否则，要科学干什么？事实上，很多“理”是只能靠“思”来完成的，靠实验是不可能的，即便是理想实验。刘勰《文心雕龙》说“思无定契，理有恒存”，也是这个道理。
梁启超《劝学篇》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吾心”。汉代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代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这个“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它虽与近代科学所讲的规律或者定律内容不一样，但目标是一致的。
斯宾诺莎说过：“我志在使一切科学和艺术都集中于一个目的或一个理想，就是达到最高的人生圆满境界”（《理智改进论》）。美国科学史家萨顿把知识描绘成金字塔的三个侧面，自然科学反映人们对宇宙的认知，社会科学反映人类对自身活动规律的理解，而艺术则体现人类对美与和谐的感受，当接近顶端时，三个侧面就不再加以区分，自然科学、哲学和艺术也就融为一体。
科学和艺术，都用以追求真理和普遍性，追求人类最彻底的理想，否则，科学和艺术也就都太简单了，是经不住几次“科学到底干什么”或者“艺术到底干什么”这样的追问的。科学和艺术，共同汇成人类的文明史。真正的科学大师和艺术大师，其责任和贡献是一样的。科学是生产力，艺术又何尝不是生产力呢？“万类由心”，这不是什么唯心主义，只要我们承认人的物欲之外，有精神的永恒追求，才算得上“客观”与“唯物”。中国古文中的“心”，用西方现代科学术语说就是“脑”，当一个人的脑死了，这个人实际上也就没了。
18世纪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给哲学下过一个定义，他说：“哲学本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到处寻找家园”。人类诞生以来，就有了“思”，就有了哲学，但人真正实现“精神还乡”，则又不知到什么时候。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文明》一著中阐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科学技术一直是领先的，一点也不落后，只是它不屑于在这一方面而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其原因绝对是多方面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是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生活等诸多反面相关联，相表里的，它注重的是圆融、通会，是“复归于璞”，是追求简单的纯净的美。追求宇宙的简单性，即最终极的“美”，也是拉普拉斯、牛顿、爱因斯坦等伟大的科学先驱们未竟的科学理想。
现在，战略家们纷纷预言，在新世纪，随着全球经济的向东方转移，整个人类文化中心也向东方转移，中国文化将成为焦点。不管这种假设能否实现，它确实说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与笼罩力。倘若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独领风骚，那么，岂止是中国文化的幸事，而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幸事。
在新世纪，“赛先生”需要自我约束，艺术家也需要自我批评。一切活动将从人类文明的整体进程着眼，从全球观探讨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基础与目标，使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成为一种实在，而不是荒唐的空话。随之，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也必然发生改变，不再自私，而是以服务于整个人类的幸福为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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