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93年3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有《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

     齐鲁大地，是出圣人的地方。1911年，季羡林出生于山东清平，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红高粱饼子就腌咸菜，造就了一个世界级的大学人。他亲历了中国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及文化的兴衰荣辱。作为语言学家、翻译家和散文家，季羡林先生著作等身，所涉猎的领域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佛教史、吐火罗语、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东方文化等等，并在每一领域都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重大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在长达六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没有一流的天性、才情和精力，很难想象可以走完如此辉煌的学术道路。

    季羡林的这一学术经历，在学术界、教育界和文化界都堪称非凡，不是门外者所可轻易理论；而待我们细细寻觅那中间的每一步印迹细节时，又会发现其间蕴涵着的重要的人生启示。看似普通之人，何以能产生出非凡的思想呢？创造了非凡思想之人，何以更能保持那般的普通呢？

    “季羡林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而不是什么异常之处，或者什么‘传奇色彩’”，《季羡林先生》一书的作者张光璘在其结束语中有是说。的确，平常与非常、寻常与异常、平凡与非凡、普通与不普通，这样的矛盾性集中在季羡林先生身上。作为誉满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却没有一点架子，平和、宽厚、朴实，总是穿着一身洗旧了的卡其布中山装，以至于来报到的新生误把他当作老校工，让他代为照看行李。他温文尔雅，从不疾言厉色，表面上严肃得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

    季羡林的光芒，不是被群体地主观地赋予上去的，而是源于其个体的客观存在于心性、继而生发乎身形之外的。他说话声音低沉，略显嘶哑，句子也不多，面带着微笑，憨厚得像一个田间老圃，但你可以分明地感觉到，他在说真话、实话，而没有夸夸其谈、装腔作势。他说他喜欢这样的人：“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一再表示，自己从小“胸无大志”，至今也是“一个渺小的人”，并且常常被戴在他头上的一顶顶桂冠感到局促不安。在德国留学时，当他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胜利通过时，他的感受是“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而后来在他谈到当年留学的动机时，他却淡然地说为了“镀金”，回国后容易“抢到一只饭碗”，并没有其他冠冕堂皇的话。

    他如是说，也如是做。这种表里如一的真实性，出于责任感，所以既可爱、又可信。其人可信，其学亦然。他曾经说：“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这样的话，不是终日伪装者所能响亮地说出来的。他在理论上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而且实践着道德与品格的修养与再造。他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谅解并宽容“文革”中痛打和折磨过自己的人，并辨证地反省，如果没有“文革”，自己不跳出来反对那臭名昭著的“老佛爷”，如果当时没有成为“不可接触者”，那八卷本的《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他尊师重道，提携后学，有薪火相传的传统美德。他爱国，“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是一个执着的爱国者，他一生都盼望祖国繁荣富强。他激情地预言：“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在世界上首领风骚。”他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充满希望，对人类和万物大大同理想充满信心。

    在繁忙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之余，季羡林先生从事散文创作，以平实的语言来传授他的学术思想和人生态度。钟敬文先生曾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季先生的散文自备风格，质朴而不乏睿智，率真而不失典雅。他的回忆录《留德十年》，邓广铭先生认为应该列为大学生的必读书；而《牛棚杂忆》，则可作为我们民族反思历史的镜鉴，两部作品都具有重大的文学和历史价值。这样的大散文，似乎是与读者谈心，但因世事洞明，所以凸然平中见奇。“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篇必须吃人的大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看，如此入骨的辛辣，隐含在那朴实流畅的词句之中，令人拍案叫绝。

    独特的语言，每每出自于独特的思维。季羡林的散文，充满奇异的气息，那纯然来自于他的自策、自省、自觉与自信。永久之悔、寄人篱下、包办婚姻、辞亲去国……命运的转折，总给人留下磨灭不掉的烙印，然而一切似乎又那么合情合理。季老的面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个大眼袋，那里面装的是流不完的泪水。六岁时离开母亲，后来只有两次短暂的会面，上大学二年级时母亲遽然去世，此后数十年间，一想到母亲他就泪流不止，直到耄耋之年母亲仍依稀入梦，使他泪痕湿枕。他是一个多情的人，以平和博爱之心，真诚地待人对物，甚或“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自然而然，这是他的本能，而不是刻意所为。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里论述《论语》中孔子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态度时，说到：“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合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而自见于言外”。此语剀切之极！正是这种“乐其日用之常”，却因着其平常至极，便立即与大多数的、普通的、一般世人生活着的“平常”拉开了距离，显得极不平常起来，所谓超群拔俗正是此意。那是现实而又理想的、是浪漫天真的、是社会和自然的人的本态。惟其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累于心，克念至圣，于是，自然的真与美，不仅靠知，亟需以诚待之、笃而行之。与自然两情相悦，天机与真趣在平日的每一瞬间，都可以清亮地流淌，由近及远，由小观大，在齐物的观照中洞彻生存的真义。在散文《二月兰》里，季老写到：“二月兰一怒放，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只要有孔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光风霁月，这里面分明有禅的境界。小波斯猫毛毛忽然蹿上他的肩头，他的本能反应不是吃惊或者发火，而是一以贯之的慈祥，镜头中记录的他从容自在的表情，具体而微，印证了季羡林先生在突然袭击时犹可心静如水，其仁者之寿必然。

    我有缘多次见到季羡林先生，与他交谈之际，虽然他总是那么和蔼，但我面对他依然有些忐忑，是他的真实与朴实，使我自愧弗如。他生活那么淳朴、简单，夏天为了省电，如果没有客人就不用空调。由于名气太大，求见者众，如果遇到不对路子的客人，季先生便低下头来不语，此时秘书李玉洁女士就甘当“恶婆”，为其挡驾。岁数大了，季老仍特别注意生活的细节与礼数，一人关门在卫生间洗澡，李阿姨担心他在里面不安全，就在外面使劲敲门，可他坚持不开，直到自己慢慢穿好衣服。在他的晚年，有像李阿姨这样的热心助手周到的照顾，是季羡林先生的福气，更是中国文化的福分。时至今日，以医院为家的季羡林先生，依然白云舒卷，壮心未已。不挑食、不闲着、不嘀咕，是他的“三不原则”，自有大智慧在。人皆知有返璞与归真之说，做到不易。

崔自默到北京大学拜访季羡林先生